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塞浦路斯使馆有个“神医”

作者简介

王之栋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有一位负责文化工作的一等秘书，名叫黄伟龙。黄秘书除本职工作搞得不错，还会一手医术，有时应邀给内部人员看病。那医术是祖传的，有几分独到之处，有人说近乎神奇。因此，传来传去，黄先生有点像传说中的“神医”了。

然而，这“神医”从来不误文化秘书的本职工作。而且由于人员编制少，里里外外就他“一把手”，尽管早起晚睡，也忙得不亦乐乎，成了穆桂英——阵阵得（děi）到。因为工作需要，对塞浦路斯的各个方面，他都要了解、掌握，又加上他这人热情好客，过往人员都愿找他聊聊。他谈起来十分仔细，面面俱到。

地中海东部的亚洲岛国——塞浦路斯，9000多平方公里领土，人口不足百万。居民主要为希腊人，80%，操希腊语；土耳其人占18%，讲土耳其语。前者信东正教，后者信伊斯兰教。

希、土两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发生流血冲突。联合国为解决双方矛盾做了多年努力，直至现在还于希、土之间，部署着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控制局势。各国外交官凭护照可以出入希、土两家地盘，使馆人员常过线参加土族朋友举行的活动。

总的感觉是，土耳其那面发展较慢，这与人口少、工商业基础弱有关系。首都尼科西亚在塞浦路斯人生活的地区，它的机场却被土耳其人控制。因此，三十年来国际航班和塞浦路斯航空公司的飞机，只得在塞浦路斯人控制的拉纳卡临时机场起降。机场因为“临时”了多年，各项设施已日臻完善。出入境及海关手续等比较简便。

▧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十六世纪70年代后的300年，遭受奥斯曼帝国统治。1878年英国占领塞浦路斯，以后成了英国殖民地。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宣布独立。但是，英国至今不退出，围山圈地，保持驻军。它在阿诺蒂里的皇家空军基地，不仅拒不交给塞浦路斯政府，还秘密扩建，作为英国核武器的一个储藏地点，以便必要时向有关国家进行核打击。

1975年起英国核武器撤回本土，但至今在塞浦路斯的基地不予拆除。据说，基地能起降“V”重型轰炸机和“堪培拉”轻型轰炸机，还可以储存32件“红胡子”核武器。英国市长及皇族系统人士常常到塞浦路斯英国基地劳军，以炫耀英国的势力。

近年，美英联手侵略、制造紧张局势，多有英国战机从塞浦路斯基地起飞执行任务。但塞浦路斯闹中有静，仍一片和平景象，很像“世外桃源”。那里阳光充足，海水碧蓝，各色水果香甜可口，一年四季吸引游客。越来越多的人把塞浦路斯作为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关于黄伟龙的身世，人说，他本人很少谈，但使馆的人知道一些。

他原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华人，青年时来中国上大学，学成以后曾几次想回马来西亚，为他出生的地方服务，但是没有如愿，而且一直被拒之国门之外，不允许他入境。后来才知道被拒绝接受的原因：当局怀疑他“被共产党洗了脑”，回去闹事。无奈，黄伟龙只好留在了中国，后来成长为一名中国文化部的干部。

也怪，他回不了马来西亚，却迷上了从那里带来的祖传医术。可是，有关方面以其无科学根据为由，不准他挂牌行医。然而多年来，他一边当干部，一边不忘祖传。社会上也有登门请他看病的人，他甚至有时为高级领导人“出诊”。但无论如何，他公开对外行医的路是堵死的。黄伟龙无奈，只好埋头当干部。后来，有机会被派到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搞文化工作。

我听了这些以后，深思很久。心想，外事工作不仅需要国内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支持，外事干部的队伍也来源于各行各业，海外华人的学子也在其中，在好多部门都能看到这样的同志。

▧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办公楼

我1986年去塞浦路斯，是与陈永康同志一起出差那里。我们与黄伟龙属首次见面，请他看病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最终不愿错过机会，还是向他说明了来意。黄秘书见我们人过中年，微笑着应允了。于是，我亲历了黄伟龙这位“神医”行医的全过程。

黄伟龙的办公室兼招待室里，我和陈永康坐在临时准备的椅子上，靠近黄秘书的办公桌。这位瘦高个子、腰板笔直、五十岁出头的人，颧骨稍高，面色红润，眼睛大而炯炯有神，令人见了顿有几分敬慕。

“久闻大名，今来要打扰一回了。”我说。

“哪里，哪里，我想二位无非想知道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对。”我和陈永康同志齐声说。

“我要说的话只供二位参考，有病还得看医生。”

“您是提供免费医务咨询。”我笑着说。

“对，可以这么讲。这个提法我同意。那就先给你来吧。”

于是我把自己的座椅移近黄先生。老黄则把一张16开白纸铺在桌面，用铅笔整齐地在纸上画了8个大小一样的圆圈，其摆法就像麻将牌的“八筒”。之后，他让我把手伸给他，手背向下，手臂放在桌面。

他仔细看我的每一个手指，一边看一边不时地用铅笔在那几个圆圈里做记号，或写上很小的字。我看了两眼不知是什么意思。他看完我的左手又看右手，大概用了半小时。屋里一直很静，三人都没有说话。

“你没有大毛病。”黄先生开口了，“我说的‘大毛病’是指癌，不是常见的多发病症。我主要看有无癌变。不过，我要指出，你后背右上方有一颗黄豆粒大小、紫红色的痣。”

听到他最后这句话，我暗暗吃了一惊。他说得对，太准确了，我的后背那个位置是有个痣。可是隔着衣服，我们俩以前不相识，他怎么知道这个呢？我感到有点紧张，忙问：“那东西有问题？”

“目前还无问题。但是，我建议你回国后去医院把它挖掉，并且请医生手术时挖的范围大些，免得多少年以后生事。那么，第二位同志来吧。”

我听后与陈永康同志换了座位。轮到我旁观了。只见黄先生取了另一张白纸，同样画上“八筒”似的图形，接着看陈永康的手指。他看了没有多久便对我说：“陈先生后背也有痣，比你的痣数目多。但他的痣没有问题，用不着动手术。”

我当时坐在陈永康身后。听了黄先生的话，马上用手撩起陈永康的衬衫和背心。一看，他后背果然有一堆大大小小的黑痣。我情不自禁了：“嗯，是有不少！”

“你也没有大毛病。”黄先生对陈永康说。这次，他用不着解释“大毛病”的含义了。“不过你的肠胃不健康，是不是少年时代的生活不太好啊？我指的是家庭生活条件，因为造成肠胃病的原因很多。我以为你的肠胃不好属于这个原因。”

“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陈永康说。

“哦，怨不得呢！不过没有关系，注意饮食营养吧。”黄先生安慰说。

这时，我好奇地问：“老黄，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二位的手告诉我的。当然也凭个人经验。我主要诊断癌变。通过我的反复观察，如今可以做到‘三定’：即定性、定位、定度。具体讲就是，首先确定该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接着确定病变在身体的具体部位；第三是确定病情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那年叶剑英元帅病重，医院拿不准能否做手术，因为他年事已高。最后把我叫到医院。医疗小组先搬来一堆病历让我看。我说这不行，我看的病历在病人手上，必须亲自看。于是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经过仔细观察，提出参考意见：不是恶性，是良性；病变位置不宜手术，尤其对老年人或危重病人更不能手术。根据病情程度，以药物治疗为宜，慢慢调养。医疗小组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我的意见正确。”

“您的这个医术，配上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就好了。那样，能与算命先生看手相截然分开。”我带着遗憾的口气说。

“是呀，我现在是光凭祖上的遗训和自己的经验，目前作不了理论说明。所以，我不主动给人看病。不过，我想理论说明应该产生在无数实践经验之后。看重经验和积累经验，以后会有理论的……”

我想，这事也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至少得尊重事实。临了，我问黄先生国内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办，但说无妨。黄先生沉思良久，好不容易才说出口：“在马来西亚，我有九十高龄的老母，很想同她老人家见一面……哪怕就是在机场见一面也行……不知有无办法？”

看得出，黄伟龙同志这时在强忍着泪水。我无法回答他，只好说，我记下这件事了。

这年8月8日我回到北京以后，给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的一位朋友写了封信，请他就黄伟龙同志的事，想想办法，黄同志这个要求不高。后来，由于多方面努力的结果，黄伟龙同志终于实现了几十年的宿愿：在回国休假返回塞浦路斯时，绕道吉隆坡，同老母亲团圆了一个星期（绕道费用自理）。这可能是他与老母共同最珍惜的一段时光。

后来，由于心里嘀咕“痣”的事，我终于到北京医院做了个门诊小手术，切除了后背右上方的痣，心里踏实了。多年过后，那刀口部位除阴天下雨有些痒的感觉，未发现其他异常。

-End-

文字 | 《我这个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栋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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