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台前幕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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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缺席”

第一次升旗仪式

▨ 飘扬在联合国大厦前的五星红旗

联合国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的仪式极其特别，用《纽约时报》的说法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中国代表出席”。

1971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代表团离开北京，飞赴纽约。先遣组于11月8日先一步抵达纽约，次日将携带的五星红旗交给土耳其籍的联合国礼宾司司长锡南·科尔莱。

原来的设想是，待中国代表团到达后，选择适当的时间，举行隆重的仪式，由乔冠华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然而，这一设想并未实现。因为，五星红旗已于11月1日在联合国升起了。

原来，每星期一到星期六，都会按时升降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联合国大会于纽约时间10月25日晚间11时20分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10月26日就不再升起蒋介石集团的“青天白日旗”。从这天起，原来悬挂旗帜的旗杆空了整整6天。

由于事前没有准备，联合国秘书处没有五星红旗，便赶快要做一面跟其他130面会员国旗一样尺幅的五星红旗。但是，由于中美两国一直以来的隔绝，在偌大的一个纽约城，竟然寻找不到一面五星红旗。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专门的制旗店，于是立即定制了一面五星红旗。26日制作好旗后，却不知道应该挂在哪根旗杆上。

这面五星红旗是用尼龙绸做的，长1.8米，宽1.2米。长宽比例以及五颗星的颜色、大小和位置都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规定。

为什么不等中国代表团到达以后再升旗呢？这是因为只有新会员国初次升旗时才由该国代表参加并举行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新会员国。原应在10月26日升起五星红旗，由于上述原因，已经延误了将近一个星期，不能再晚了。

11月1日上午8时（格林尼治时间13时），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举行了升旗仪式。12名身穿蓝色制服的联合国卫兵，带着131个会员国卷着的国旗，从白色的联合国大厦走出来，他们从广场按英文字母次序排列的一排旗杆顺次升旗。

上午8时过后几分钟，两位担任升旗员的美国黑人——24岁的威拉德·博迪和28岁的乔治·鲍德温，到达第二十三根旗杆旁，将那面匆忙制作的象征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于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纽约上空。

铅灰色的天空下着毛毛雨，约有30名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及联合国职员远远观看。因是例行升旗，所以没有联合国负责的官员在场。

美国报纸报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11月1日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标志着联合国迈入了新时期。

大国总理

友善大度的举动

使日本外交官深受感动

▨ 北京机场上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1971年，中国政府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代表团作为中国正式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临行的那天，北京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国驻华大使及使馆官员云集机场，形成了长长的欢送队列。

然而，此时此刻，对日本的外交官来说却是特别难堪的一刻。日本曾经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可其历史欠账不但没有偿还，而且还百般阻挠中国在联合国争取合法席位。最终，日本方面不得不接受中国又一次胜利的事实。

这一天，日本代表安田和屿仓名生也出现在欢送的队伍中。可是，他们表现得很不自然，两人只在贵宾休息室外面转来转去，直到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力邀他们进去，他们才进了贵宾休息室。

出于友好的外交礼仪，中国代表团成员走到各驻华使节和外交使团跟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周恩来作为欢送者走在代表团的后面，不时地向各国外交官招手致意，以表谢意。安田和屿仓名生尴尬地站在人群后排鼓掌。    

中国代表团成员走了过去。然而，走在后面的周恩来瞥见送行队伍中站在后排的两位日本外交官的时候，立即隔着前排人群的肩头伸过手去，与他们亲切地握手。大国总理这一亲和的举动，顿时使得这两位日本外交官深受感动。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曾无数次地向别人伸出温暖和友善的手。他的友好与大度为他赢得了别国官员的信任和尊敬，甚至包括那些对中国不友善的国家和官员。

1976年，周恩来与世长辞，联合国曾经做出惊人之举——第一次破例为其降半旗志哀，这在当时的联合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起蹊跷的投毒案件

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期间，中国还派出了以黄华大使为首席代表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 。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代表团包租了位于纽约曼哈顿44街的罗斯福旅馆14层楼的全部70个房间，将此作为代表团的总部驻地，由纽约市警方负责保卫任务，3名纽约武装警察24小时在14层电梯口值班。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个房间。为了防止窃照，他们将梳妆镜全部用床单布遮蔽上；为了防止窃听，凡是机密的事都用笔写后进行传阅。

1971年圣诞节之前，乔冠华团长率代表团部分人员返回北京，黄华等40余人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留守纽约。14层楼的客房空了一半，留守者仍没有退租，只等新房布置妥当以后，全部撤离旅馆。

谁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代表团成员全部聚集在楼厅里看电影，放电影的是代表团最年轻的王锡昌。

放完电影之后，王锡昌就回房睡觉了。第二天上午公勤人员学习外语，唯一缺席的是王锡昌。中午吃饭的时间快到了，办公室的同志不得不去敲他的房门，可是，敲了许久，房间里也没有一点回应。

大家顿时感觉事情不妙，急忙找来旅馆的钥匙去开门，结果发现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经检查，发现王锡昌全身无任何伤痕或血迹。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立即向纽约警方报了案，经中方同意，警方指定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死者脏器的任何部分均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黄华大使立即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态度坚决地要求美方对此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并且一定要严惩肇事凶手。

美方将此事报告了美国国务院，并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详细调查。

法医对尸体作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死者血液中有尼古丁成分，这是一种无色的剧毒物质。同时，在检查了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以后，发现在暖瓶的剩水里有同样的尼古丁物质。事实说明，这是一桩蓄意谋杀案。凶手将剧毒的尼古丁溶液，灌在了王锡昌饮水的暖瓶里，王锡昌饮水之后，中毒猝死。

那么，凶手是怎么潜入现场作案的呢？代表团的电梯口昼夜均有警察值班看守。在此期间，警察并没有发现陌生人闯入代表团驻地。但是，对环境作进一步的调查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门口是一个货梯，无人看守，王锡昌在放电影期间，房门是开着的。凶手显然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看电影时，乘虚从货梯上楼，进入王锡昌住房下了毒手……

1972年2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购买了位于曼哈顿66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代表团搬进大楼以后，吸取教训、慎重行事，对内部进行了彻底的检查，门口装上了铜制的大门，门外有纽约警察驻守，门内有代表团人员日夜值班看守。

由于提高了警惕性，防范措施都尽可能做到最好，从此，代表团在纽约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安全问题。

— END —

文 | 《党史纵览》2011年10期

作者 | 姚远

图 | 来自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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