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

1950年2月，刚过了春节，我奉命从所在部队29师到重庆的二野政治部，再转到北京，进了武官训练班，准备去做外事工作。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将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人员要从党、政、军干部中选调。

1950年6月，正当我学习结束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接着，美国的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结果事情与预先想的不一样，好多准备同我国建交的国家退却了。这样，相当多的外交人员出不去，我也当不成武官了，等待在国内分配。1950年八九月间，我被分配到周总理办公室。朝鲜战争开始后，总理办公室的军事工作增多，因此我被调了过去。

一

在周总理身边的几年，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周总理对下面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从不对哪一个人作整体性的批评，怕你背上大包袱。“总理都说我不行，那我不就完了。”周总理批评人一般是就事论事，点到为止。你哪一件事没做对，他就说你这件事不对，不说你这个人不行。正因为这样，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很认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个宗旨就是力求避免出错。因为在那里工作，出一点儿错都事关重大。

△ 1958年2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参观兴南化肥厂。

有一次，正是抗美援朝到了紧张的时候，朝鲜的金日成主席秘密到北京来，与周总理会谈后，周总理让我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彭老总。

彭老总办公的地方与西花厅相隔并不太远。我担心转述有出入，就将周总理口授的事记在一张小纸条上，揣上纸条就直奔彭总办公室。可是在半路上，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我记事的那张条子不见了，手里没有，摸了身上的所有衣兜也没有，急得我满头大汗，紧张得不行。这个纸条丢了可不得了，因为这是绝密的，这可不是小事啊。在我失望之际，三翻两翻，在一个小本子中找到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此后，我更加小心谨慎，对于周总理交办的事慎之又慎，生怕出一点差错。因为哪怕很微小的一点过失，都可能给国家和军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接着就是抗美援朝，更忙得不分昼夜了。那时经常开会，而且周总理开会往往是长会多，一开十来个小时是常事。对于公务，他不嫌麻烦，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三点开到六七点钟，吃完晚饭后接着开，有时开到午夜一两点。他是让别人充分地讲，而且许多人也愿意在周总理面前放开讲。他是总理，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相关的要事他都要管。

抗美援朝时，军事日常工作由周总理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老总也为后方供应有时跟不上而着急。周总理在后方就只有再加班加点。

当时周总理在军委的助手是聂荣臻代总长。聂总也很辛苦，经常为了商讨军事大事，晚上到我们办公室来等周总理，好多次都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睡着了。一般的事当然可以交给我们办，但重要的事得他亲自与周总理商定。当时许多领导同志为等周总理，在我们办公室的沙发上打瞌睡是家常便饭。周总理就可想而知了，外面找，家里等，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 工作时的周恩来总理

尽管很忙很累，但周总理仍应付自如。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方面是精力充沛，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他一般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紧张的时候只睡两三个小时。另一方面是才思敏捷，周总理日理万机，一会儿是电话，一会儿是汇报请示；一会儿是开会，一会儿是接见；一会儿是讲话，一会儿是批示，但是他的脑子清楚得很，有条不紊。这个人前面请示一个打仗的问题，那个人后面又请示一个民主人士的问题，话题一会儿一换，但周总理马上就能给出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从不皱一下眉头。

而且他处理问题还很细，有时候他听汇报不甚清楚，就要你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你解释不上来，就让你回去弄清楚再来。等你说清楚了，他的处理方案也就出来了。

再有就是他过目不忘。一样的文件，周总理看完了，我往往还没看到一半。他常常起床后，仅用半个小时在他的第一办公室（洗脸间）就把这一天的北京大报都看完了，参考也看完了。不但主要的国内外大事都了解了，甚至有的广告也看了。而且记得很清楚，连吉祥戏院演什么戏他都知道。

三

那个时期，是周总理办公室秘书较多的时候，有20人左右。每个秘书的工作都是直接对周总理负责，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是不领导的。文件电报、请示报告由秘书直接送周总理，周总理通过秘书传达他的指示。当然有特别重要机密的，如关系到中央人事问题的信件，周总理也不经过秘书，别人直接送他，他回复后封好口，让机要人员直接送走。

周总理同各部部长们联系大多是通过秘书，有时也直接把部长们找来。周总理对工作很严格认真，对部长们也不客气。因此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也都有点怕周总理，不敢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有时候对某个部的文件不满意，或有什么问题，他就让我们去把那个部长找来，当着秘书的面，周总理就对那位部长不客气地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得是什么嘛。这句话就不通，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下一次那个部长就不敢再马虎了。

周总理处理的事很多，面很宽、很广。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是各有各的脾气，对秘书发发牢骚是常有的事，但他们从没有对周总理有怨言。

△ 1951年3月20日，周恩来与办公室同志合影。后排左三为作者。图源：《秘书工作》

周总理处理问题、批阅文件，都有他的考虑。下面各部门送来的文件，有的批得很快，须马上办；有的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会压着不批，还要等一等，看一看。我们每天晚上送去不少文件，有的周总理只看一下题目，就压在那里了，压很久，就是不批。下面部门的同志就急了，就有意见了，他们就催秘书：“你们怎么不尽责啊？送了那么久，怎么总理还不批啊？”

一次，军委总干部部一位负责同志为了第一次评军衔的事送来了一个文件，通过我送周总理审批，周总理压了下来，没有马上批。那位负责同志就对我发牢骚，说我办事不力，我也无法解释。一次开会，他就直接去找周总理说了。后来，一天晚上周总理办公中间休息时来到秘书室，那天是我值班。周总理就叫住我：“小郭，我们出去走走。”

路上我们谈起了军委送的那个文件，周总理对我说：“这件事不怨你，你不要在意。是我有意要压一下的。军委他们的意见，我知道就行了。”周总理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周到，不是你的责任，他是要给你讲清楚的。

四

我跟随周总理出了两次国，参加了两次大的活动，但和当外交武官不一样，主要是当机要秘书。

第一次出去，是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第一次率团参加国际会议。记得周总理在开会期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代表团总部，除了必要的会见、宴请及开会外，他没有一次以私人身份外出过。我在那里待了四个多月，基本上是做代表团办公室的工作，处理各种电报和文件。

第二次是参加亚非会议。我基本上就起一个机要秘书的作用。周总理要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文件电报等替他管起来。在昆明时，周总理就要我们把文件清查一下，什么东西带，什么东西不带，由我负责清查。为了保险起见，许多内部文件都不带。最后，除了一些公开的资料，就带了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这是周总理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我国政府对会议的一个方针原则性的材料。

离开昆明前，周总理特别向我交代：“这个东西要放在你的贴身衣服里，有你在，这个东西就要在！”那时，我们的观念是保险柜、保险箱都不如自己的身体保险。就这样，我带着这份重要文件，与周总理和同志们一起飞往了印尼。

五

我离开周总理办公室是在1956年的八九月间，当时中央统一安排，要求干部轮训，有短期的，我被批准去党校学习一年。我走后，周家鼎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我在周总理办公室干了6年，所受的教育终身受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End-

文字 | 《秘书工作》 

作者 | 郭英会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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