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有种热情叫“戒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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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湘平 原为驻伊朗记者

至今依然记得，我是在2016年的4月26日晚上10点多抵达德黑兰的。初次抵达伊朗，我什么都不懂，却遇上了行李箱丢失的厄运。由于不懂波斯语，我不知道怎么去失物招领处报告情况，只是站在国际抵达出口处干着急地踱着步子。幸亏遇到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的Tara女士，她看出了我的焦急。在热心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她一边背着重重的行李袋、推着婴儿车，一边带着我到机场警务室，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值班警察。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行李箱。那晚，Tara女士为了帮我，让来接她的丈夫在外面等了快半个小时，真是个热心人。

从初次抵达伊朗开始，对伊朗人热情好客的美好印象在我的心中日益加深。现在，来伊朗两年多了，对这个国家最直观的感受是走在大街上民众对你报以的那种刚出炉还热乎的友好与热情。这种热情似乎跟功利性的套近乎无关，更多的是当地人火热心肠之延展、深入骨髓的素养流露。来伊朗之前，我感觉自己含蓄内敛，不会主动跟人打招呼，但来伊朗后，我发现自己习惯性地热情活泼起来，变得愿意与周围人分享。这种改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毕竟，在一个把热情当饭吃的国家，不变成这样都难。

雷湘平（右1）参加波斯语培训班结业后与老师和同学们合影。

伊朗人的热情首先是写在脸上，表现在说话的语气里，触摸得到，真实而鲜活。走在大街上，目光接触不超过两秒钟，对方可能会面带微笑对我说声“salam”，这个人或许是西装笔挺的男士，也可能是顶着罩袍的女士。遇到问题需要求助时，一些会说英语的伊朗人会尽可能地告诉你该怎么做，即便是不说英语的人，也会帮你找一个会英语的来帮忙，或者拿出手机来一边翻译一边解释，这一点特别让人感到欣慰。

刚来伊朗时，有一天我在塔吉利士广场购物时，手机突然欠费了，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充值。于是我便在大街上找人求助，遇到的第一个行人迈赫迪非常热心地帮了我。

迈赫迪当时赶着下班回家，所以他用自己的银行卡在ATM机上买了一张面值50万的充值码，并告诉我如何输入充值码充值。迈赫迪当时用英语对我说：“你是外国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足够的伊朗里亚尔充值，如果没有的话，这50万里亚尔我先给你出了，等你有钱时联系我把钱还给我就好了。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你记下来，以后你如果在塔吉利士广场遇到啥问题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一带我挺熟悉的。”当迈赫迪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是将信将疑的，觉得他可能葫芦里在卖啥药。但之后的多次交往经历证明，迈赫迪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仅经常帮助我，还是一家慈善机构的志愿者。

在伊朗，最讨人“嫌”又让人觉得有趣的莫过于出租车司机了。刚来时，只要出门就会被出租司机问这问那：“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今年多大了，为什么要来伊朗？”“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吃呀？”等等，这些基本上是他们轮番询问我的套路。刚来时我对这些挺反感，毕竟隐私的东西没必要随口告诉对方，所以我要么直接说“我不会波斯语”搪塞过去，要么笑而不答。

但在伊朗工作两年多，懂点波斯语后，我也不拘谨了，会主动和司机唠嗑，他们问什么我都爽快地答，时不时也抛几个问题给他们：“你现在单身么？伊朗姑娘这么漂亮，怎么不找女朋友啊？”“你们养孩子比中国便宜，怎么只要一个孩子啊？”“你们街上那些咒美国去死的涂鸦口号怎么那么多？你们真的恨美国人吗？”“你们伊朗菜是不是很单调，全国饭店一张类似的菜谱呀？”我这么反问，把大家都逗乐了。

有时聊得开心，司机真的连车费都给免了，有时候钱找不开，司机跟我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银行卡号，你有钱就把车费转账给我，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就算了吧。”现在想来，司机喜欢问三问四，不是人家真的喜欢打听隐私，不过是他们热情的流露，对你感兴趣而已。有趣的是，很多司机一听我是中国人，都会兴奋地跟我用波斯语说：“中国和伊朗是好朋友。美国制裁伊朗的时候，中国可是帮了伊朗大忙的，不然我们的石油都卖不出去！”有些司机因为跟我交流，开始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和饮食习惯，当然也会跟我解释为啥伊朗的餐馆大多是一张菜谱的原因。可见，在出租车上，也可以做促进“民心相通”的工作。

雷湘平与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一起报道在尼亚瓦兰文化中心举办的“欢乐春节”活动。

伊朗人的热情，还体现在率性而为、开心就好，喜欢你的话，就是要对你热情友好。在中国社交文化里，跟人保持适当距离，谨慎言辞，不随意显山露水，方为成熟之表征。但在伊朗人看来，或许直接要比未完来得实在，不藏着不掖着不见得就是社交大忌，不管怎样，要把直接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由于经常出去采访，我认识了不少当地记者，和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有些在给我发信息时都要加一句“亲爱的”，一开始我特别不适应，觉得还没亲密到这么称呼对方的地步，但接触久了也就适应了 ，因为当地男性之间玩得熟的见面了还亲脸，叫你一声“亲爱的”真不算过分。有些当地记者更“肉麻”，Telegram上聊不了几句就说“最近特别想你，下次我们一起见面吃个饭吧”。

还有位记者某天给我打电话，他在跟我说正事以前说“朋友在火灾中牺牲了，现在好难过，好想哭出来”。最后我不得不先好好安慰，我说：“你要是难受的话，来我家附近的咖啡厅一起坐坐聊聊，缓解下沉重的心情。”

和他们相处久了，我也开始亲爱的长、亲爱的短地叫他们了，一点都不觉得脸红，有啥问题需要帮忙的也就直接说了出来。比如，有时候听不懂采访当地人的波斯语录音时，我会直接用Telegram发给他们，翻译一下，这样我就能够轻松地完成写稿。在伊朗感受这种未经打磨修饰的热情久了以后，此前我内心与外界之间修筑的那座自我保护的高墙也渐渐地没有了，原来不是那么知根知底的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如此之近。

最近一次在哈马丹旅游，在去当地著名旅游景点伊本·辛那墓的路上，我在一家快餐店前停下了脚步，买三明治时，我用波斯语问伊本·辛那墓是不是已经很近了。快餐店老板一听我竟然说波斯语，有点诧异，连忙告诉我怎么去景点，收钱时一个大大的三明治竟然只要了我2万里亚尔（相当于1元人民币）。我惊奇地问道：“您这是给我折扣了吗？”他开心地点了点头。

快要吃完三明治时，餐厅里的一位女士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她可以带我去伊本·辛那墓。路上，她热情地问我是哪里人、做啥工作的，以及为何要来哈马丹玩。这位女士问我：“在中国，会波斯语的人多吗？”我告诉他：“很多呢，因为中国跟伊朗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她那一刻非常开心，说：“我希望我女儿以后能学点中文，因为中国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把我带到景点后，她开心地跟我道别，尔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伊朗人的热情，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发自内心。这种热情的源头是那满腔热血，虽然有时候不经过滤和筛选显得有点裸露，但不伪饰不做作，往往能够达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效果。

最直观的感受是，去超市买菜，卖肉的大叔、卖蔬菜瓜果的小哥和收银员大哥都主动会用中文“你好”跟我问好。一回生、二回熟，结果我也开始学会用波斯语和他们问长问短的。大家不知不觉地成了朋友，几天不去超市购物，见面时他们就会问我前段时间哪里去了，怎么不来买东西了。有时遇到钱包里的里亚尔用完、钱庄关门没法换美元时，他们竟主动给我赊账，我要不主动提起欠他们钱，他们有时竟然装作不知道。

有次正值周末，家里突然停了电，原来是欠费太多了，但是当天银行不开门，没有开银行卡的我交不了电费，最后没办法只能去找家附近的超市肉铺的大哥帮忙。他得知我没法交电费，立马让我把电费单给他，要帮我去银行ATM机上交费。最初来伊朗时，这位肉铺大哥帮了我很多次，但我只知道他家是马什哈德的，以前在马来西亚当过几年的厨子。除了经常去他那里买肉，我也没有怎么感谢人家。

以前记者站的家安在塔吉利士广场附近时，一对热情的伊朗夫妇是我的邻居，我和这对夫妇中的女士曾经因为倒垃圾的时间问题红过一次脸。按照物业管理的规定，所有的住户应该在下午4点半左右把垃圾放在家门口，等保洁员来收，但有好几次我都是下午2点多就把垃圾袋放在门口了。这位女士觉得我这么做不合适，每次见到我提早放垃圾都会敲门来找我理论。

记得有一次，这位女士跟我说：“你好，以后垃圾请在4点半左右再放在门口，提早放了会影响美观。”当时她这么跟我说时刚好是下午3点多，为了避免尴尬，我直接就将垃圾拿回了屋里，并表示歉意。但后来好几次，她老公也在下午2点多提早把垃圾放在了门口，我觉得这么做不对，但也不主动去说这事。

后来又有一次，我提早放了垃圾，结果她又找上门来跟我理论，我就跟她吵开了。她开门见山、带着点责备地跟我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提早放垃圾会影响美观和大家的心情，你怎么不遵守这个规定呀？”我直接反驳道：“好几次你们家的门口也提早就放了垃圾，你们自己也这么做，怎么我做就不行了？”她接着说道：“我们家或许有人这么做了，但这次我亲眼见到你提早放垃圾了，下次你如果见到我们也提早放垃圾在门口了，请直接告诉我。”被抓到了提前放垃圾的证据，我无力反驳，再次把垃圾收回了屋内。

但我和这对邻居经过几番较量，后来竟然变得越来越熟了。有时候，他们从外地旅游回来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家里做了啥好吃的也会分我一份；有时候他们家举办聚会，还会问是不是打扰到我了。这对夫妇有个儿子在马来西亚工作，刚好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在电梯里遇到他们时，他们还会跟我聊起他们的儿子。其实，伊朗邻居和我吵架，只是对事不对人，今天和你因为某件事红了脸，明天照样可以笑呵呵地跟你打招呼唠嗑。这或许是伊朗人热情的另一面吧。

在伊朗工作两年多以来，我觉得伊朗人对我是有恩的，是他们的热情让我在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中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是他们的热情促使我学习他们的语言波斯语，并希望自己能用波斯语对他们的热情报以友好和感激。

雷湘平（左1）与到伊朗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在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合影。

现在，记者站搬了新家，但我完全感觉不到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这离不开伊朗人的热情。楼下那家汉堡店的老板阿里总记不得我的名字，因为他分不清中国姓“李”和“雷”的发音，索性每次电话点餐都叫我“Bruce Lee”（李小龙）。我问他为何要这么叫我，他说：“Bruce Lee是在伊朗最出名的中国人，住在附近的中国人有不少，但是姓Lee的我就认识你一个，所以就这么叫你了。”有趣的是，到现在他还以为我姓Lee。

在伊朗生活工作久了以后，我逐渐养成了伊朗人问好打招呼的习惯。现在，面对那些大街上的一张张笑脸、那一双双对中国人充满好奇的眼睛，我往往会先于他们说出“salam khobi？”这句当地问候语。他们听见我用波斯语打招呼时，往往又惊讶又兴奋地笑得合不拢嘴：“eh，to farsi baladi？”（“原来你懂波斯语呀”的意思）现在，遇到伊朗人时，我会尽量说波斯语，我觉得这是拉近与当地人关系的最亲切的方式、最方便的桥梁。

伊朗人的热情或许过于高调和直接，但不失为一种“戒不掉”的真诚，一种可爱的纯真表达。在这里，不用担心人与人之间的热情是否此前已经有感情上的铺垫，不必担忧这样的热情未来能不能持续下去。在这里，热情是一种呼之即来的习惯，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大成本投入和心理负担的天然润滑剂。

我喜欢伊朗人的热情，受益于伊朗人的热情，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促进中国和伊朗的民间交往做出应有的努力，作为驻外记者，我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注：本文原载刘振堂主编《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伊朗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出版社授权古小兮GUXIAOXI公众号平台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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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伊朗的故事》

作者 | 雷湘平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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