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中古关系中的一段插曲

 

作者简介    

徐贻聪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等书。

1967年2月的一天深夜12点，时任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由其外交部长陪同，紧急约见我国驻古巴使馆临时代办李善一，就“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不愉快事情”向中方表示歉意，并称古巴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由于使馆事前未得到过任何通报，李善一同志被这种总统单独召见、外长在旁亲作记录的场面弄得一头“雾水”，只能简单表示“将尽快向政府报告”。

说起来，这件事情还是因我而起并最终由我参与解决的。

此前几天，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过中国红卫兵的“红场事件”。为了表示对红卫兵的声援，北京各界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也通知其各个部门组织人员前往参加。

我是于1963年4月被派往古巴驻华使馆担任中文秘书工作的，是该馆的主要西班牙文翻译，同时还是使馆中国雇员的工会负责人。平时，我与使馆中外双方的人员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几乎没有发生过矛盾。接到服务局关于组织人员参加游行的通知后，我立即进行了安排，并请古馆有关负责人给以协助。

当我去使馆的一位随员家催请在那里工作的女工时，该随员不仅不放她走，还举起拳头向我示威。我感到很为奇怪，就挺起胸膛迎了上去，并指着胸口对他说：“要打就往这儿打！”当然，他没有敢打我。我们也没有同他纠缠，很快离开了那里去参加游行。

次日，我向使馆的有关负责人说明了此事，要求对方道歉，并能确保中国职工的政治权利。那位随员向我道了歉，并说当时是因为孩子发烧而态度不好，请我原谅。我以为此事已经解决了，就没有再把它搁在心上。

谁知过了没有两天，使馆突然通知我，要求把原作为中国职工休息的房间腾出来，将我和另外3位中文秘书（西班牙文翻译夏文钺和英文翻译徐人龙、张希林）的办公桌搬到那里去。我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并告诉对方我们是使馆的雇员，在这些问题上愿意听从使馆的安排，即便包括取消中国职工多年来一直就有的休息室。

搬到只剩下电话机时，我问他是不是要找电话局的人来移机，他回答说不需要，并强调要打电话或接电话仍然到原来的屋里来。此时此刻，我稍微明白了他的意思，并告诉他说：“全世界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他再次问我是不是不愿意这样使用电话？我明确地回答他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这样根本无法工作。”听到我的回答后，他说他只能将我的态度报告给大使。我表示，那就悉听尊便了。

他走后没过5分钟，便从楼上跑了下来，以一种气急败坏的腔调对我说：“大使决定立即解雇你，请你马上离开使馆！”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我是你们的雇员，你们有权利聘用我或者解雇我，按照合同，我应该有在接到解雇通知后继续工作一个月的权利。但既然你们大使要我马上走，我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赖在这里。”好在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收拾，说完话后就转身离开了使馆。

当天上午，我将前后情况向服务局的领导作了报告，他们对我不卑不亢的态度给予了肯定，但因事藏政治背景，应向外交部请示处理办法。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代表使馆方方面面职工的7名同志直接向皮诺·桑托斯大使提出了要求。桑托斯在问明了每个人的身份后，竟然决定将所有中国职工全部解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使馆。当时，服务局安排我在局里与使馆职工保持联系，磋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听到桑托斯大使的这个决定后，我下意识地猜想到使馆有可能采取强硬手段驱赶中国职工。我一方面要求中国同志坚守住岗位，另一方面请新华社摄影部派人到使馆附近观察形势。

没有想到，我的猜想竟然得到了证实。下午3时许，古巴驻华使馆的人员开始了强行驱赶中国人的行动，形成了外国人强拉、中国人不从的混乱局面。其间，还出现了个别古巴外交官显露小型武器的动作。古巴使馆的人员没有想到会有人拍照，因而未敢过于造次，只能听任被拖到大门外的中国人重新进入使馆，并草草收兵。到了正常下班的时候，中国职工如常离馆回家。

我还估计到，中国职工第二天再进入使馆上班就比较难了，但是必须照常前往，以免给对方任何口实。根据我的意见，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中国职工于次日准时到了使馆门前，并按响门铃要求进门上班。但是使馆大门紧闭，无人搭理。当时，经常有红卫兵在使馆区游行，见此情景便问是否需要支持。职工们在电话里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事情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

可能是因为没有了中国人的协助，古巴驻华使馆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天气冷，无人给他们烧锅炉，也没有人为他们做饭，日子异常难过。因此，使馆不得不在事发约一周后向其国内作了报告。随后几天，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场面。

▧ 徐贻聪陪同加西亚临时代办参观江西南昌

3月初，古巴驻华使馆通知外交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局，说其国内即将派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前古巴驻越南大使加西亚作为政务参赞前来北京，并将由他“带领”大使拜访中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请求中方在某些问题上的谅解。

加西亚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拜访了服务局的领导，就在使馆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表示道歉，请服务局尽快安排我返回古巴驻华使馆工作，并让其他所有中国同志回到各自原有的工作岗位。

3天后，桑托斯大使以“休假”名义回国，实际上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任职。在与他的见面会上，我代表全体中国职工祝他旅途愉快，并告诉他我们将全力协助新任临时代办的工作，请他放心。

至此，中古关系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圆满结束。但是，在30多年后，这个插曲却又有了新的、另外意义上的续曲，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1993年9月，我以我国驻古巴大使的身份到达哈瓦那。在进行了必要的到任拜访和礼仪活动后，我首先想做的事情之一是找机会见见老朋友。

在古巴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我找到了基本上退休闲赋在家的桑托斯大使、加西亚司长，还找到了相当一部分在华担任过外交官的老相识，包括那些与我闹过不愉快事情的人。我不仅分别走访了他们，对他们以礼相待，还在使馆为他们举行过几次电影招待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古巴外交部的人对我的开朗大度、不计前嫌之举大为赞赏，还多次主动在使团中广为宣传。

▧ 1971 年4 月周恩来总理接见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

加西亚于接替桑托斯后在北京担任了4年多的参赞职务，直到1971年中才离开中国。其间，我有机会受外交部的委托多次陪同他在国内访问，到过韶山、井冈山、延安及上海、杭州、海南、东北等地，还协同陶大钊同志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他对井冈山陈列馆将“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的批评，因而与他的友谊更深些。

在我去拜访他时，他曾详细告诉我当年是如何受命前往北京的：当时，他在与外交部的许多干部一道在砍甘蔗，突然有人让他立即返回首都，有要事相托，此时已有汽车在等着他，他都未来得及洗手便被拉上了车。返抵外交部时，立即有人将一张机票交给了他，让他回家简单收拾一下即行上路，有关指示将通过电报发到途经的驻柏林使馆，由他们转告。

加西亚笑着告诉我，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重大而特殊的使命，匆匆地离开了哈瓦那。到了柏林、看到了电报，才知道要去北京干什么。不过，他对于能有机会到北京常驻确实感到高兴和荣幸。

我在古巴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和这些老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得到了他们的许多帮助。可以说，由于双方处理得都比较得当，这个不很愉快的小插曲并未对双边关系产生什么太大、太多的负面影响。

我对此感到庆幸。

-End-

文字 | 《结缘拉丁美洲》 

作者 | 徐贻聪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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