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外交官也不怕“马革裹尸还 ”

作者简介

高锋 曾任中国驻瑞典、塞尔维亚和黑山和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战争时期有牺牲，和平时期也会有牺牲。中国外交官也敢于“马革裹尸还”。

1988年春天，国内决定西欧地区调研会议在瑞典召开，为此，大使召开全馆大会，进行了全馆总动员。

会后我组织人对使馆住房进行了全面调查，组织人对能够用于会议的房间进行了彻底清扫，配备了家具，安装了电话，随后使馆进行了大扫除。经过三个星期的艰苦劳动，使馆为西欧地区28个使馆馆长和10个国内来宾提供了住房、饮食、交通和会务等服务，保证了西欧调研会议的顺利进行，这可是件史无前例的大事。

筹备期间办公室主任告病，这也加重了我的工作负担。中间他跑来要求参加工作，我伸手摸摸他的额头，感到还有些烫手，就让他回去继续休息。我说：“你快些好起来就是对会议的很大支持。”

会议结束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当即离开了使馆。最后剩下两个大使，他夫妻在欧洲两个邻国担任馆长，平日不能见面，就多留了一晚。

与会代表们对使馆的安排和服务都很满意，图中右一是部长助理马灿荣。（作者供图）

去看急诊

我去机场送走他们后，想起办公室主任还在生病，就直接到他家探望。他爱人把我迎进内室，我摸了下病人的额头，发现高烧不退。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屁股疼痛。我掀开被子，发现他屁股上有一个硬块，摸上去有些烫手。我感觉奇怪，一问才得知是他爱人打针造成的。

这个女人在部队医院当过司药，虽然不懂医术，胆子却不小，竟然不换针头，在同一个地方连续注射了几种不同的药，说是要他快点好起来，没想到造成了药物中毒，高烧不退。我一看情况不妙，当即决定送他去医院。他不能行走，我就架起他，开车把他送进了瑞典最大医院。急诊大夫看过后，要求他住院治疗。我帮他办好住院手续后回到使馆，我报告了大使，他对我的处置表示满意。

罕见的癌症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开车出去钓鱼。连续一个多月的奋战，我的身体进行了超常发挥。现在会议结束了，我仍然感觉头脑发木，浑身酸痛。我在小河旁钓上几条小鱼，暂时忘记了身体的疲劳。

正在这时，手机响了，我接通电话后，对方说，他是医院主治大夫，刚接受了一个中国使馆的病人，不知他有无医疗保险。我一听是医院来的电话，立刻来了精神。我说病人是中国使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对他做了全面的保险，医疗费用由使馆负责，请医院放心。我向医生询问他的情况如何？得了什么病？医生说，据查他得的是血癌，还是一种罕见的血癌。问他最近是否去过非洲？家族中有无人得过这类疾病？医生的话像一声巨雷，震得我浑身发冷。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才三十八岁，怎么就得了癌症，而且是罕见的癌症！

电话里又传来了大夫的声音：“你在听吗？我刚才在问他去过非洲吗？家族里有人得过这类疾病吗？”我说：“没有，他来使馆前一直在中国居住，家族中也没人得过癌症。请医院对他进行全力抢救，全部费用由使馆负责。我下午就去医院，就有关事项与你们进行商讨。”挂断电话后，我把鱼往水里一扔，就开车回馆，把医院来电情况向大使和干部司做了汇报。

下午大夫将检查和化验情况向我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目前病人高烧不退，可能是打入病人体内的药物互不兼容，造成了中毒和感染。医院建议立即注射抗生素，使其退烧，以为癌症化疗打下基础。我对医生的诊断和处理表示赞同并说：“请医院使用一切必要的药物和手段来挽救病人的生命，使馆将负责支付所有费用。”

之后我向病人做了简要介绍，我说：“你爱人打针时处理不当，造成了针口感染，高烧不退。现在医院正在进行紧急治疗，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医院使用最好的药物，你只要加以配合就会很快好起来。”我对他谈话时省去了“癌症”二字， 以免引起他的恐慌。

回馆后，我立刻向国内报告最新情况，国内回电表示同意使馆意见，指示一定要全力抢救。

病情恶化

医院对病人注射大剂量特种抗生素后，他的病情迅速好转。两天后我去医院时，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幸亏你及时送我入院，才使癌症与我擦肩而过。”我说“什么癌症？不过是伤口感染而已”。他说：“参赞，你不用瞒我，瑞典大夫对我说了，是白血病，是一种罕见的血癌。”我知道瑞典规定，医生不能向病人隐瞒病情，只好说：“什么罕见的血癌，这不挺好治吗？你现在脸色比我都好，比我更健康！”确实，他当时情况很好。

特种抗生素，在国内只有极少数高干才能使用，在这个青年人身上发挥了惊人的效力。瑞典主治大夫对我说，药物在病人身上产生了可喜的效果，年轻人抵抗力强，也许他的生命还可以挽救。正在大夫计划下一步化疗时，两天后他的病情突然发生了逆转，高烧再起，大夫只好放弃化疗安排。他对我实话实说，由于病情急剧恶化，病人治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如果使馆同意，医院可以再次使用抗生素，为安排他的后事争取几天时间，请使馆考虑并做好最坏的打算。我明白医院已经无能为力，就同意待病人情况稳定后立即送他回国治疗。

马革裹尸还

我当即向国内报告了病情发展和医院建议，使馆同事们闻讯后自动地组成护理小组，轮流来医院看护病人。病人家属也把她了解的一些治疗案例报告医院，希望大夫再做新的努力。

两天后国内决定派出医疗小组，由北京人民医院教授带队来瑞典接人回国治疗。大使当即与国航驻斯德哥尔摩办事处联系，寻求他们的帮助。国航同意在头等舱腾出地方供国内专家和病人使用。国内专家与瑞典医生接触后，认为对方处置正确。目前只能稳定病情、尽快回国。我立即与医院商量，他们同意全力配合，把病情稳定下来，让病人尽快出院。瑞典外交部和机场也十分配合，同意急救车把病人送达机场后，免除一切检查，用升降机直接把担架送上飞机。我反复考虑了各个部门的计划，并进行了最后协调。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医院为病人办理了出院手续，从而启动了病人回国的进程。我眼看着医务人员把病人送上担架，抬上救护车，目睹救护车绝尘而去，我心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我走进汽车，欲哭无泪，眼前不断闪过小闫在使馆工作的片段。我一个人呆坐了好久，脑子才慢慢回到了现实，开车缓缓地回到了使馆。

珍惜生命

飞机抵达北京后，医院救护车把他直接送入北京人民医院，十多天后，他去世了。后来我得知，他在地方外办工作时结过婚，还有个孩子。但两人感情不和，他提出离婚后，女方坚决不同意。双方冷战了十年之久，最后终于离了，但长期感情上的纠葛与折磨在他身上播下了癌症的种子。他与这个年轻的司药结婚后不久借调到外交部，来使馆担任办公室主任。这次生病，开始以为是感冒，就和使馆其他人一样，吃自带的药。吃药不见效，就自己打针。为了好得快些，他爱人就在同一个地方，不换针头，连续打进了几种不同的药，这些药物互不相融，造成体内癌细胞恶性发展。我把他送到医院时，他的癌症已经进入晚期。

小阎去世前在这里渡过了最后的日子。（作者供图）

当时使馆人员忙于会务接待工作，他自己会开车，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去看病呢？这与当时的使馆制度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以前吃大锅饭时，馆员看病开支全部报销。有些人就大病小病地跑医院，还要使馆出翻译和司机，给使馆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1994年使馆实行医疗改革后，馆员每年医疗开支200美元以内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200美元部分才分段报销。这就使得绝大多数馆员生病后不去医院，而吃自己带的药，一些重病、大病错过了治疗最佳时机。小阎的癌症发现的太晚了，尽管国内外医生，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未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

我亲眼目睹一个38岁的外交官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心里痛苦万分，真切地感觉到人的生命是这么宝贵，却又这么脆弱。我们活着的人真应该好好珍惜每一天。

— END —

作者 | 高锋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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