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总理对外交后勤工作的关怀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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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琪良 曾任中国驻摩洛哥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葡萄牙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周总理在指挥、组织或亲自参加外交“前线”斗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和关心外交后勤工作。我从1954年起当了几年外交部的总务司长，对此感受颇深。

亲自抓使馆用房

1950年初，同我建交的国家陆续派人来北京筹备建馆。时当建国伊始，要安顿这么多客人，各方面的困难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使馆馆舍和外交人员的住房问题。旧北京留给新中国的办公用房本来就不敷使用，能作为外交用房的数量就更少了，而且其中一部分已被国内一些单位所使用。

总理知道情况后，便嘱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与外交部有关人员一道去找房子，只要认为适合使馆用的，不管谁家都劝他们搬迁，如果不通，就由他出面做工作。杨秀峰同志当年为某驻华使馆腾住房一事就是总理亲自动员的。

决定增设总务司

建部之初，外交后勤工作任务特重。除上述驻华使馆用房问题外，我驻外使馆的馆舍问题、部内职工宿舍问题、国外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等等都亟待解决。1954年底，周总理兼外长决定外交部增设总务司，统管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出任总务司司长。

我到任后第一次列席的部党组会议是由总理亲自主持的。他对我说：“后勤工作必须加强，要好好抓一抓，为外交部在国内外工作的同志切实解决一些问题，使大家更加安心地努力工作。现在我们的大使连个安家的房子都没有，这怎么行呢？来京的外国使馆也日益增多，到时候房子解决不了，你这个总务司司长可得吃不了兜着走啊！”说到这里总理自己也笑了。

关于外事用房的建设，总理说：“要本着坚固适用、美观大方的方针去办。无论国内外都要达到一般国际水平。既要注意节省，不同人家比豪华，也要注意观瞻，不能太简陋寒酸，要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

谈到驻外人员工资问题，总理说：“外交人员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和开支应该比国内高一些，这是工作需要。但国内还是低工资，所以要安排得适当。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和国内工资的逐步提高再不断调整。”

当时国内正在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所以总理还让我们研究外事经费能不能节约一些。

总理的这些指示使我这个外行新手增强了做好后勤工作的信心，明确了要为外交服务、为机关和职工服务的指导思想以及厉行节约的精神。根据他的讲话和外交部的情况，我们首先着重抓了建房和调整驻外人员工资两件大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钓鱼台国宾馆旧照

关心钓鱼台国宾馆的建设

1958年10月，中央责成外交部负责筹建国宾馆，以便在建国10周年大庆时接待各国党政代表团。

我们和北京市规划部门一道，选定西郊钓鱼台地区作为馆址。这里当时是一片荒岗墓地，面积46万平方米，滨临玉渊潭，环境极为幽静。我们设想把它辟为一座“大公园”，在绿树丛中分盖一些花园别墅式的小楼。各代表团能在住地单独活动，免受外界干扰。

周总理和陈总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方案。工程于当年12月开始。与此同时，我们对客房陈设和庭院绿化等问题反复研究、推敲。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各方面的支持、协助下，宾馆于1959年国庆前建成。

• 钓鱼台国宾馆建造过程 旧照

在宾馆建造过程中，周总理和陈总多次询问进展情况，遇有大的为难之处，大多由陈总出面解决。在交付使用前，他们亲临宾馆视察，深表满意。总理说：“北京十大建筑都是浩大的工程，宾馆的特点则是环境幽雅，精雕细刻。也有个‘大’，就是整体是个大公园。”陈总也说：“你们为接待国宾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住所。室内设备还真有点创造性啊！主客房的陈设以新式为主，少数几件古老家具点缀一下，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好！好！”

外交大楼的曲折

就在修造钓鱼台宾馆的同时，周总理几次提出“到了建外交大楼的时候了”，并叮嘱我们抓紧准备，一俟宾馆竣工，立即着手建设。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设立在这里。直至1966年，外交部才搬出此地。

根据总理和陈总的指示，总务司迅速开始筹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初步方案。由于我部工作人员集中居住在东城区一带，因而选定方巾巷以西作为大楼所在地。按设计楼高14层，东西正面楼宽200米，楼前是一纵深60米的大院，以便停车。周总理、陈总以及其他有关领导非常认真地审阅了平面设计图和模型，很快同意了这一方案。总理还亲自动员宋庆龄同志迁往新居（即现在的故居），因为她当时的住所正好位于大楼建筑范围之内。

遗憾的是，正当抓紧筹建之际，我国遇到了严重经济困难。1960年春的一天下午，陈老总把我叫去问道：“杨琪良啊，外交大楼困难不小吧？”“建筑部门说连砖都供应不上了，所有建筑材料都很困难。”我回答。

“同志啊，目前我们国家的日子确实很困难，吃不饱肚皮啊！”陈总语重心长地说，“我考虑过了，咱们这个大楼立即下马，不能再给国家增加一点点困难！”然后他又很有信心地说，“国家的日子会好转的。那时，人们的心情也好了，再上马可建得更好一些。你看我的这个想法如何？”“陈总英明，我一百个赞成！”我答。

“好，那就下马！总理那边我去报告，保险他会同意的。同志，无可奈何啊！”陈总讲话时的心情是沉重的。显然，这绝非仅仅因停建外交大楼所致。“困难吓不倒我们，国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过，当前可真是困难不小啊！唉，建外交大楼，总理讲过多次了，真是没有办法，只好下马了！”陈总喃喃地重复着。

-End-

文字 |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者 | 杨琪良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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