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失落的对外交流印记（三）

人物经历 

司马文森（1916—1968.5.22），中共杰出的统战、文宣干部，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著名现代作家。

他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骄子，三十年代中共泉州地下党史人物，左联最年轻的战士；他是抗战报告文学及通讯员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亦文亦武活跃在前线、后方、游击区，对抗战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运动的领军人；中共香港文艺、电影、新闻出版、海外宣传工作的核心成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点灯人，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驱；他参与共商建国大计、《共同纲领》的定稿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民主协商政治制度作出重要贡献；外交部对外开放的中国驻印尼、阿尔及利亚、法国使馆档案：司马文森参与开拓新中国外交，联系、推动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访问新中国，突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联系第一个中国医疗组走出国门，弘扬中华医药文明；联系第一个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拍摄电影，打破西方的文化封锁；推动新中国体育全面、大规模参加国际体育新兴力量运动会，打破西方对国际体坛的垄断。他砥砺开拓新中国文化外交，参与制定、实施首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参与制定、实施中国与首个西方大国法国的文化交流计划，在国际斗争风浪中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1964年，他敏锐洞察指出，西方国家有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经验、庞大的队伍对中国文化渗透，和平演变，与我们争夺下一代，重点是知识分子和青年，提出应对建议。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因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抗战统战工作，被肇事者摧残至吐血、心肌断裂亡于国务院部委办公室，终年52岁。1970年6月国务院指示下达外交部，8月14日为司马文森同志举办追悼会，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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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子弟 | 失落的对外交流印记（一）外交子弟 | 失落的对外交流印记（二）

中华文化走向海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战迎来了胜利。国共签订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炮声压倒了新春的雷鸣，并加强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迫害。《救亡日报》改版为《建国日报》，仅出版15天便被停刊。

1946年1月，中共文化部队在南方重镇广州打响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争民主的第一枪。1月1日，司马文森和陈残云合作将《文艺生活》（1941年9月在桂林创刊，1943年被国民党限令停刊）在广州复刊，2月创刊《文艺新闻》旬刊；1月4日，香港《华商报》复刊（因国民党禁止《新华日报》在上海复刊，《华商报》成为唯一对外刊登中共主张的报纸，司马文森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很多民主刊物如雨后春笋在广州创刊，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剿共的面目，针锋相对地斗争。

1946年5月4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反苏、反共游行，唆使暴徒捣毁香港《华商报》营业处及香港《正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办事处，发售《文艺生活》《文艺新闻》的兄弟图书公司，把到书店去买民主书刊的青年学生当做囚犯逮捕。司马文森召集广州杂志联谊会负责人，联合发表《抗议五四特务暴行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查封民主刊物；6月5日联名发《告国际文艺作家书》，抗议国民党禁售民主刊物。

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撤离重庆迁南京，改为南京局。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即将大举进攻解放区，指示广东地下党特支：相机撤退。撤退时间、地点、经费、路径等各自想办法解决。

6月26日，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父亲得到左洪涛通告，27日在李嘉仁掩护下从天台搭踏板离开被特务监视的家，转香港。6月29日，国民党对国统区民主力量进行大规模围剿，《文艺生活》被查封。同日，香港《华商报》《正报》办事处、兄弟图书公司等被查封。陆续被国民党查封的全国进步民主报刊达100种，仅广州就有30种民主刊物被查封。

在广州会师的抗敌演剧五队、七队为拒绝被国民党调配到前线对抗解放军，依左洪涛的主意，安排演剧队队员找各种理由离队争取到合法复员费，再到香港集合，成立了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中艺到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巡回演出三年，高举爱国民主旗帜，团结海外侨胞。

党中央着眼未来，对长期黑暗的局势作了部署，香港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中国革命最后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根据中央布局，一批著名的民主党派活动家、文化精英、学术泰斗及共产党干部转移至香港。（《周恩来年谱》）

人物简介

叶剑英（左一），左洪涛（右一）庭审四人帮后，左洪涛与叶剑英合影。

左洪涛（1906-1990），曾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1926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经恽代英、萧楚女介绍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1927年加入共产党，先后由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直接领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简称“特支”），任支部书记，奉派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革命工作，曾任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机要秘书，以他的机智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九死一生屡建功勋，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以聪明智慧在危难中保护同志，使得特支的22名同志：孙慎、何家槐、司马文森、杨应彬等，免遭国民党毒手。解放战争时期，左洪涛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负责人。1967年，左洪涛因广东地下党冤案遭受迫害，1978年广东省委给冤案平反。1980年12月，左洪涛出席中国大庭审，为遇害的同志们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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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文艺生活》在香港复刊。由于国民党对《文艺生活》的封锁，一些人从香港将《文艺生活》带回广州，书被没收、人被抓捕，这使得向海外发展成为必然。

1947年2月，司马文森依托文艺生活社，向南洋发起征求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在《文艺生活》杂志及印尼的《生活报》上发表文章《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南洋读者》，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南美多国的华侨青年纷纷踊跃参加，会员约2000人。总社负责人司马文森、张殊明、陈残云。

文生社征集东南亚抗战及各种专题征文，开展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与当地现实相结合的讨论；文生社举办讲座，邀请郭沫若、茅盾等为社员演讲；邀请郭沫若、夏衍就马华、菲华文艺问题发表见解；组织香港的文生社社员到渔区探访，开展社员交友、赠送图书活动等。

《文艺生活》副刊开辟有习作之页，刊登香港及海外社员的文章；有文艺信箱答复社员在学习、阅读、写作上的问题；批改习作，择优介绍发表；邀请文化精英成立文学顾问会，指导社员的写作，理论指导有黄药眠、冯乃超、荃麟；小说指导有葛琴、司马文森 、华嘉；戏剧指导有夏衍、章泯；诗歌指导有陈残云、黄宁婴、吕剑；批评指导有胡仲持、陈闲；散文、报告指导有周钢鸣、周而复、洪遒。

附 | 征求社员运动告南洋读者

支援祖国的民主文化事业！

——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南洋读者

江南事变后，战时文化中心的桂林，进入雨季的沉闷中，因抗战而创办的《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主张抗战的文化工作者大批的流亡到海外去了，文化城的文化花朵受了摧残，园丁走了，田园荒芜了。那时，我也想走，但是走不了，结果就在几个不堪寂寞的朋友鼓励下，创刊了《文艺生活》月刊。这个刊物的出现，曾给当时西南大后方文艺读者界相当温暖和鼓舞，从它第1期4,000份的销路，扩展到近20,000份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但我不自傲，销路并不能打开工作的困难。当时的时局，也正如一个寒热病患者时而冷时而热，时而松时而紧。我就这样把《文生》支持到太平洋事变，从桂林离去的朋友又回到桂林来了。时间有两年，两年中，我好像做了一个梦，《雨季》就是在这个梦中写成的。就刊物本身论，我自然没有办好，但是我在文化城支持了抗战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我虽不敢自道功绩，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抗战的文化斗士，我是问心无愧的。这个杂志，后来就因为桂林市政府据说奉命节省纸张，把它“节省”掉了。和《文生》同时“遭难”的，也有十几种杂志。我想：该坚持的一段时间已经坚持过了，能够办好杂志的人已经回来了，我的责任可以交代了，因此，我当时并不懊恼。我相信它还有火种在，到了应该再来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时，它会“春风吹又生”。

胜利后，我从广西敌后“解甲”回到广州，又站上文化岗位了。原先的意思，是想办报，有一位朋友愿意拿出钱来给我们办，可是没有办成。为什么办不成呢？不是没有钱，而是老爷不许办！不许办的主要原因，自然还是“司马文森”这4个字太叫人讨厌的原故。为这件事，我曾去会过一个曾是老朋友的接收大员，他很客气，和我拉手，拉得比任何人都久，又请我上大同“饮茶”，可是当我提出主题时，（我知道，只要他肯点点头，报纸是随时可以出版的，）他却就变了面色了。他狡滑地说：“要办报容易，不过，由你老哥出面就难了！”我说：“我不出面行吗？”他摇了摇头说：“一样困难，人家知道的。”这就是我的命运注定了，“免开尊口”。

报办不成，局势也逐渐紧张起来，我本就好动，自是不甘寂寞。就在这时，曹健飞来开兄弟图书公司，他对我说：“可以办杂志。”我说：“办什么杂志？”曹健飞说：“把文生复刊得了。”这句话提醒了我，结果这个杂志又在另一个阶段出现了。在复员后办《文生》，情形和桂林完全不同，主要原因是无人肯投资，我们的开办费只有4万元，而且还大半是从朋友间拉借得来的。好在第1期出版后，由于读者的支持，销路从4,000增至6,000，最高额曾印到8,000，这种情形在广州是空前的。考究其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不过是我们的立场坚定，以大众意志为意志，肯为民主奔跑呼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招受了许多打击，他们把总经售我们杂志的兄弟图书公司打光了，满以为我们一定会翻不起身来，从此一命呜呼。自然经他们这么一打，使原来经济基础就十分薄弱的我们，就等于完全破了产。但我们并未被迫停刊，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决不会停刊，我们搬到香港后，又继续为祖国的民主和平斗争下去了，从去年7月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未来的时日虽然还长，还艰难，但我们是决心支持到底的！

江南事件，是抗战中一个历史事变，胜利后的大分裂，也该是一个历史的事变。在抗战时我们曾支持过最黑暗一段期间，在民主与反民主搏命斗争的今天，我们也还决心坚持，因为我们认为，民主的事业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这个杂志是鼓吹民主而存在的，因此它也该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今天在困难日益增加的时候，我们已看清民主运动要打开，必须依赖广大人民大众。我们这个主张民主的杂志要生存，也得依赖海内外读者，不论其为精神或物质的不断支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时把文艺生活社从少数同人扩大为广大群众的原因。我们相信我们的力量还太单薄，不足以负这个沉重责任。我们要求同情我们工作的、赞同我们主张的朋友，都参加到我们这个集团中来，成为我们一个组成员、一个战斗单位。

让我们紧紧地携起手来吧，同情我们的朋友们，让我们在民主、进步和团结的文艺旗子底下，集合起来！向反人民反民主的方向进军！  

载印度尼西亚《生活报》

1947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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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运动得到海外华人文学界人士支持，多国设有文艺生活社分社，负责人西玲（吉隆坡民声报社）、杨繁（曼谷商报社）、金丁（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黑婴（印尼生活报社）、林林（马尼拉华侨导报社）、米军（新加坡读书生活杂志社），美洲的路斯等。美国、加拿大、古巴、英国、马来亚、暹罗、菲律宾、越南、北婆罗洲、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北平、天津、昆明等广大国内外地区都有文生社的社员和学习小组，香港分会最活跃，负责人为陈雅，有多个学习小组，文学活动由香港文委领导，党团活动由青委领导。

1948年，《文艺生活》海外版出版《马来亚人民抗敌记》专辑：《文律、龙津的屠杀》（许乃妙）、《牺牲》（健雄）、《线球》（叶韵）、《虎口余生》（黄亦夫）、《狼之死》（健雄）、《秋天的霞》（鸿鸣）等。《文艺生活》刊登《日本，亚洲凶剧的主角》（张殊明作）、《苏联的战时电影》（短讯）、《苏联纪行》（美·史诺作，李育中译）、《解围前后》（丁泰斯作，何家槐译）等，不胜枚举。父亲承担《文艺生活》月刊大部分工作：编辑、排版、到印刷厂付印、回复一年近900封的社员来信中的大部分等，陈残云伯伯1947年到香港中学任教了，我母亲则负责稿件初选、初校、发行等。《文艺生活》1950年转广州复刊，同年7月停刊。

2016年，司马文森百年诞辰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新加坡华文文学著名学者骆明称，司马文森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点灯人，他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扶植，其影响深远。

马来亚人民抗敌记

专辑

香港社员野外联欢

演活报剧《厌战》

发表在《文艺生活》的王时颖活报剧《凯旋》，在北婆罗洲由文生社社员演出剧照。

郭沫若（后排右3）、于立群（前排右4），司马文森（后排右2）、雷维音（后右1），和张殊明（后排左9）等去长洲渔岛看望探访文生社香港分社社员。 

文生社香港分社1947年注册登记，1949年被港英当局取缔。司马文森在香港还创办了文生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尚仲衣教授》《危城记》《风砂的城》《复员图》《抒情小品》《民主短简》《南洋伯还乡》《时代的感动》《桂林的撤退》《同志，攻进城来了！》《反芻集》《人的希望》《春寒》《成长》《北京人》《文艺生活》合订本、选集等。陈残云指出：在香港，出版一本进步的文学作品非常困难，“文生社”（出版社）的出现，有它可贵之处。

1948年 文艺生活社发起社员运动一周年，文艺界友人纷纷祝贺。

1948年，郭沫若为文生社赋诗：“薰风解愠海之涯，任辇南来文毁家。后乐先忧吾岂敢，平生志趣在兴华。”

1948年，柳亚子先生为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一周年题《文化扶余》：“伟亦文生社，扶余霸业同。文章推司马，意气属元龙。民众翻身起，幼小革命雄。青年能韧造，影响到无穷。”

宋云彬贺文生社员运动，录杜甫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司马文森抄录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悼艾地》，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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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中“薰风解愠海之涯， 任辇南来文毁家。”即指1946年，司马文森因领军广州民主刊物联谊会，对国民党进行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斗争，受到迫害被通缉，港粤文协暨文艺生活社、住所遭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家人流落街头，文毁家。

1952年，司马文森等电影工作者十人，遭到港英当局迫害，被抄家，非法逮捕递解出境。十年浩劫中，司马文森再次遭到迫害，他不明白，为什么回到自己人当中，这样摧残他？

父亲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文委委员期间为《华商报》写作长篇连载小说《海外寻夫记》，为《文汇报》创作连载长篇《南洋淘金记》、中篇报告《汪汉国的故事》（记述第一代全国农业劳模汪汉国成长的心路历程及农业合作化的两条路线斗争），为《大公报》创作连载长篇《香港淘金记》，在香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新晚报》，在新加坡《南侨日报》《读书生活》，在印尼《生活报》写散文及评论文章。

父亲生于劳动人民家庭，从童工，后加入共青团，17岁加入共产党，18岁担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成长为坚定、刚毅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勤奋，常在家人入睡时写作。朋友说，他随时可以铺开稿纸写作；读者称，司马文森的书，本本好看。在使馆工作时，即使白天公务繁忙，他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及夜晚，依然笔耕不辍。

1963年，回国工作一年间，父亲创作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的长篇《风雨桐江》付印，他为少年儿童编辑的国际题材专著《我们的新朋友》付印。

1964年，他与马可合作创作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与马思聪合作创作的《中国非洲友好歌》单行本出版。《椰岛之歌》是最后一部由父亲编辑成册的海外散文集，在父母赴法国使馆工作前交予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印尼苏哈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下政变，局势不宜，遂让司马晓兰联系编辑杜麦青撤稿，十年浩劫中被抄走。被抄走的还有父亲反映抗战时地下党革命斗争的长篇《榕城春》（备用名《热浪》），该小说反映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抗战斗争，含父亲协助南方局来人胡髟在桂林一家故衣店设立电台的经过，天线就安装在晾衣杆内芯。他在驻法使馆业余时间已完成全部初稿，共十章，至今没有归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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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端木蕻良：赞誉司马文森遗著《南洋淘金记》新版，于1986年赋诗一首怀念司马文森，寄托哀思：

香江八桂任铁肩，硬骨偏遭鬼魅捐。

域外欣传飘海记，孚林争购淘金记。

信有好女能继志，闽江潮没起飞舷。

1988年，原对外文委国际司杨克毅司长怀念逝世二十周年的司马文森同志，作诗赠母亲：

风雨桐江传万里，文豪司马志未休。

迫死沉冤存志胆，雷音申雪疾凶仇。

上图：周而复录周恩来诗二首，寄托对司马文森的哀思。

其一：《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其二：《无题》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哭司马文森》

曾敏之

心香一瓣代刍卮，独立苍茫凄绝时；

漓水涟漪浮翰藻，桐江风雨铸新词。

回翔欧亚称雄健，奋翮中南忆鹗姿；

忽报文星凋北地，哭君空有泪如丝。

——载1978年7月2日香港《新晚报》《司马文森十年祭——秦牧函告司马文森被折磨致死》

曾敏之：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曾任《文汇报》副主编。

父亲以亲身经历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共商建国大计，见证新中国外交诞生、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为题材创作。他写作计划中有反映中共在香港与形形色色反动派斗争的长篇小说……他有对中法文化外交更多的设想、计划。然而，一切都戛然而止。

1968年5月22日，造反派对他外调，借口“不老实”交代他和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叶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摧残他，司马文森坚持党性原则、保护同志，被揪斗至吐血、心肌纤维断裂，身着血衣死于国家机关办公室拘禁中，时年52岁。

未完待续~

图文 | 司马小莘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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