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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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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父亲百年诞辰祭
作者：屠丽君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一出生，皇帝就下台了。
父亲出生于1911年10月10日，阴历为辛亥年八月十九，正是辛亥革命发生之日，距今正好百年（编注，此文写于2011年10月）。想起父亲一生的遭际与时代如此契合，就想以此文来怀念父亲。
我的父亲屠宝琉
父亲屠宝琉是浙江嘉兴池湾镇人。他的父亲屠善常曾在上海等地开丝厂，家中也有田产。日冦入侵后，人造丝冲击了中国蚕丝业，祖父的丝厂也纷纷倒闭，从而家道中落，他也在年仅47岁时郁郁而终。 当时祖母要带四子二女度日，生活相当窘迫。父亲的长兄要父亲去咸鲞店学徒，但父亲求学心切，坚持不去。后在母亲和舅舅的支持下，在杭州安定中学读完高中，之后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并毕业于此。 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浙江杭徽汽车公司工作。`在余杭，乔司，临平等公路段做技术工作。在这些基层工作，父亲吃苦在先，踏实肯干，深得大家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杭徽汽车公司负责杭州到浙江边境星岭关一段的养路工作。当时为了抗日时期道路畅通，使士兵和物资及时运到抗日前线，父亲带领了一支防日军空袭的公路抢险工程队。这支队伍在日军轰炸后，必须尽快修复公路，以保证道路畅通。父亲说，当时敌机在天空盘旋，他们在拼命修路，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真可谓是出生入死。
在此拓开一笔，那时是国共合作阶段，为了工作方便，上级授予了父亲一个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少校军衔，填了个表，以后也就不了了知。殊不料，这件事在文革中使父亲受到了无数打击，百口莫辩。 再归原题。 养路工作，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父亲当时家有老母和两个幼妹，加上我的母亲和我姐妹三人。家庭负担很重。为了工作需要，他只好把一家老小安置在穷乡僻壤。故我就出生在天目山麓的昌化汤家湾。父亲与家人一直都是聚少离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举家迁居杭州。父亲仍在杭徽公司工作，从工段长直至任公司副经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了。
一九五零年国家发出号召，华东地区工程技术人员去支援华中地区的建设。父亲决心放弃私营企业的优厚物质待遇而投身国家建设。他于一九五零年只身从杭州到武汉，进入武汉建设工程局工作，成为了新中国一名正式工程技术人员，为此父亲很自豪。 一九五四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父亲抗争在抗洪前线，不畏艰险，夜以继日。在亲自见证了党员身先事卒，不畏艰险的高尚无私后，他在防汛第一线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于一九五六年光荣入党。不久又被评为武汉市第一批高级工程师。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父亲因家庭出身及抗日时授予少校军衔之事受到冲击。并予以党内劝退处分。又将全家一锅端到崇阳劳改，后又在局内劳改。七十年代恢复工作后，也无事可做。
父亲对这一阶段处境安之若素，不发怨言。对上大学的子女，教导我们要服从分配，上山下乡的要刻苦自励。
粉碎四人帮时，他已退休，到一九八一年，他得到平反昭雪，也恢复了党籍。父亲高兴地对我们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一九八一到一九九一的十年间，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出高价要借父亲高工证去筹办公司，父亲一一婉谢。
他一生不涉违法乱纪之事。 父亲因冠心病于一九九一年元月廿九日病逝于武汉协和医院。享年八十岁。 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年了，但他高大的身影，和蔼可亲的笑脸依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他正直，善良的品格，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亲和力极强的为人处事，低调恬淡的生活态度，我们始终未能忘怀。 父亲一生人生目标明确，是非分明。他曾说，我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掌权各个时期，我亲身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他教育我们要正派做人，努力工作。所以我们八个子女都很独立。工作也勤奋出色。父亲常说，我没有给子女财富，只教育了他们如何为人。
父亲为人正直，既不会阿谀奉承，也从不仗势欺人。一九四二年父亲曾从江西婺源思口镇徒步行走到浙江衢州，想继续从事抗日养路工作。可当他得知原工务段领导将工人的粮饷及工务经费全部吞没，并要求父亲一并作弊时，父亲义愤填膺，一气之下，毅然辞去所有职务，拂袖而去。
他的一生，在建筑界也任要职，但他平等待人，从不仗势欺人。故文革中外调父亲时，群众说，屠宝琉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好人。
父亲是搞工程预算的，在业内有预算一把手的美誉。他在武汉曾承建过梅园，展览馆，荣军疗养院及各大专院校的工程，深得好评。他告诉我们说工程预算必须细心，精确，不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举了两例。一是解放前，他承建临安县政府办公大楼，因忽略了楼后一口水井，大楼刚建成，恰逢暴雨，井水猛涨，导致部分楼体倒塌，损失巨大，他也受到了监禁处分。
笫二例是建武汉荣军疗养院时，他土方计算错了个小数点，他发现后一夜无眠，笫二天一清早赶到工地，及时纠错，才未造成损失。从此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一丝不苟了。
他与人相处有几个信条：一是从不背后论人非，二是和为贵，三是让，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人缘极好。
他关心别人，也不着痕迹。例，章良知因不堪继母虐待，父亲居昌化时就把他带着学建筑，那时章十六岁。解放后他调至西安建筑公司工作。有次父亲出差，到西安，见章家子女多，被褥单薄，他就去买了几床厚棉絮，放在他家后，就悄悄走了。
父亲在他自己的大家庭中，一直奉养老母，直至送终。又资助弟妹们成家。接济经济窘迫的兄长。
在我们家庭里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十分融洽。
父亲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年轻时家道中落，壮年时为抗日事业奔波，晚年子女上学加上身体欠佳，应该说父亲没享过清福。
有次朋友来看他，临别，他指着我们这群子女说，我一生没有积蓄，这就是我的全部财富。 今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又欣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父亲的一生与辛亥革命的百年历程血脉相连。相信葬于武昌九峰之巅的父亲听到辛亥革命百年祭的礼炮声，看见那五彩绽放的礼花，定会在天堂捻髯而笑。因为这是对您最好的祭奠。
父亲“火线入党”与被劝退
作者档案
原题 怀念父亲
父亲（1911-1991，我们称阿爹）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人厚道真诚，工作认真能力强，长得阳光帅气。一米八的个子，在民国时代的江浙一带比较少见。姑妈告诉我们，三四十年代，阿爹作为杭州市业余篮球队的队长，是杭州城有名的美男子。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市担任建筑工程师，对武汉市的城市建设了如指掌。
火线入党 解放初期，武汉是比较落后的内地，响应共产党的号召，阿爹作为建筑工程师，从杭州来到武汉，参加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建设。到武汉不久，就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洪水。阿爹加入共产党，和这次武汉抗洪有关。 武汉地势低洼，就像洗脸盆的盆底。雨水过多的时候，长江水位比地面高很多，堤外的水位明显高于堤内地面的情形寻常可见，至今如此。现在国力增强，修筑了钢筋混凝土的堤坝。以前可都是低矮的泥土堤坝。 到了发洪水季节，内渍外涝，武汉市民就得紧急行动起来，加高堤防。那时的方法是用草袋装上泥土，一层层摞起来，加高堤防。有时候，泥土的不均匀，草袋摞得不平实，水流湍急等，都会导致出现漏眼。“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出现漏眼就得有人跳到水里去摸，去堵。阿爹常常就是那跳到水里的志愿者。因为救灾表现太好了，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时成为了所谓“又红又专”的典型。 被劝退党
阿爹人善嘴拙，从不说人是非。 对政治也不敢兴趣，所以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还很荣幸地坐飞机去参观北京的新建筑。现在只要有钱，有合法身份，谁都可以花钱买飞机票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解放初期不同，坐飞机是荣誉，是高级别的待遇，很少人才享有的。
物极必反。阿爹被人“羡慕嫉妒恨”了。接连不断的运动，挑起了人们斗争积极性和警惕性。阿爹虽然顺利避过了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可是躲不过四清运动中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当人民群众用党员的标准去检验他时，发现了很多问题：嘴拙不惹是非被说成是为人狡猾，没有立场；再也没有类似跳到江水里的革命行动，被认为是积极性衰退。而且档案里有两条内容被翻出来。一条是解放前他担任过公司经理。划阶级成分时，公司老板是资本家，公司经理自然是“资方代理人”。我家的成分也由过去的“高级职员”变成了“资方代理人”。 另外一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阿爹负责一条重要的公路，上级为鼓舞士气，曾授予阿爹一个虚的国民党少校军衔。这二条内容阿爹从未隐瞒，入党前就白纸黑字写在档案里面。不过在“运动”中被翻出来，自然不同凡响。阿爹被“劝退”出党，一种比较少见的处分。 提心吊胆的文革岁月
与那些深受迫害的人相比，文革中，阿爹的境遇不算最痛苦，但是精神上受到的冲击对他而言是震撼的。文革早期，每天阿爹下班回家都心情很沉重的样子，没有笑容。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关在屋里小声嘀嘀咕咕。还在读小学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几个跳橡皮筋的玩伴，为了要一个自行车废弃的内胎做皮筋绳，相约一起到局里去找修车组（局机关有一个专门负责修理自行车的部门）这才看见单位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中不少都是阿爹的。当时我觉得羞愧难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伙伴们的父母都很年轻，她们无忧无虑，说说笑笑往家走，我一路无语。大字报上说阿爹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阿爹是负责工程预算，是局里的“计划一把手”。这个现在看起来是褒义的名词，在大字报里却和父亲的姓名一样，用粗毛笔蘸红墨水，重重地打上红叉叉。还说他是笑面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忠实走狗。等等。 为了政治上减轻一点压力，妈妈主动上交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金银珠宝首饰，成套的铜制茶具和取暖用具，虎皮大衣等等。我家甚至主动交出了自家一间房子。本来我们住的是独套单元房，交出一间朝向最好的房间，开始了“团结户”的生活。 深山老林中的五七干校
文革中期，阿爹和大批机关干部一起下放到了赵李桥五七干校。 湖北蒲圻赵李桥是一个很大的茶场，当时中央和地方很多干部都下放到这里。下放干部太多，茶场接纳不了，阿爹所在的武汉市建工局就被分派到附近的崇阳县，名“赵李桥五七干校崇阳分校”。 崇阳县地处湖北和湖南交界处的大山之中。一年四季山青水绿，用现代观点看，自然条件非常宜居。不过当时水电不通，相当闭塞。阿爹和其他干部散居在不同的村落里。农民们非常朴实善良，把村子里最好的房间让出来给下放干部。 我父母的卧房是八年抗战时日本人住的一间很考究的房间。面向天井的是整体精雕细刻的木镂空花窗户；地上平平整整地满铺二寸厚、近尺宽的原木地板。隔着走廊，对面是一间约三、四十平米的大灶房，兼具储藏室，客厅，餐厅功能，非常宽敞好用。 一同下放到崇阳的其他人也都住得很好。大山里的房子是全村都连在一起，有迂回曲折的走廊相通，天井取光，冬暖夏凉。这群搞建筑的大城市干部聚在一起，谈起在崇阳的住房都是相视而笑，认为是沾了“分校”的光，如果在赵李桥本校，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住房给他们。 阿爹在崇阳的二年，精神上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因为他再也不是运动斗争的靶子，而是普普通通的“下放干部”。村里还给每家分了一块菜地，妈妈勤劳能干，种了不少蔬菜。他们依然拿着很高的工资，过着物价极端便宜的生活。鸡鸭鱼肉蛋，烧火用的硬柴，毛柴，农民都会主动挑到家门口卖给他们。农民也很喜欢这群干部。这些人从来不会还价，甚至还会额外多给点钱。 每年春节，下放干部回城里过年。到了夏季，像我这样留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们就一起去崇阳过夏天。这二年，我在城里，父母在山里。我不太清楚他们的喜怒哀乐。对我而言，崇阳是与父母团聚，有好东西吃，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的好地方。 不敢过阳历生日
阿爹告诉我们，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九。不清楚公立日期。 以前人们对生日，尤其对父母的生日不如现在这么重视，也没有现在这样的万年历可以去查一查阴阳历的换算。我们兄弟姐妹八个，谁都没有想到阿爹竟出生在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日子：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几千年帝制结束的那一天。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确认政治环境宽松了，阿爹才告诉我们，他的阳历生日正是1911年10月10号。他终于可以开心地说“他一出生，皇帝就下台了。” 我问阿爹，这么好的日子是您的生日，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 阿爹说，这一天是台湾的国庆日“双十节”，如果这一天高高兴兴庆祝，恐怕有人会认为他想“翻天”；想国民党回来。翻来覆去的历次运动，使得多少人得了阿爹这样的“恐惧症”。当时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现在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可笑。 我的终身遗憾
阿爹老年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医生说这种疾病和精神长期紧张有关。最早的症状是走路时双手不会协调地摆动。走路时，二臂始终直直地垂着。后来就慢慢严重，走路常常跌倒。渐渐生活就不能自理，翻身都要有人帮助。 1991年元月，阿爹住进了湖北协和医院。我每天下班后会去陪他说说话。大概因为我是老幺，阿爹最喜欢我了，老是非常详细地关心我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喜欢听我讲怎样走进教室，说“同学们好”，然后学生一起站起来说“老师好”。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情节，阿爹问了我一遍又一遍。大概他引以为荣吧。 最后一次去看阿爹，是一大清早，上班之前去了医院，喂阿爹吃早餐。我专心地一口口喂着，阿爹很高兴。只要我偶尔眼睛离开他，看看窗外，阿爹立即说“八妹，不要看外面，看着我”。一会儿，我就上班去了。 等到下班后再到医院，阿爹已经深度昏迷，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面容。 我真是后悔那天为什么要上班呢？阿爹是不是知道这是我们父女今世的最后一面？阿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为什么不在他身旁？我完全可以请假陪他的。后悔，无尽的后悔。每每想起这一天，总是后悔得心痛。这件事情成为我不能忘怀的终身遗憾。 阿爹去了，我们也都老了。在微信群里回忆过去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成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精神食粮。阿爹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一直在鼓励引导我们坦荡真诚地活着。 延伸阅读 屠丽君：我家亲人亦校友，师出一门 屠薇君：世上有一种诀别，叫兑现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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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知识分子的父亲“火线入党”与被劝退
本篇有上下两文
屠丽君：爸爸一出生皇帝就下台了
屠薇君：父亲“火线入党”与被劝退
屠丽君，1938年1月出生于浙江昌化，杭州省立女中毕业，195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黄冈高中、湖北工学院任教。现退休定居武汉。
本文写于2011年10月
修改于2017年10月
再改于2019年9月
长女屠丽君
作者：屠薇君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父亲和兄弟，妹妹，嫂子 弟媳合影。穿西装短裤（右一）是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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