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与宫达非大使共事的两年（下）

 

作者简介    

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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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没有官架子的大使

宫大使刚到伊拉克上任两个多月，使馆为他开车的司机工作期满轮换回国，新来的司机田福德同志已经接替工作。一次使馆大会将近结束时，宫大使说了几句送旧迎新的话，语重心长，感人至深。

他说：“全国10多亿人口，我们使馆30多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实属不易，哪里那么凑巧咱们几个人能够聚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地区，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农村，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远离祖国的伊拉克来了，走到我国外交工作的第一线，成为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这是一种缘分，朝夕相处的缘分，携手工作的缘分，共同战斗的缘分。我们要珍惜这种难得的同志情谊、革命情谊和战斗情谊。在一个集体中共事，大家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都是同志，如果没有团结友爱和坦诚合作，将一事无成。”

他说：“我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革命队伍中的战斗友谊深有体会……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都是平凡的人，但一旦共事后，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几年或几十年之后都会勾起你最美好的回忆。”宫大使的这番讲话极富亲和力和凝聚力，有意和无意之中增进了使馆的团结，推动了使馆的工作。

△  1964年4月，作者（左一）陪同谷小波大使夫妇赴南苏丹考察和调研，在朱巴驻地公园内留影。

从与宫大使相处的亲历中，我深切地感悟到，宫大使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是他真实思想和感情的反映。我从参加工作开始，直至升任使馆一秘，一直担任翻译工作，经历了很多外交场合和翻译轶事。我深知做翻译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说话、手势、吃饭、饮水、坐位、坐车和站立的位置都不能随意而为。给各级领导做翻译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喧宾夺主，突出个人，更不能擅自与外宾说话。

特别在国外使馆工作，驻在国官员和外交使团十分注重外交官衔和外交对等。咱们的少数外交官，哪怕是二秘或是三秘，等级观点也很强，职务不高，官架子和说话口气却很大。他们非常计较翻译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唯恐翻译越级侵权，对他不敬。

有时外宾对你讲阿拉伯语十分惊讶和稀奇，经常会直接问你：“你的阿拉伯语在哪儿学的？”你作为翻译没有权力自己回答，必须先翻译给咱们的领导听，得到许可：“可以告诉他。”然后你再回答。否则咱们的领导会追问你：“刚才他跟你说什么啦？刚才你跟他说什么啦？”甚至有时外宾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岁数啦？”你也必须首先请示身边的领导，然后再作回答。

这种情况下，翻译很尴尬，外宾也觉得很可笑：“难道你连自己的名字和岁数都不知道吗？！”然而咱们的领导却非常坦然而淡定，他们总觉得当翻译的就应该是这样，你就是一个翻译工具，绝对没有自我。

后来我感到这样做翻译实在太可笑、太可悲，于是自己灵活了一些，凡遇到类似情况，我先自行作答，然后再把对答内容及时通报给身边的领导。不过，在伊拉克与宫大使共事的两年中，情况完全不同。

△ 1971年国庆招待会上，作者（右一）夫妇陪同宫大使夫妇迎送客人并做翻译。

我与夫人经常陪同宫大使夫妇出席各种外交活动和会见驻在国高官以及各国使节夫妇。当年我是一名随员，刚刚进入外交官系列，但宫大使夫妇并未看低我们，而是真诚相处，平等相待，对我们毫无高低上下等级的计较，更无冷漠无情的歧视。

有时我单独陪同宫大使外出参加活动，作为翻译我都自觉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此时宫大使总是叫我：“小秦，坐后面来！跟你说话省得你总回头。”

宫大使夫妇举行国庆和建军节等大型招待会时，他们夫妇站在门口迎送客人，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夫妇两个站在他们俩后侧当翻译，后来宫大使对我们说：“咱们总共4个人，前面站两个，后面站两个，怎么这么别扭！来往客人都认识你们两个，跟我们两个握完手，还要绕过去跟你们两个握手。索性你们两个也站在前面来，咱们站成一排。”当时我们照此做了，心情自然十分愉悦。但是规矩总归是规矩，宫大使离任后，我们又一切照旧，再无人提出过异议。

数十年已经过去，我夫人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我们一致认为，当年宫大使如此安排虽然超出了我们做翻译的身份，但他颠覆了以往的传统模式和做法，彰显出了他可敬的人品和道德风范，以及他对一个普通翻译的基本尊重和眷顾。

宫大使与众不同之处很多。他作为一馆之长没有一点官架子，还经常与同事们幽默一把或开个玩笑，令使馆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活跃了起来。

我这个人夏天怕热，且爱出汗，随时都要饮水补充水分。一到伊拉克工作，我便从使馆招待员那里找了一个大号装果珍颗粒的空瓶子，上下一般粗，可装半升水。工作日一上班，首先沏一大瓶子淡淡的花茶放在办公桌上，需要时即可饮用。研究室里大家都饮茶，多数用的是兰花瓷盖杯，我的茶杯最大，在全馆估计也数一数二。用这么大瓶子喝茶，看上去确实不够斯文，但大热天喝起来却非常过瘾。

1972年7月中旬，正当伊拉克盛夏之时，我和小田外出跑了几个居民区，为宫大使的10多个当地朋友送建军节招待会的请柬。那天烈日当空暴晒，大地似火烘烤。返回使馆时已近中午12点，背心已被汗水浸透，我简单擦洗一下，换了一件背心，回到研究室继续上午的工作。

坐在研究室看文件的宫大使见我回来了，摘下老花眼镜关心地问：“辛苦啦，还顺利吧？”我说：“还算顺利，有些人的住址问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不过请柬都送到了。”我边说边拿起沏好茶的大玻璃瓶，咕咚咕咚一阵痛饮，快喝完了还不尽兴，又去拿暖壶加水。

“慢点喝，这么喝水伤胃！”宫大使一直看着我，看我如此暴饮关切地说。

“没事，真痛快！”我说。

“你这是品茶，还是解渴呀？”接着宫大使笑眯眯地拿我开玩笑。

“是解渴呀！”我答。

“你这么喝水，好有一比。”宫大使说。研究室的同事们此时手头都有事，但耳朵却竖起来听我们俩说话。

“比作何来？”我知道宫大使又要借机寻开心，我便用玩笑的口吻问他。

“牛饮。”宫大使加重语气笑着说。

我想，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做一辈子老黄牛也是好事。不过，我当时总想变被动为主动，我不好意思把自己称作英雄，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于是我班门弄斧，顺口回应了一句：“壮士豪饮千杯不惧多。”

“儒生牛饮一桶仍嫌少。”宫大使立即回了我一句。

我想，宫大使总算给我留了一点面子，用了“牛饮”二字，没有用“驴饮”。

“牛饮也挺好”，紧接着我给宫大使来了一个突然袭击，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宫大使，您说的‘牛饮’是真牛，还是假牛？”

“当然是真牛，假牛怎么‘牛饮’啊！”他未加思索地回答。

“那就对啦，我是‘真牛’！”我拉着长声得意地说。

“调皮！”宫大使看我占了便宜高兴的样子，也笑了起来。

在座的几位同事听后也哈哈大笑了起来，一向沉闷严肃的研究室难得传出这样的笑声。

△ 1984年3月，李先念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在我驻土耳其使馆会议室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前排左起：郑拓彬、于志兰、林佳楣、李先念、田纪云、宫达非。后排左起：使馆武官、周觉、费汝诚。

说句心里话，尽管我资质浅薄，先天不足，但我痴心不改，一直喜欢文学和写作，也喜欢别具风趣的幽默和诙谐，在生活中我也喜欢开朗直率的群体和欢快和谐的工作氛围。在很多方面我与宫大使有不少相通和共鸣之处，只不过我与这位前辈所具有的修养和水准相差太远了。

当年，使馆食堂每10天或半个月都要吃一次面条，届时厨师将十分忙碌和辛苦，除了提前压好面条外，开饭时食堂长桌上都摆满了各种肉蛋打的卤、炸酱、芝麻酱，以及品种齐全的佐料和菜码，任人选用。宫大使知道我是山西人，又听我吹过牛：“山西人喜欢吃面条，能做一百多种面食，一日三餐都吃面食，一个月不带重样的。”每次食堂吃面条，宫大使都站在我身边看我如何选用佐料和菜码，我拌好面后他总要从我碗里夹两筷子尝一尝，连连称赞：“好吃！”

有一次食堂吃面条，他吃自己拌的面条实在不够味，于是拿着筷子走到我吃饭的饭桌旁，端起我刚开始吃的饭碗，说要尝一尝，只听得唏哩吐噜一阵吃面条的声音，半碗面下去了，不好意思一口气吃光，把饭碗放在我的面前，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说：“还是小秦拌的面好吃！”

数十年过去了，我爱人经常提起此事，说：“宫大使作为国家驻外的大使和领导，能这样对待下属，如此平易近人，真是不容易！”其实我对这些感人的经历都件件铭记在心，只是不轻易吐露而已。

当年在伊拉克，我和夫人与宫大使夫妇同住在大使官邸，同住的还有大使司机田福德和公务员高财顺，我们6个人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论国内工资收入，宫大使无疑都比我们高，但在驻外使馆一个大使的外汇生活补贴也极其有限。使馆每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手头的几个外汇，连牙膏、牙刷和肥皂都从国内带。但宫大使面对周围的同志毫不吝啬，甚至能热情地伸出援手。

。在炙热难耐的巴格达夏日里，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人人都生活在汗水之中。宫大使在下班晚饭后，经常在回官邸的路上买个大西瓜，只要没有外事活动，晚上10点钟左右，总要把官邸的人都叫到楼下备餐间吃冰镇西瓜，从不自己独自享用。

高财顺来自湖北农村，小学二年级辍学务农，成年后服兵役3年，一大半时间在炊事班工作，虽然学了一些文化，毕竟十分有限。在使馆工作期间，每月收到农村老婆的来信，可以勉强看懂，但写回信却有些困难。每当他写回信时，我都要去他的房间，看能帮他做点什么。然而每次都看到他伏在桌子上如此难得地用功，手里握着沉重的圆珠笔，嘴里叼着过滤嘴香烟，苦思冥想却落笔千斤，屋里烟雾缭绕，桌上的烟灰缸塞满了烟蒂，《新华字典》已经被翻得卷了页，晚上10点多了，信纸上却只写了两三行字。

一个深秋周日的夜晚，我去他的房间，见他手拿着一封信正在发愣，愁容满面。在我一再催问下他才告知，他的家乡春旱夏涝，收成不好，老婆要他除了每月的养家费外，再寄一些钱回家。他说：“上午大使夫人问我家里情况如何，我贸然直言相告，现在又后悔不该告诉她实情。”未曾料到，宫大使当天从夫人处得知此事，第二天一上班即前往使馆会计室，吩咐会计从他账户上支出50元人民币，寄给小高的家里，以解燃眉之急。这50元钱在当年低工资低物价的年代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和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

1973年1月，宫大使临离开伊拉克的时候，给我们住在官邸的几个年轻人每人一份纪念品。给我的是一双八九成新的高档牛皮鞋，他说他穿有些大，我穿可能正合适。我心里清楚，这是他临别前表达的一份心意和情谊。这双皮鞋一直携带在我身边，随我走了好几个国家，平时舍不得穿，只有重大外交场合才拿出来穿一穿。可惜的是，1994年5月我在也门工作时，南北方发生内战，在炮火纷飞的情势下，我等一行从亚丁紧急撤离，这双具有纪念意义的皮鞋与一些衣物一并被丢弃在了异国他乡。时至今日，尽管物换星移，宫大使的深情厚谊我却终生不会忘记。

流年似水，岁月无情，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退休后我想起我和夫人带着孩子去他们家做客，想起我们一起钓鱼时的痴迷、执着和开心，便情不自禁地暗笑。想起他因结肠癌在北京医院动完手术后，我前往探视，他依然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热情饱满地与我谈论中东形势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我安慰他，凭借他爽朗乐观的心态和健壮的体魄条件，完全可以很快康复。但是他还是在2000年5月24日辞世，享年83岁。想起这些悲痛的往事，我就忍不住落泪。

-End-

文字 | 《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作者 | 秦鸿国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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