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线间的使馆岁月（下）

作者简介   

时延春 1942年2月出生于山东；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和外交部翻译室阿拉伯语译员，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馆随员，中国驻埃及、约旦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处长，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也门、叙利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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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线间的使馆岁月（上）生死一线间的使馆岁月（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萨那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由于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又是留在萨那的唯一使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日增，中也友谊继续发展。这引起了少数王室分子和亲王室分子的不满。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蓄意挑起反华事端。

1968年9月30日，也门国家元首埃里亚尼出席中国驻萨那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即席讲话。作者（站立者左一）为翻译。（《中东枭雄》图）

1968年夏，我接连收到数封恐吓信。有人在恐吓信中威胁说，“中国人必须从也门滚出去，否则，我们将向你们开出火焰红红的枪。”还有人在恐吓信中放上一粒子弹。与此同时，我还接到有人用阿拉伯语打来的类似内容的电话。针对这种情况，郑代办约见也门外交部负责人，进行口头交涉。强调中国致力于中也友谊，支持也门的争议斗争，不干涉也门内政的立场，要求也门政府警惕一小撮人破坏中也友谊的阴谋。这次交涉收到良好效果。

面对一小撮反华分子的恐吓活动，我们提高了警惕，但并未退缩。每天都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经过前一段的战火锻炼，我们更增添了几分勇气。也门军方经常请我们到守城部队营房放诸如《英雄儿女》《南征北战》之类的战斗故事片，以鼓舞士气。我们也总是有求必应。在这种时候，夏仲成、司机和我组成三人小组，拉着放映机前去放映，由我用麦克风进行翻译。我们回到使馆一般都在午夜左右。有的军营较远，路途不太安全，也方就派一车警卫武装护送我们回馆。

1967年9月，作者于也门萨那简易机场。（图源：《中东枭雄》）

萨那保卫战取得第一回合胜利后，也门政府决定有限度地恢复通往萨那的航班。鉴于王室武装力量仍然盘踞着萨那附近一些军事要地，继续威胁着萨那的安全，也航飞机一般都在深夜降落萨那，并很快起飞，以免遭王室武装力量炮击。为了应急，我们的信使和其他人员只好乘坐这些飞机。我们三人小组便承担起送往迎来的任务。接到反华分子的恐吓信和恐吓电话后，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我们把夜间去机场视为一场战斗，每次出发前都做好充分准备，做到有备无患，避免了不测事件的发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也门共和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萨那保卫战的胜利。此后，共和与王室双方开始了政治谈判。经沙特调解，也门共和政权同王室势力于1970年5月达成协议，结束内战。

1970年5月的一天，我去内政部办事，与内政部长拉荷米不期而遇。拉荷米是也门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此前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一直致力于中也友好。他对我说，共和与王室已经和解，一部分王室要员将回国参政，过几天将在也门与沙特接壤的边境小镇哈腊德举行和解仪式。如果中国使馆或新华分社派员前往观察仪式情况，他表示欢迎，并保证中国朋友的安全。他让我将此报告中国大使。我立即回馆向王若杰大使作了汇报。王大使是位少将，具有典型的军人作风。他认为这是也门政局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派我和记者老温前往，司机老刘为我们开车。

今荷台达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也方的安排，我们随车队一起先到红海之滨的荷台达，受到荷台达省长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清晨，我们又随车队出发。经过将近一天的长途跋涉，天黑之前到达了哈腊德。哈腊德名为市镇，但非常荒凉，难以接待如此庞大的来宾队伍。也门有关方面事先虽准备了些帐篷供我们过夜，但来宾大大超过预计的数目，每个帐篷都拥挤不堪。我、老温和老刘主动退出，三个人挤在那辆越野车里，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

第三天上午，也门共和政权与王室势力举行了和解仪式。午饭后，有的车已开始启程，我们本也计划尽快返回，也方突然告诉我们，萨那将派一架飞机来接人。鉴于哈腊德只有一个简易机场，来的小飞机所载乘客有限，也方只给我们一个名额。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老温作为记者，应该尽快赶回萨那发消息，决定由老温乘飞机回去。等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飞机来，大家都很着急。老温催我们快走，我们担心老温搭不上飞机，坚持等老温上了飞机后再走。黄昏时刻，飞机终于来了，我们看到老温上了飞机，才随最后一批车队离开哈腊德。

司机刘国才是四川人，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国内多次被评为安全标兵和模范司机。他为人诚实，吃苦耐劳，技术高超，经验丰富。在那次出差过程中，他可吃了苦头。他不仅吃不好，睡不好，最令他头痛的是车不争气。前两天都是白天行车，又是大队行动，老刘紧赶慢赶，总算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我们在归途中却遇到了麻烦。下午由于我们等飞机，延误了启程时间，不得不随小队人马夜间行车。

我们出发三个小时后，天色早已完全黑下来，老刘集中全部精力，紧紧跟着前面的车。我不时为他点上一支烟提神。但当我们经过一个村落时，问题发生了。这个村子胡同太多，拐弯太多。前面的车七拐八拐，把我们的车甩掉了。当我们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车子不知开向何方。老刘连按几声喇叭，无人响应。此地人生地不熟，天又这么晚，找不到人问路。我们决定开出村再说。谁知我们选择了一条与归途相反的道路。

我们出村后，老刘加大马力，力图追上前面的车队，我们行驶了一阵，仍不见车灯，心里不免犯了嘀咕。我们又向前行驶了一阵，突然发现一些沙丘。我们停下来观望，借着车灯，看见一只野兔一跃而过。我们断定这一带是沙漠边缘地区。我们不能再往前行驶了，必须调转方向。

由于夜间行路，又是沙丘地带，我们的行动变得十分困难。老刘谨慎地把握住方向盘，但也遇到一些险情。我们忽而遇见一个大坑，如果刹车不及时，连人带车就会栽进坑中，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忽而开进沙丘脚下，如果不及时用加力挡倒车，我们可能就陷进软沙中而不能自拔。就这样，我们挣扎了近两个小时，仍不能冲出危险区。我们心急如焚，因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在天亮前离开这里，如果等到太阳出来，这里的气温很快会升到40~50摄氏度，车子开不动，车上备用的水一用光，等待我们的命运将是死亡。

就在我们奋力拼搏的时候，希望出现了。我们看到了远方的一点亮光，而且这亮光逐渐向我们靠近。我们意识到，这是车灯，是向我们开来的车灯。老刘赶紧打开车灯，按响喇叭。过了些时候，两车会合，我们得救了。前来搭救我们的是也门武装部通讯兵，车上的官兵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达一个村落休息时，发现中国朋友不见了，决定分头寻找。我们再三感谢他们，跟随他们到了那个村落。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一口井，开怀畅饮，又装满了备用水。天亮时，分头寻找我们的其他几辆车都已返回，我们再次表示深切谢意。

我们到达荷台达时，感到疲惫不堪。是啊，在过去的两天两夜中，我们仅睡了3~4个小时的觉，而且经过了激动人心的拼搏，怎么能不劳累呢！我们倒头便睡，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第五天，我们安全返回使馆。同志们听了我们的经历，为我们大难不死感到庆幸。

1996年4月11日，作者于萨那郊区的石头宫前。（图源：《中东枭雄》）

也门形势平静后，按规定，我的任期已满，应该安排我离任回国或休假。但由于使馆再三挽留，国内正处于文革时期，人员调配困难，我只好“超期服役”。每隔半年，我便被通知再延长一段时间，一直延至1972年4月，我才离任回国。掐指一算，我连续服役四年七个月，中间没有休假。我在海拔2400多米的高原城市萨那度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其中相当一段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

当回到北京时，我感慨万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经受了考验，完成了一名外交人员应该完成的任务。战火锻炼了我的意志，艰难使我更加坚强。与此同时，我把我的五尺之躯完整地交还给祖国。

— END —

文章来源 |《中东枭雄》

作者 | 时延春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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