我与父亲成舍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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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成幼殊 1946年起在上海、香港、广州当外勤记者。1953年初参加中国外交工作直至离休，曾先后外驻于新德里、纽约、哥本哈根等地。出版第诗集《幸存的一粟》，《成幼殊短诗选》，在81岁高龄时诗集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我与中共地下党

我在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年加入学生组织“文汇团契”。

那时，大一的公共选修课后，同在一个课室的四年级男生刘先周来找我，谈了他和几位同学的筹组设想，邀请我参加。我马上就同意了。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很孤独，十几岁开始为了躲避战乱东迁西走，一直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

“文汇”名义上是教会学校里的宗教社团（团契”原意是基督教成员的小团体），其实参加的学生们接触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在悄悄传看斯诺的《西行漫记》。

作为地下学联的一员，我用“金沙”为笔名作词《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姐妹进行曲》在上海街头传唱，同时也带来了麻烦。

不久之后，同学蒋黎晓上了日伪搜索的黑名单。某个清晨，蒋黎晓来到我家躲避搜捕。下午，我假装去蒋家楼下的杂货铺买香烟，见到柜台里两个阴沉着脸的男子，多半是守候着的暗探。

回到家中，我帮蒋黎晓剪发，改变模样，趁天色将晚，送他逃离上海。我一把火烧了在日伪统治下可能获罪的纸纸片片，去母亲的朋友家避难。

“呵，火，烟，灰烬/不，那不是真正的摧毁，湮灭/烧吧，且猖狂地烧/仇恨的种子啊/在忍回的泪影下怒茁。”我在《火之祭》描绘的就是这一往事。

“文汇团契”后来发展到40多人，出版手阅本《溪流》，有同学先后离校去了新四军根据地。

1945年初，我原打算和伙伴们一起投奔新四军，但临行前，母亲不同意，把我反锁在家里。母亲当时担心的不仅是危险，她是怕我一走，从此没有这个女儿了。很多人一去根据地就改名了，音讯渺茫。

但到了5月，我还是瞒着母亲离家，去了新四军第七师，不过最后仍被派回上海，受命利用已有关系带领周围年轻人前往第七师。母亲见我还能回来，之后也不再阻拦。当我和伙伴们在家秘密集会时，母亲还帮他们做饭、打掩护。

 ▲效果图

1945年抗战胜利，我在圣约翰大学校友阮冠三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父母并不知道。由于父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时我的同学被捕，都是派我去。父亲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否认了。我母亲也没有告诉父亲我当新四军的经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在做记者，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先是在《新民晚报》，后来到了《自由论坛报》。《自由论坛报》与《大陆报》都是英文报纸，这两份在租界的报纸，主要是给外国人看。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很多的。身处当时的环境，就想要找一个出口，做些什么，那是类似信仰一样的情怀。一定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当时的进步学生都有这样的信念，觉得只有这样生活才会有意义。

后来，我离开了《自由论坛报》，也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以后，我一方面参加全国学联的活动，一方面继续做记者，在桂系李宗仁的《新生晚报》工作。当时很多进步人士都在香港，像夏衍等。那时，周总理让我们在香港创办《华商报》。

1948年以后，我和先生陈鲁直在香港一边做记者，一边从事地下党工作。我离开香港后，父亲来到了香港。广州解放了，组织派我们去创办《南方日报》。《华商报》的整个班子搬到广州，我担任政军文教组的组长。

在《南方日报》待到了1952年，然后被调到北京。1953年春天，我带着档案到了北京，去了外交部。

我与父亲29年的隔离

在我不到十岁时，父母离异，加之战乱流离，从此我和父亲便是聚少离多。

父亲在办《民生报》时与母亲离婚，他们当时达成协议，由父亲负责我们两姐妹的教育费用直到大学毕业。后来父亲再婚，并且有了思危弟弟和两个妹妹。   

1950年春，我从广州去香港，接回母亲和我的第一个孩子陈朋山。父亲来看望我们，并到火车站送行，最后一次抱了他不到一岁的孙女。我的母亲也就在这次与他诀别了。1975年，80岁的母亲在我的守护下于北京去世。

我与父亲的分离，完全是大时代的反映。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谈他的办报经历时曾说，他们报人是不幸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1940年代，是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夕。我们生在那个时代，就不由自主地要被卷入那个时代。

 ▲成思危

成思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因正当国家危亡时刻，故取名思危。思危12岁生日那天，自己走进父亲办公室要礼物，父亲挥笔写下“自强不息”四个大字给他。

在大陆，思危只认我这一个亲人。1951年，思危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在我的接应下，走过罗湖桥，回到大陆。思危那时才16岁，自己提着个小篮子就回国了，我在广州的《南方日报》接他，后来给他介绍到了香港的香岛中学。

成思危在香岛中学入了团，团组织让他回广州。那时候刚解放，需要干部，特别是懂广东话的干部。他到广州后，一直跟我联系。

 ▲成幼殊（左二）、成舍我（左三）、成思危（左四）1979年在美国。

阔别近30年后，1979年，在庆祝父亲82岁生日之际，我们父女在妹妹露茜的洛杉矶寓所重遇，抱头流泪，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 ：“可惜你母亲不在了。”这也是我在30年后第一次和妹妹嘉玲重逢，当时弟弟思危也在，他们的母亲萧宗让女士却已故去。

1983年，我偕夫婿和小女儿再赴洛杉矶，参加露茜的婚礼。父亲和嘉玲及继母韩镜良女士则自台湾前来。

父亲作为家长的英文贺词是他自己预备、当场讲述的。那时他身体虽好，视力已不济，每天还举着带灯光的放大镜翻阅许多中外文报刊，并收听中外文广播。

86岁高龄的父亲如此勤奋，令人看在眼里，印在心头，成为对我终身的激励。痛心和遗憾的是，这次的相见竟成永诀。他曾说过，要在大陆或台湾再次见面的。

在父亲周年祭时，我写下诗歌 ：“您去了另一个世界，父亲 / 不受老和病的纠缠 / 仍然是慈父和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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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幼殊 / 口述

周海滨（文史学者） / 整理 

图片 | 《同舟共进》、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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