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在日内瓦从事人权外交的回忆

 

作者简介    

范国祥 历任外交部国际司副科长，驻瑞士大使馆二等秘书，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处长，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和裁军事务大使。

从1989年起，根据国内的安排，我不再担任裁军大使，转而在日内瓦担任主管人权事务的大使和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兼任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的人权专家。

据我多年的工作体会，人权问题是统治者对人民权利的压制和人民反抗的结果。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以来，便有权力和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国内如此，国际上更是如此，人权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从来没有什么“天赋人权”。

▧ 1987年5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图源：《中国与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一次访问日内瓦时，美国大使邀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使参加欢迎宴会。在宴会上，我讲：“中国有个《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不同意，人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权来自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权怎么可能一个标准呢？”德奎利亚尔点头说是。用讲笑话的方式阐明我国观点，不怕挑起争论，反而使各国更尊重中国大使。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

长期以来，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互指责，是人权委员会的主要斗争。我国本可提出审查美国人权的方案，“对着干”，因实际上通不过，便作罢。

1989年美国联合西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不明真相的发展中国家共20余国的空前强大的联合提案，要求谴责中国的人权。西方国家的策略是以西藏问题为突破口，着重强调西藏人民传统的宗教、文化不容侵犯。当然它们也很精明，为争取多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法国代表、欧洲人权组织发言人、法国密特朗总统夫人在会上大肆攻击中国政府侵犯西藏宗教、文化。我立即发言痛斥，并紧急发电报，请国内转发我驻法大使，向一直对华友好的密特朗总统做工作。中国代表团向西方集团、拉美集团、非洲集团、亚洲集团成员分别宣讲了中国的立场。

后来，中国政府还派高级官员去有关国家，争取他们投美国反华提案的反对票。我还利用人权委员会议事规则，进行反复、迂回的斗争。结果，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美国反华提案。会后，法国大使私下对我讲，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大的国际政治力量。李鹏总理在当时举行的全国人大会上报告人权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引起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

▧ 1982年，作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临时代办，向澳大利亚图书馆馆长赠送有关孙中山的书籍。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对于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的人权专家，国内了解的人不多，我着重介绍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审议有公开讨论和秘密审查两种。人权专家的审议均秘密进行。各国都积极争取派出人权专家。通过多年努力，我国在亚洲地区争得多数票使我当选。

人权专家权力很大，可通过1503程序，审议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所谓1503程序，是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1503号决定：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均可向联合国秘书处控告任何国家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即所谓“自由民告官”。

按理说，这是社会一大进步，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却成为相互指责的新途径。联合国秘书处将收到的文电交给人权专家审议，以示公允。表面上，人权专家一旦上任，便与本国政府脱离关系，不代表任何国家。实际上，人权专家脱离不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不少人权专家就是现任大使。

这里，我先讲讲与美国大使和美人权专家的特殊关系。政治上，我们相互是重要斗争对象，是对立的；具体接触中，我们是朋友，相互宴请，交谈许多在会场中不便讲的事情。经国内批准，我可用专家的私人身份接触他们，甚至可与美人权专家共同提出联合议案（人权会上每年通过的各国提案，多是例行公事）。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有益的，符合中美两国既斗争又适当合作的复杂情况。

▧ 1983年6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年会。图源：《中国与联合国》

有一次，去拜会在我之前到日内瓦任职的美国人权大使，是礼节性的拜会。美代表团有前后两扇大门，我到达以后，车辆先进头扇大门，第二扇大门却不打开，将我的汽车夹在中间。

美安全人员用扫描仪在汽车下面扫来扫去，确认无危险物后才放行。我到了办公楼前，无人迎接。进了楼，美安全人员用密码打开办公室，我才看到美国大使坐在椅子上，未站起来，仅伸手示意让我坐。我知道，他这是耍威风，对我搞下马威！

我也不示弱，翘着二郎腿，神神气气的样子，洋洋洒洒地介绍自己的简历，讲在中国接待了哪些美国重要议员团，包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领袖，议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等等。美大使态度一下变了，赶快把座位移到我身边，说中国大使真了不起，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远没有这样多。

后来，他到中国回访时，我并未报复，而是按国际礼节在大门迎送，请他喝中国茶、品尝有中国特色的点心。此后，美国大使常邀我参加只有四五人参加的小型午宴，大家随便谈。

美国大使当时年已70多岁，与一个30多岁的意大利籍女国际职员结婚，在住处举行婚礼，我和夫人送他们一块上等的绸料作为贺礼。

还有一次，我应邀参加美国国庆宴会。席间，由美国童子军表演，敲敲打打，不断变化队形，很是热闹。不过，仅有三明治和可乐招待，美国大使并不觉得寒酸，认为理应如此，不要花费太多。

▧ 1996年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吴建民（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要求发言。在本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西方国家反华议案提出的“不采取行动”（不予审议或表决）的动议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图源：《中国与联合国》

我与美国人权专家也逐渐熟稔起来，轮流便宴，事先透露自己对人权会议的看法和对他国专家的估计，有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有一次，美国人权专家按轮流原则担任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在会场看到由西方把持的“非政府组织”散发攻击中国政府的资料。按人权会议规定，这是不能允许的。我马上告诉美国人权专家，他立即要求秘书处工作人员没收那些资料。

按照1503程序组成的五人专家小组（每个地区推选一人），中国、俄国、古巴人权专家相互支持比较多，美、法专家相对孤立。

一次，美国政府因军事基地演习使平民受伤，受到指控。古巴、俄国、法国人权专家均表示应予谴责。我最后发言，讲军事演习使平民受伤，是坏事，但美国政府愿赔偿，表示悔过，我将投弃权票。这种“又拉又打”的态度，使美国专家哭笑不得。会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称如果小组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政府（有我一票弃权则通不过），他回国难以交代。

我与英国人权专家原无私下交往。有一次，美国提出了一个涉及英国印度洋重要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岛的提案，英国人权专家坚决反对。正愁无人支持时，我主动支持他，并帮助说服其他人权专家也支持，结果否决了美国的提案。一向对中国怒目相对的英国人权专家，主动向我表示感谢。此后，他常与我磋商。

▧ 2001年8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人权小组委员会专家合影，后排右四是本文作者。

我在日内瓦工作多年，不管是担任裁军大使，还是担任人权大使兼人权专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外交部领导的肯定。

今天回顾，我对外交谈判有几点体会，在当时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能以后也还有些启发意义：

第一，谈判代表一定要能言善辩。无论是裁军谈判会议还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小范围内部磋商，相当程度上都决定着最后的结果，代表们面对面短兵相接，是了解各方观点的好办法，也是考验一名代表真才实学的好途径。

有的中小国家，如瑞典、澳大利亚、古巴等虽然实力不强，但其代表在会上能言善辩，也能起到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国立场对立僵持时，能干的中小国家代表能起很大的作用。我国原来受传统的苏联莫洛托夫方式——“不讲是金，少讲是银，多讲是废铜铁”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行不通。参加国际磋商就是要会唇枪舌剑，就是要“勾心斗角”。

第二，语言要讲究分寸，恰当使用，尽可能留有余地。如讲“奉国内指示”，则表示没有磋商余地，大家不轻易使用。我学习使用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如“我暂时有以下意见”、“我对某位代表发言的某个观点有保留”，改变了以往我们或不发言，或一讲一大篇的做法。

第三，外交谈判既要有原则性，又要很灵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这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的。多年的外交实践还使我认识到，要在本国实力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做适当妥协，不做任何妥协，简单硬碰硬是行不通的，也对我国不利。

-End-

文字 | 《百年潮》 

作者 | 范国祥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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