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挚的友情——周恩来与黄琪翔

黄琪翔和周恩来同志相识很早，从抗日战争前夕开始，彼此经常往来。黄琪翔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周恩来的影响，从而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 抗战时期的交往★

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福建人民政府”瓦解以后，黄琪翔流亡德国。有一天，忽然接到陈诚给他的一封电报：“现在国内正进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希望能迅速回国，共同抗战。”黄琪翔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到来，决心回国，准备参加抗战。

黄琪翔经香港抵达上海时，正值西安事变发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周恩来亲赴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妥善处理，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黄琪翔对此深为佩服，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光远大，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为重，这种对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感人至深。

1937年春末，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重要领导人由延安来到南京，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其他高级人员谈判，商讨团结抗战的决策。在此期间，黄琪翔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经常来往，就联合抗战、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交换意见。黄琪翔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很大鼓励，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

一次，周恩来同志来访时，黄琪翔约了国民党的张群一起来谈，并在家里吃了饭，然后还在庭院里合影留念。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负责人在南京市上海路五台山黄宅庭院合影。图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叶剑英、张群。

1937年，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失守，华北、东南沿海大都被日军占领。迫于当时形势，国民党当局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政治部。为了表示团结抗战，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亦接受国民党的邀请，派周恩来为副部长，并邀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外，还邀请各方面知名人士任政治部设计委员。

表面上看，政治部邀请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但蒋介石派国民党CC系首脑之一的张厉生为秘书长，蓝衣社头目贺衷寒为第一厅长，特务头子康泽为第二厅长，实际上政治部的大权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黄琪翔对周恩来同志非常尊重，私人感情很好。他对任政治部设计委员的共产党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作上也给予方便。他指示总务厅出纳科员每月一定要把周副部长和邓颖超委员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工资登门送去。

这年夏天，汉口的天气极其酷热，夜里难以成眠。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已迁往西南，武昌珞珈山空房没有人住，经主管部门腾出三幢一楼一底的房子，让周恩来、郭沫若和黄琪翔三家分别住在相近的地方。这样，他们不仅是同事，而且是芳邻，经常对抗战形势和前途进行分析和讨论。黄琪翔与周恩来密切合作，努力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动员全国人民抗战，开展青年学生和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壮大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和声势。但这些正当活动，却受到了政治部内部反动势力的限制和破坏。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图为黄琪翔（右）和周恩来于1938年在武汉合影。

由于黄琪翔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影响，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做了一些有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情，对于国民党反动势力限制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了抵制，这就不容于国民党反动派，被认为是“袒护共产党”，一些主持公道的言论被认为是“发牢骚”。于是在1938年8月，黄琪翔被调任为军调部次长，离开武汉前往桂林就职。

★ 难忘的聚会★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17日，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人士集会欢迎新到重庆的李济深、田汉以及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叶挺和廖承志。与会的有周恩来、邓颖超、张澜、冯玉祥、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博古、谭平山等，黄琪翔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又和周恩来同志见了面。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黄琪翔先后担任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在前方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图为1940年1月第五战区将领的合影，右二为黄琪翔。

在十分兴奋又颇多感慨之中，大家频频举杯，为民主奋斗的勇士祝愿。黄琪翔在这次会上致词说：“我从军队中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趋于平和，内战不会发生，要他们安心训练部队。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的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特地到重庆来看看，看了回去就更觉得自己打了自己嘴巴，精神痛苦之极。后来政协开会，又使我恢复了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心里转而高兴。经与各方接触，虽然问题并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我衷心希望政协决议实现。”

他的这番话自然吹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通过陈诚警告黄琪翔：“以后不要乱讲话。”

图为黄琪翔（左一）等远征军将领接待来访的周恩来（右二）。

1947年初，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等离开上海前，在黄琪翔的寓所举行聚会，和各方面进步人士话别，邀请了几十位客人，其中有张澜、沈钧儒、张伯钧、黄炎培等人。

这次聚会，大家的心情非常不平静。对于蒋介石制造的内战，把人民又推向战火的灾难感到愤慨，而对于敬爱的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的离去，又感到十分难过，几乎无法排解惜别之情。但与会的人都坚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会再相聚。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把家里仅有的一瓶三星白兰地拿来献给大家。郭秀仪满斟了一杯酒，递给周恩来同志，说：“周公，我敬你一杯，祝你们这次回去，早日回来！”说着已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周恩来同志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和大家亲切交谈，仍然是谈笑风生，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坚定信心。

黄琪翔夫妇

他们临行，邓大姐一定要给钱，说是这次代办“自助餐”的费用。黄琪翔夫妇推之再三，终于接受了20元钱。这次是黄琪翔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聚会。

★ 解放后的情谊 ★

黄琪翔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解放了的北平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总理向他表示欢迎，慰勉有加。

1949年9月，黄琪翔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21日，黄琪翔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他被任命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有一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邀请民主人士谈话，讨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黄琪翔亦应邀参加。周总理在讲话中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关的民主人士可以归队，以利于团结、教育的实际工作。同时，周总理和黄琪翔谈话时，也希望他回到农民工党工作。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黄琪翔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

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黄琪翔又被任命为委员兼司法部部长。他赴汉口就任前，周总理请他吃了饭。嗣后，黄琪翔经常来往于北京、武汉之间。1954年大区撤销，他调回北京。是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黄琪翔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中，他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法案委员会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在这期间，黄琪翔一家与周总理和邓大姐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总理有时约他去北京饭店参加晚会，关心他们的工作及生活等情况。

有一次，美协放映齐白石的纪录电影，黄琪翔夫人郭秀仪也前往观看。总理看见了她，虽相隔很远，但还是当着许多人对她打招呼，说：“琪翔还好吗？替我问候他！”

文革开始后不久，红卫兵抄了黄琪翔的家，然后把他们赶出家门，他们只得搬到中国农工民主党宿舍去住。总理听说后，便派工作人员去看望他们，问他们住在这里好不好？有什么困难？总理这样关心，黄琪翔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说“没有什么困难”。工作人员又对郭秀仪说：“总理让你好好照顾黄先生，你可以经常陪他出去散散步。”

造反派听说总理派人去看望黄琪翔，态度稍微客气了些。但黄琪翔在精神上仍然受着折磨，他给知心的领导——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收到这封信后，马上派人来看他们。黄琪翔说，造反派经常抢东西，还逼着每天写交代材料，又要强迫劳动，再继续下去，生命就会有危险，希望能够搬家。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70年5月，他们搬到了现在的住处。17年了，他们常常思念着这位领导者和知心朋友——周总理的关怀！

黄琪翔故居

1970年12月10日，黄琪翔与世长辞。郭秀仪于上午11时写信给总理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下午2时总理就派人来看望，代表表示自己表示慰问。总理由于了解黄琪翔的生平，坚持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当即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为黄琪翔举行了向遗体告别仪式，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将黄琪翔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各方面送来花圈表示哀悼，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注：本文摘编自郭秀仪的《真挚友情 永世难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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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周恩来和党外的朋友们》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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