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鏊：在共产党人影响下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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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请民进中央原副秘书长王炳舟向您讲述民进主要创始人王绍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
文/王炳舟
王绍鏊（1888—1970）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民主斗士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在他人生旅途的各个阶段，都有中国共产党人给予的启迪、指引、帮助和支持，也正因此，王绍鏊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生死与共的不解之缘。
1926年初，王绍鏊收到了广州传来的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消息。他看透了军阀的腐败，认为只有扫除军阀，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一度低沉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在共产党人侯绍裘的影响下，他在家乡着手秘密组织策应北伐军的活动。
侯绍裘是著名共产党人，是上海和江苏群众运动中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在国民党内任职，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遭到了敌人的切齿痛恨。1927年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秘密逮捕了他并将其杀害。
王绍鏊在侯绍裘的帮助下，在家乡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后又暗中联络了“全浙公会”和“全皖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军阀孙传芳、策应北伐军的行动。孙传芳侦知他的秘密活动后勃然大怒，下令对他通缉。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在武汉他见到了邓演达，随后又通过张群的关系到南昌见蒋介石。在和蒋介石作了两次长谈后，他对张群直言：此人如得志，中国将不可收拾。说罢，拂袖而去，归返上海。
在武汉，王绍鏊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看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眼界大开。回到上海后他潜心研读马列著作，探索革命真理，认识到要救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反蒋斗争，参加了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并成为核心一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邀集各方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旋又到北京和蓝公武等人发起救国协会，并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初学马恩列斯理论书籍的王绍鏊，得到了湖北大冶的好友黄申芗的帮助，逐步有所提高。他年轻好胜，喜欢与别人谈理论，谈政见，每次与黄申芗见面总是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黄申芗的满腔热忱和远见卓识，使得王绍鏊由衷地钦佩。黄申芗意味深长地对王绍鏊说：“你还执迷于当年在日本学的议会梦啊！俄国十月革命兴起，各国工人革命和民族斗争连成一片，中国革命也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后来，他们又约在虹口的一家茶室里作了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为避人耳目，一些关键性的词语他们都用日语来表达。经过多次的谈论，王绍鏊的思想豁然开朗，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黄申芗表示报告组织后再作答复。1933年10月的一天，黄申芗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并作为入党介绍人主持了王绍鏊的入党宣誓仪式，此后组织上由黄申芗与他联系。这一天，王绍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由于王绍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暗中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他曾到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抗日，并设法让陈济棠与邹韬奋和黄申芗见面，还和沈钧儒、史良、柳亚子等上海知名人士频繁交往。王绍鏊南来北往，行色匆匆，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他返回南方途中，秘密将他绑架。他迅速把写有党的机密的纸条吞咽下去，使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他在被拘禁期间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后被移送反省院内“中央党部政治未决犯羁押室”监禁。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国民党迫于形势，被迫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王绍鏊作为第一批释放者出狱。回到家中，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急忙叫女儿替他拆开从狱中带回的被子，从棉絮深处取出几张小纸片，小心地藏在怀里，然后匆匆出去，找到黄申芗，向组织详细汇报了狱中的情况。黄申芗告诉他，组织上已经了解他在狱中的表现，称赞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
1940年初，王绍鏊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长期担任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负责人。
1940年春节过后，王绍鏊离别家人乘船到香港，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时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潘汉年待人亲切而又不失原则，指示王绍鏊先做情报转递工作。潘汉年对王绍鏊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经常教育他这里和上海不同，一言一行要符合身份，由于环境的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应随之改变，要适应环境，现在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要善于保护、隐蔽自己，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这些话对他以后长期从事的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在香港，王绍鏊深居简出，除了和一些同志交换情报外，不与外人接触。他化名王钧，用通信中写“藏头诗”的办法和上海转递情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偷袭了珍珠港后，又对香港发起进攻。王绍鏊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立即过海，到达九龙，在湾仔道隐居起来。翌年4月30日，他和王人麟全家以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张唯一等乘船离港抵达上海。
1942年王绍鏊回沪后，张唯一隐蔽在复兴中路合群坊王绍鏊的家中。张唯一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工作。王绍鏊的家成了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和活动场所。
马叙伦、王绍鏊等利用《周报》《民主》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两种建国方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当时，王绍鏊结交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朋友。在这些人士中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组织要求每个党员都有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和身份，扎根在群众之中，便于隐蔽，长期埋伏。尽管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情，但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马叙伦和王绍鏊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他们不仅议论，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当时，王绍鏊的公开身份是实业家和民主人士，其他加入民进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公开身份也都是从事不同职业的民主人士。他们加入民进以后，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把忠诚的信仰、高度献身的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操守带进民进组织，影响和带动了全体会员，就使民进展示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顽强的斗争精神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从而在当时的上海民主运动中发挥出中流砥柱的作用。
1949年9月21日，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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