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工作作风

 

作者简介    

王殊 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周总理有很多优良的工作作风，很多同志特别是外交、外事工作的同志都是有口皆碑、记忆犹新的。我亲自经历过两件事，他老人家对形势的周密考虑和工作安排的全面细致，至今令我难忘。

安托万·基赞加

一件是在1961年2月，当时，我还是新华社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记者，同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一起到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即现在的刚果（金）的斯坦利维尔采访。那时，刚果总理卢蒙巴在军事政变后被殖民势力杀害，副总理基赞加从首都利奥波德维尔逃到东方省的斯坦利维尔，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代行总理职务，继续实行卢蒙巴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政策。我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致电基赞加，表示承认临时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利奥波德维尔方面派重兵三面封锁了东方省（只有陆路同苏丹南部可通），用军事力量进行威胁并制造经济困难，同时扬言要重新选举政府，许诺保证基赞加的副总理职位，企图用恫吓和利诱的办法搞垮他在斯坦利维尔的临时政府。

我国对受到包围封锁的基赞加临时政府了解很少，他们派驻北京的大使也无法同国内联系。因此，新华总社派我们两人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从陆路经苏丹南部到了斯坦利维尔，在近两个月内，采访了两次基赞加以及很多部长、军队司令、议员和部落酋长等。我们感到军事封锁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十分严重。

东方省是农业省，咖啡、棉花、橡胶等农产品堆积在码头上的仓库里无法外运，工业品、汽油、日用品、药品等也运不进来，一些加工厂和修理厂由于缺乏原料和零配件而停产，银行和进出口公司都关了门，市面上一片萧条。政府官员、议员、军队官兵的开支很大，难以维持，欠薪欠饷相当普遍。军队内部矛盾很多，纪律松弛，官兵对欠饷怨言很大，开小差的很多。政府和军队的重要官员普遍缺乏长期斗争的信心，觉得困难难以解决，坐待局势的发展。

我们在两次采访中，感到基赞加本人也没有长期斗争的打算，而是等待利奥波德维尔方面提出“全国和解”的条件，以便进行讨价还价，然后再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继续担任副总理。当时，斯坦利维尔同外界的电讯联络受到严重干扰，我们进行报导和向国内报告都很困难，就决定经日内瓦回国报告实际情况。

7月初，我们到日内瓦后，知道陈毅副总理正在那里参加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就向他作了汇报，他要我们赶快回北京向周总理报告。我们商量后决定，我一个人回北京，钱嗣杰回开罗分社。

我回北京后才知道，外交部当时正在组织使馆班子准备派到斯坦利维尔去，并且应实际上同国内没有联系的刚果驻华大使的要求，还带了一批包括笨重的发电设备在内的援助物资去。我口头和书面向外交部报告后，周总理当机立断，任命张彤参赞为临时代办，并派他和少数几个人先去，包括二秘孙浩、翻译、机要员、报务员，我也一起去，由张彤任临时支部书记，孙浩和我任支委。其他人员和物资都不动。

在7月23日，我们临行前一天的下午五点多，周总理接见了我们，陈毅副总理、廖承志和黄镇副外长都在座。周总理一直同我们谈到了深夜，把工作上、生活上要注意的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谈到了。

他告诫我们说：“刚果的局势很复杂、很混乱，各种力量都在插手，今后还会有很大的变化。你们去后要结交朋友，做好调研。”他又说，“基赞加政府处境十分困难，地位可能也不太稳，你们要通过介绍中国的经验教训，希望他们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不要上殖民主义的当。但是，要尊重对方，绝不能强加于人。”

他郑重地对我们说：“刚果局势很难预料，你们工作上要谨慎，安全上要注意，要有做俘虏甚至回不来的准备。”说到这里，他还深情地给我们吟诵了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后，毛主席在志愿军总部准备把烈士的遗体运回国内的请示电报上写的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他提醒我们说：“基赞加政府各方面都很困难，你们到那里去建馆，同到其他国家去不一样，不要向他们提这个那个，要他们帮助，使他们感到为难。你们有困难，要自己想法解决，不要麻烦他们。”他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连带了多少钱、什么药品都问到了。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同我们已谈了六七个小时，时间已到了拂晓，还怕有些问题没有谈到、谈够，要陈毅、廖承志同志再到外事办公室去继续同我们谈一下。等同他们两位谈完，天已大亮了，我们都急忙回家同家里人告别，提了行李上车到机场去。

我们从开罗乘飞机到斯坦利维尔后，刚果的局势已急转直下，利奥波德维尔方面在7月重新召开议会，选举了阿杜拉为总理。基赞加没有去参加议会，仍被选为副总理。8月16日，阿杜拉自己来到了斯坦利维尔，劝说基赞加前去就职。三天以后，基赞加宣布接受阿杜拉“全国和解”的建议，同意担任副总理的职务，第二天就去利奥波德维尔就任新职。

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基赞加离开的第二天乘飞机取道布隆迪、开罗回国。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基赞加到利奥波德维尔担任副总理后四个多月后，阿杜拉就宣布把他撤职，并投入监狱。可是，阿杜拉也没有好下场，几个月后也被赶下了台。

1974年11月，乔冠华副外长访德时拜访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右一为作者

另一件事是在1972年7月，当时我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波恩的记者，我国同联邦德国还没有建交，新华分社是我国在当地唯一的机构。我国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施罗德在7月14日到28日访华两周。

副外长、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同施罗德经过三次会谈后，在7月20日达成了内部谅解，表示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拟通过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中方还托施罗德转告谢尔外长，如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欢迎他早日访华，并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周总理在20日下午和晚上接见了施罗德，同他进行了5个小时的谈话。施罗德的成功访华，在联邦德国乃至欧洲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施罗德访问北京后，总理接见了我，要我尽快回到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政府和各方面的反应，还要我到波恩后先去找施罗德，听听他的意见，其他政界和经济界人士也要多接触，了解他们的看法。

总理说我是记者身份，今后同联邦德国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触和联系会有困难，要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我“出出名”，好让德方知道。

在“文革”开始之后，国内外对我国报刊上各种活动消息中的名单及排列非常注意。礼宾司的同志说：“最近重大的活动很少，只有李先念副总理宴请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一项。”总理想了一下说，“这同德国和欧洲不是直接相关，不过先参加了再说，以后有重要的活动都让王殊参加。”我谈到，在施罗德来到我国后，联邦德国不少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也都希望访华。他说，“可以请施特劳斯来，他已多次提出过这个愿望，其他的人也可以请来，你同外交部研究一下，看什么时候来好一些。”

他还针对在“文革”以后一些驻外人员不敢接触驻在国右派的问题说，“怎么能不接触右派，他们都是当权派，不接触怎么能做工作？”总理还考虑到，苏联、东欧对施罗德访华反应很强烈，要我以后不要再去东柏林，有事可让其他同志去，我也可以去驻法国使馆。总理说，“你今后工作可能很多，外交部要派一个德文好一些的同志作为新华社记者到分社去协助你的工作。”

几天后，我准备回波恩去。总理要外交部领导及有关部门和我一起研究我回波恩后的工作。他说：“施罗德回到波恩后在机场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得很好，又马上乘政府的专机去奥地利向正在那里休假的谢尔外长报告访华之行，双方没有透露什么，但媒体的反应是积极的。联邦德国各个政党已开展竞选运动，当然主要是国内问题，估计也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你回波恩后，要赶快去见施罗德，了解他回国后同各方接触的情况，可告诉他中方同意两国举行建交谈判。他是第一个访华的人，要尊重他的意见。如果谢尔外长要见你，在见了施罗德后可以去，也把中方同意举行建交谈判的意见告诉他，并且告诉他在谈判达成协议后，邀请他到北京访问，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周总理要外交部的同志给我带去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式样，一种是简单的，只是说两国决定建交，互派大使；另一种是复杂一些的，除了建交和互派大使外，还阐明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立场。总理说，“你把这两种式样都带去，我们都可以接受。你先征求施罗德的意见，采用哪一种为好。估计你回波恩后会有不少人要见你，也把我们的立场告知他们。”

在8月2日我将乘飞机从北京去波恩的凌晨，新华社外事部的同志又赶到我家里来，说外交部紧急通知，要我在去机场之前先去外交部找副外长乔冠华同志，有要事。

原来是分社翻译邢桂敏同志发来电报，告联邦德国内政部办公厅主任金克尔打电话来，说内政部长根舍（与谢尔外长同属自由民主党的该党副主席）希望尽快会见我。邢告诉他，王殊尚在北京，待回来后再同他联系。

过了不久，金克尔又来电话约见邢桂敏，说他受根舍的委托，希望转告中国政府，联邦德国政府以巨大的兴趣注意到了施罗德对中国的访问，更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

乔冠华说，这份电报来得很晚，周总理首先看到了电报，估计根舍要谈建交问题，就打电话给他，要他在我上飞机之前告诉我这件事，并作了两点指示：一是到波恩后先去见施罗德，听听他的意见；二是再去见根舍或谢尔，除了听取他们的想法外，可提出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方案，说明若联邦德国政府同意其中的一种，中方愿邀请谢尔尽早（最好在8月份内）访问北京，签署两国建交公报。

1974年年底，联邦德国总统谢尔接见外交使团时与作者握手问候。图源：《五洲风云纪》

一切如周总理所估计，两国关系的发展比预料的快。我在8月4日回到了波恩，第二天就乘飞机到了易北河口外北海上的一个小岛，会见了正在那里度假的施罗德。他对我回去后首先去看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表示感谢。他说回国后已向谢尔外长报告了他的访华之行，建议我尽快同谢尔直接商谈。他看了我带去的两种建交公报的式样，建议用简单的一种，说为了谈判方便，联合公报越简单越好。

8月6日，我拜访了内政部长根舍，他哈哈大笑说，本来想同我谈两国关系问题，但他已从谢尔那里知道了我同施罗德商谈的情况，所以已没有什么要谈的了，他将尽快安排我同谢尔见面。

8月10日，谢尔外长接见了我，我按周总理的指示，向他表示了中方有早日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并邀请他访华。谢尔说，我的谈话证实了施罗德从中国带回的信息，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接受我国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公报的邀请。

几天后，我国外交部很快建议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但没有想到竟任命我为谈判代表。德方表示同意，并任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18日谈判在联邦德国外交部开始，原来我设想同谢尔外长所说的一样，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谈判有可能很快，但由于德方在与建交无关的西柏林问题上纠缠不休，谈判一直拖了40天，到9月25日才取得一致意见。

1972年10月11日，姬鹏飞外长同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国、联邦德国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图源：《五洲风云纪》

10月10日，谢尔外长率领庞大代表团到达北京，在第二天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从而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

两国建交后，承周总理的厚爱，我被调到了外交部工作，先后在驻联邦德国和驻奥地利使馆工作过。总理离开我们已多年了，但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同我们深入分析形势、仔细交代工作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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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静夜思故人——一个大使、记者的回忆》 

作者 | 王殊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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