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51：第十六章 司马牛•鳖厮踢
第十六章 司马牛·鳖厮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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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旧党对新党大加挞伐，旧党之间为某一问题争论不休；太皇太后按下葫芦起来瓢，不断有人被贬有人升官；小皇帝一天天长大，他必须端端正正地坐着，每日对着这些重臣们的屁股——这些人躬着身子向他祖母奏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他恨得咬牙切齿。
这就是元祐初年的政局。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现象，都会在今后几年汇集在一起，左右北宋后期的历史。
从元祐元年二月开始，司马光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将新法全部废除。蔡确被贬，现在变法派的重量级人物是章惇，可以说新法的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章惇的心血。这个人能力极强，且心直口快，经常当堂与司马光争辩，让他下不来台。苏轼与章惇私交笃厚，背地里劝章惇：“从前许靖有名无实，刘备看不起他。法正对刘备说，许靖闻名四海，主公如果不礼遇他，朝野会说你不纳贤的。刘备听从了法正的建议，任命许靖为司徒。许靖都不可怠慢，何况如今时望甚重的司马君实呢？”
许靖在蜀国，虽然居于高位，但能力远远比不上法正和诸葛亮，苏轼以许靖类比司马光，似乎隐含着非常微妙的评价。司马光不问政事十五年，而章惇从地方州府，到朝廷翰林学士、枢密院、参知政事，走过多个岗位，苏轼更是长期在基层任职，他们远远比司马光了解真实情况。新法已经实行将近二十年，初期暴露的一些弊端已有所修补，同时苏轼在地方任职时发现，当年他对新法的一些看法也有失偏颇。这些从实践中得出的认知，司马光当然是体会不到的。
章惇听从了苏轼的劝解，从此尽量给司马光留面子，但尊重和礼貌消弭不了政见的分歧。尤其是免疫法的废留问题，争议最大、最头疼。司马光主张废除免疫法，实行差役法，对此章惇坚决不同意，苏轼也不赞同。章惇与司马光大吵一通，甚至公开在高太后面前激烈争辩，他从前在神宗皇帝面前都向来直言，倒不是对高太后不敬。但由此也引来众多台谏官的弹劾，章惇一怒之下不管了，爱咋咋地，任由各种大事小情在殿堂上争论。这时右司谏苏辙又上书，指责章惇明知司马光考虑不周，却撂挑子看笑话。于是章惇左右都不对，里外不是人，被罢知汝州。此后章惇被台谏官反复整治，贬窜多地。苏辙的弹劾状，成为章惇与苏轼交恶的原因之一。
苏轼，归安丘园帖
为苏轼致章惇信札
当时章惇被弹劾
任职地方，苏轼取信宽慰
司马光要求在五天之内完成免疫法改差役法，明眼人一见便知，这根本行不通。然而一切皆有可能，知开封府蔡京立即行动起来，在规定时间里迅速改为差役，征集一千多民夫充役，然后去报告司马光。司马光非常高兴：“假如官员都像你一样少发牢骚多干事，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蔡京的确是个能臣，否则后来也当不上宰相，可是作为变法派的他，转弯如此之快，那背后的动机，岂不是一目了然？
苏轼反对免役改差役，是因为他看到了免疫法的好处。新法实行之初，见人就收免役钱的乱象，早已得到纠正。按照贫富差距收取不同比例的免役钱，用这些钱雇役，官民两便。他在密州时，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官府手里有闲田，充役者由官府给田，这样就使得没田的穷汉有田种，官府又不用出钱，确实是个惠民的好政策。苏轼连续上书，论免疫法的诸般好处，司马光不为所动，一意孤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听说此事以后，喃喃道：“连这个也要废吗？这可是我和先帝研议两年的成果啊！”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同上
要说苏轼目前在朝中最亲近的人，非司马光莫属。第一，从私交来说，司马光是苏洵的好友，可以说是苏轼长辈，他母亲程夫人的墓志铭就是司马光撰写的。第二，从成长经历来看，司马光是他的老师，当年参加制科考试，司马光是考官，此后更是对他一再眷顾。第三，从仕途看，司马光是他的引路人，没有司马光的拔擢，哪有他苏轼连升数级、身居如此高位呢？对这样一位长辈、老师、恩公，苏轼是非常尊重的。然而君子之交，代替不了国事之争，这是北宋文人的共识。
从前韩琦想在西北招募义勇充军，司马光认为太过扰民，不同意。韩琦说：“有我在，你就放心吧，肯定没错。”
司马光说：“我不能相信，恐怕你也不敢如此自信吧？”
韩琦有些不高兴：“你竟然如此轻视我？”
司马光说：“相公居相位，自然令人放心。但假如有一天换了别人坐在此位，也像你一样听不进不同意见，会是什么样子？”
韩琦听了很受触动。
苏轼与司马光争论中，苏轼说：“当年你埋怨韩琦不让你说话，如今这个座位上换成你了，你不是同样不让我说话吗？”
为什么千古以来只有唐太宗一个人虚心纳谏，就是因为靠自我修养来抑制权欲，是极难的事情。在台下的时候，思忖如果自己当权，一定会洁身自好，从善如流；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马上前后判若两人，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现在的司马光已经不是十五年前的司马光了，因为他的位置变了。看到他如此执拗，范纯仁背地里说：“又一个王介甫矣[1]。”
[1] 王安石字介甫
一次苏轼与司马光辩论甚久，谁也说服不了谁，回到家中，苏轼一边烦躁地解去朝衣，一边高呼：“司马牛！司马牛！”埋怨司马光简直像牛一样的犟脾气。
还有一次，两人争执不下，苏轼说：“你这说法，简直是鳖厮踢”。
司马光问：“鳖怎么会厮踢？”
苏轼说：“所以说你是鳖厮踢啊。”
鳖厮踢，说白了就是甲鱼乱蹬腿。乌龟甲鱼遇到攻击，会把头脚缩进壳中，如果真有厮踢，除非是四脚朝天，无所凭依，于是四腿乱蹬。苏轼打这个比方，是说司马光乱弹琴瞎指挥，凡是新法都无端指责，四面出击，必欲尽除之而后快。
司马光孱弱的身体，被连日的操劳迅速拖垮。他在病榻上，仍然念念不忘废除“免役法”、“青苗法”等新法，对看望的吕公著说：“吾死不瞑目矣!”，又说家事有儿子司马康可以托付，可是国事没人可以托付，这简直又是一个“但恨不见替人”。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执政大臣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很快将新法全部废除。元祐元年九月，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死时床边还摆着一本关于役法的书。
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政见完全不同的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他们伴随着宋神宗的富国强兵梦而走上历史舞台，最终却都留下了事业未竞的遗憾。
第二，认准的事，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干成。如同一个硬币有两面，一个人也会兼具正确和错误。他们正确的时候，这种性格叫矢志不移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可在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拗相公”、“司马牛”、“鳖厮踢”。
第三，他们都有高尚的君子人格。苏轼与司马光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似乎可以成为两人品行的注解。司马光说：“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苏轼说：“奇茶妙墨俱香，是德同；皆坚，是操同。如同贤人君子，黑白美恶都不相同，但是德操是相同的。”这样的两个人，又曾经是好朋友，可就是走不到一起，真的值得后世的管理者反思。
第四，他们都加剧了北宋的党争。
苏轼这时候还不知道，司马光去了，可北宋朝堂的“鳖厮踢”，越发花样翻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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