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枫叶之国”的留学生活（下）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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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5年夏，我已经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所有考试，实验工作接近尾声，即将开始写毕业论文，计划次年初答辩。当时我的计划是去美国做两年博士后，然后回国服务。

这年春天，中国大使馆新来的教育参赞倪孟雄来温莎大学巡视。他告诉我，由于国内派出的留学生越来越多，需要加强留学生管理工作，教育部有意从留学生中选拔合适人才调入大使馆，从事留学生管理和教育交流工作。当时我是在加拿大留学时间最长的，担任温莎大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并且已经入了党。倪参赞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问我是否愿意去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他们也对我的妻子做了考察，认为她也适合大使馆的工作，可同时调入。参赞要我在一个月内作出答复。想想有趣，十多年前上大学未能如愿进外语系，断了走外交之路的念想。如今做外交官的机会却送到眼前，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真是世事难料！

我又一次站到了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不过这次我有了选择的自由。此生将要从事学术工作还是行政管理工作，甚至“从政”，要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此时我已过而立之年，无论走哪条路，都将是一条不易回头的路。对我而言，走学术之路可以去做博士后，然后回国到大学教书、做研究。这条路很平稳，也不会有什么预料不到的挑战。当外交官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一旦走上这条路，以后就有了“从政”的机会，有可能为国家做些“大事”，但这条路也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国家送我留学，我应为国家做事，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我和妻子分析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从学业上讲，我毕竟只念了一年多中学就因文革而失学，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没学到什么知识。虽然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读了硕士和博士，以后再做博士后，将来在学术上达到一定水平，当个教授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学业基础终究不够系统，不够扎实，学术研究方面的潜力恐怕敌不过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后来者。而从事行政管理乃至从政的话，我的人生经历丰富，为人稳重，不贪享受，比较“正统”，我还具有当时为数不多的外国博士学位。

在一个需要现代化管理人才的时代，或许在这条路上我会有一个更大的人生舞台，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未可知。人生若要成功，就得去做最有助于自己发挥能力的工作。这就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过通常人们认识自己的长处易，看到自己的短处难。分析利弊之后，我们决定接受这一挑战。这个选择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我至今不悔。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网络图）

教育部很快批准我们到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事关系也转入教育部（此时已经改称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9月，我们来到渥太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那时的外交官是不能携子女赴任的，我们把一岁的女儿送回国内，先是由她的姥爷姥姥照顾，后来又由她的爷爷奶奶照顾，4年中我们只回国休假一次与女儿团聚，这也是走这条路的一个代价。

我与导师商量，我去大使馆赴任，利用业余时间写论文，然后回校答辩。我原来预计利用工作之余在半年内写完论文，但过于乐观了。到大使馆以后工作甚忙，需要全身心投入，业余时间根本没有可能思考写论文的事。为了避免前功尽弃，一年后我请假3个月回到温莎大学，在导师身边写完了我的论文。

1987年3月，我专程回到温莎大学做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共有五名成员，除了我的导师泰勒教授外，还有生物系教授兼研究生院副院长卡特教授、生物系的系主任法克尔教授、化学系教授泰勒和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克里基。答辩进行了4个小时，教授们问了许多问题，我都给出了令他们满意的回答。

1987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与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与硕士论文答辩时的情形一样，委员会在答辩之后开了10分钟会就宣布论文通过，评语是“满意”。五位教授在我的论文首页上签了字，并与我热烈握手表示祝贺。此时我心中激动之情难以平静，获得博士学位，多年美梦成真，这中间又有多少寒窗之下的辛劳与甘苦可为人知？我与每一位教授紧紧拥抱，感谢他们几年来给我的支持与鼓励。后来常有人问我：“你在论文通过答辩那一刻在想什么？”我的回答是：“这辈子终于不用再考试了！”

3个月后，我和妻子从渥太华回到温莎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我穿上黑袍，披上生物学博士标志的绶带，与其他毕业生依次上台接受校长伊阿尼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第二天中午，伊阿尼校长单独请我吃饭，毕业生中获此殊荣者只有我一个。校长对我说：“你是温莎大学的骄傲，好好干吧，我敢肯定你以后一定会有出色的成就。”如今这位校长已经作古，但是他对我的热情鼓励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多年来我也总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而感到欣慰。

1987年，作者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文革结束之后，我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有幸作为最早一批留学生被国家公费派到加拿大学习。尽管由于时代的影响，我的学业基础并不大好，但经过6年的努力，我最终获得了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两个学位，说明“有志者事竟成”。在加拿大留学使我受到了严格的科学思维与研究方法的训练，虽然我后来并没有从事生理学研究工作，但这些训练却使我受益终生。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我出国留学的机会是国家给的，这是由于我有幸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环境。个人能力再强，没有这样一个环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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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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