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离任前的紧张一幕

 

作者简介    

程瑞声 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中国驻缅甸、印度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不丹没有电视，我们所住的不丹宾馆虽给房间配备了一台小收音机，但由于访问日程排得很满，也没有时间去寻找电台收听广播，因此有点与世隔绝了。

1994年9月26日上午，从不丹回抵新德里后，才从印度报纸了解到，近日印度古贾拉特邦苏拉特市爆发了鼠疫，几十万人逃离该市，鼠疫继续蔓延。9月28日，印度报纸报道，德里近日也发生了多起鼠疫病例。

就在这时，国内通知我于11月中旬离任回国，并提名裴远颖同志为新任驻印度大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站好最后一班岗，处理好中印友好来往以及使馆对外活动和内部工作，保证使馆同志们的健康，成为我离任前的主要任务。

△ 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夫妇（右二、右三）参加驻印使馆国庆招待会。

鼠疫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在当今世界上已很少出现。如一旦出现，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慌。印度群众和报界就十分恐慌，把一些感冒病人也作为鼠疫嫌疑者统计报道，草木皆兵，使疫情有很大水分。例如印度报纸报道，德里鼠疫曾达到千多病例，但最后确诊的只有几十例，而且多数是从疫区来到德里的人。

由于鼠疫在世界上已很少，鼠疫病毒不具备抗药性，在治疗时，及时口服四环素等抗生素就很有效。在一次招待会上，英国大使见到我，就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板四环素片给我看，表示他如有症状，立即服用。

尽管如此，我馆仍有不少人陷入恐慌，经同使馆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立即向国内建议派一个医疗小组到使馆坐镇。国内同意使馆建议，派出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鼠疫室主任俞东征大夫为首的四人医疗小组于10月13日到达德里。实际上，由于我馆无人感染，医疗小组也没有治疗任务，但在稳定馆员情绪上却有重要的作用。在疫情解除后，医疗小组在回国前又为使馆人员普遍进行了一次体检，倒查出个别同志的一些慢性病。

△ 作者与纳拉亚南副总统（左）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交谈。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中印两国代表团互访问题，特别是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已确定在同年10月访问中国，究竟是否推迟，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纳拉亚南是1994年印方访华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访问对推动中印关系有重要作用。纳拉亚南在1976年中印关系恢复正常时出任驻华大使，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又是中国的老朋友。

纳拉亚南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在纳拉亚南任驻华大使时，我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常有机会出席他和夫人的小型宴会。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待人诚恳。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他和我一样，也曾在缅甸工作过，担任过印度驻缅甸使馆的一秘，对缅甸情况很熟悉。我们常就缅甸情况交换意见。

他的夫人乌莎是缅甸人，性格活泼，也会缅甸语，于是我和乌莎常用缅甸语交谈。纳拉亚南幽默地说，缅甸语对他来说，就像“密码”一样，无法破解。后来我到印度工作，才得知纳拉亚南的恋爱经过。原来，印度的外交官一般是不允许同外国人结婚的，但纳拉亚南埋头苦干，才智出众，深得当时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的赏识，就亲自批准了他和乌莎的婚事。

我担任驻印大使后，在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度会见国大党人士时，又见到了纳拉亚南。这时他已进入政界，成为国大党议员。不久他和夫人为我和李路举行了亲切友好的欢迎宴会。我和李路也不止一次在大使官邸为纳拉亚南夫妇举行过小型宴会。1992年纳拉亚南担任副总统后，仍打破礼宾惯例，和夫人一起出席我和李路的小型宴会。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对纳拉亚南能否如期访华，是非常重视的，反复进行了考虑和研究。

当时世界各国针对印度鼠疫采取了不同的防范措施，宽严有所不同。中国是印度的邻国，又是人口大国，采取的措施是较严的，对印度访华的人员在到达机场后都要隔离六天。印方对此意见较大。

至于同印度的人员互访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访印后表示，各国同印度仍可进行人员互访，只需回避苏拉特疫区。因此，印度派往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一般都如期成行。

正当我们等待国内关于纳拉亚南副总统访华问题的指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终于表了态，表示对纳拉亚南是否如期访华正在研究。我们分析，国内正在研究对此事的对策，使馆应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当即向国内报告，通过对印度疫情进行客观的分析，认为其有关数字不大可靠，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且正在缓解，建议同意纳拉亚南如期访华。国内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10月21日晨，我和李路到机场为纳拉亚南夫妇一行送行后，为他们如期实现访华感到高兴。然而从机场回来后不久，又从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得到使我们十分惊讶的消息：纳拉亚南夫妇一行所乘波音747专机于晨6时起飞后，因起落架的门关不上而迫降返回德里。于是我急忙向印度外交部打电话探询有关情况。中午12时半，纳拉亚南夫妇一行换乘另一架从孟买调来的专机得以起飞。当我们得到他们当晚抵达北京的消息后，才放了心。纳拉亚南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

△ 作者夫妇为印副总统纳拉亚南夫妇（右二、右三）举行小型宴会。

纳拉亚南夫妇访华归来后，破例为我和李路举行了欢送宴会，在我们临行前又再次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官邸喝茶。陪同他们访华的女儿和只有6岁的外孙女也都出来见面，气氛亲切友好。外孙女已学会几句中国话，十分可爱，还把她画的图画送给我们。我说，他们的外孙女是访华的印度客人中年龄最小的，将来一定会为中印友好作出贡献。

11月21日和24日，我先后向印度总统夏尔马和总理拉奥辞行。他们都赞扬了我为中印关系所做的工作。拉奥表示，中印关系已趋稳定，两国合作扩展到各个领域，他为此感到高兴。除印度外事秘书斯里尼瓦森夫妇为我们举行欢送宴会外，印度联邦院副议长赫帕杜拉女士也为我们举行了欢送招待会。

11月24日晚，我和李路在使馆大厅举行告别招待会，来宾超过预计，多达300多人，整个大厅爆满。印度官方有三位部长出席了招待会。由于我任期内，每年春节都举行一次新春舞会，在招待会上，很多客人要求和我们跳舞，使这次招待会成为又一次舞会。

△ 参加印中协会为作者离任举行的欢送大会。右一为前总理钱德拉·谢卡尔，左二为老潘特，左一为李路，右二为作者。

在离开新德里前夕，出现了欢送我们的高潮。11月25日下午5时30分，我和李路到一家饭店参加印度国际团结基金组织召开的友好集会，接受该组织给我颁发的“1993年大使奖”。前总统扎尔·辛格参加了集会，向我颁发了铜牌和奖状。扎尔·辛格和其他友好人士讲了话，热烈赞扬中印关系的发展和我所做的工作，我也讲话表示感谢。

集会后，我们又行车一个多小时到达郊区一所中学，参加印中协会德里分会为欢送我们举行的群众集会。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到达时受到千多群众的夹道欢迎，学生军乐队奏乐，气氛非常热烈。前总理钱德拉·谢卡尔、印中协会主席潘特等出席并讲话，我也讲了话。这真是一个难忘的友好之夜。

1994年11月26日，我和李路圆满结束了在印度的使命，离开新德里回国。印度的壮丽河山、印度的古老文明、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从此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

回国之后，每当新年之际，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夫妇和其他一些印度朋友都给我们寄来贺年片，使我们回想起在印度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感觉到友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常青的，也是最珍贵的。

-End-

图文 | 《睦邻外交四十年》 

作者 | 程瑞声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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