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潘绥铭《走向性福:第四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集)》
编者按
现在是应当思考性问题的时候了。对某些人来说,性似乎是个不重要的话题,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些重要的问题,如贫困、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原子毁灭的问题上,转移到这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然而,正是在此时此刻,当我们的生活面临着难以想像的毁灭的可能性时,人们更容易陷入对性问题的危险的狂乱之中。当代人关于性价值和色情品的冲突和争论,与前几个世纪的宗教论争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冲突往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关于性行为的论争,往往会变成接触社会焦虑的工具和媒介,用以宣泄人们的情感焦虑。因此,在社会压力过于强大的时期,性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Gayle Rubin,1984)。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之前已介绍过的文集详见文末往期回顾,教材部分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教材。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的《走向性福:第四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集)》,本次会议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办,共有80位发言者和两个集体呈现,涉及到性研究的方方面面,很多是当时大众与传媒尚未关注到的性的社会现象。同时,本书是《中国性研究》2013年第1辑(总第34辑),出版于2013年12月,为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22,该系列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福特基金会赞助。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最后四篇为《社会学评论》杂志2013年第5期组稿文章。
《走向性福:第四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集)》
主编:黄盈盈、潘绥铭
时间:2013年12月
出版社:高雄·百骏文化出版社
目 录
“爱”与“痛”的边缘:大陆来香港(新)移民按摩女的身份认同 / 邵黎敏
南北方低收入女性性工作者差异研究及社会工作服务——以TG女性性工作者群体和SZ女性性工作者群体为研究对象 / 杨娜、于永丽、林彬彬
做姐姐无罪 / 李双
一位性工作者企盼的“情”路和“性”福 / 沈萤
性交易的乐趣 / 蓝蓝
大陆恋足群体之基本情况与类型 / 行佳丽、萧翔鸿
身体的“性”消费:钢管舞的人类学观察 / 石甜
壮阳药广告中的男根焦虑分析 / 沃文芝、王进鑫
危险的游戏: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后毛时代女知识分子与性逾越 / 李萌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与《荒人手记》中作者酷儿身份与作品酷儿解读的再思考 / 冀悦玲
Men,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law: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ies in popular, activist and academic discourses / Derek Hird
中国贫困地区男大学生的男性气质观及对其推行性别平等教育的课堂教学策略 / 李丹
性别与家屋——孟定傣德的空间政治 / 黄卫
在红旗上涂画彩虹——记中国同志运动 / 郭玉洁
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报告 / 丘爱芝
成都跨性别人群(TG)社区参与式评估报告 / 杨斗
The Rise of BDSM (Sub) culture and Its (Dis) cont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 Ying-Chao Kao
冰恋 / 阳春
基于互联网的观察和思考:女权主义反对什么样的性? / 陈亚亚
网上性教育是机遇还是挑战? / 李晓玲
网络色情与女大学生情欲需求的个案探究——兼论女性的性教育 / 黄河、陆芳芳
集体宿舍,公共还是私人空间?——有关共用寝室中的性活动的初步探讨 / 吴倩
长期伴侣间保持“性热情”的研究 / 朱雪琴、方刚
身体与身份的麻烦:性与性别关系——YN拉拉谈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并对性别定型反思与批判的个案研究 / 赵捷、王艳光
青年同性恋者的“剧中剧”——对形式婚姻的认识 / 张可诚
以问题解决模式看:从同直婚之争到之解 / 方晓华
同直婚对同妻性与身份建构的影响研究 / 徐莎莎
弥散与炫彩:当前中国性文化的建构机制 / 潘绥铭
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 / 何春蕤
男女二元、无性之性别、惟性别政治:反思Gender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 / 黄盈盈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 肖索未
精选内容
危险的游戏:
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后毛时代女知识分子与性逾越[1]
李萌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系
西蒙娜·德·波伏娃
注释:
[1]本文翻译并节选自本人英文博士论文第三章部分内容。本文所有翻译由本人完成。文中所涉及的所有英文学术资料出处均保留英文。本文所引用部分英文原文将在脚注中注明以供参考。本人谨在此对主导师悉尼大学性别文化研究系Catherine Driscoll副教授,副导师维多利亚大学(威灵顿)中国研究系王一燕教授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2]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p.745.
一. 引子
本文将探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中女知识分子表现其主体性的方式。通过对张洁,陆星儿以及黄蓓佳作品中对于后毛时代知识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着重探讨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学再现中的“逃遁”这一母题。逃遁可理解为一种脱离象征体系的运动。在《牛津高阶英语字典》中,逃遁的定义有“从束缚中解放”,“躲避(某人)和从(某人处)挣脱”以及“成功的避免和躲避了危险和令人不快的事物”。然而,逃遁并不总是完成的状态。在关于“逃遁”定义中,亦存在一个有助于解读“后毛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女知识分子形象的重要层面,即:逃遁可以是“一个暂时游离于现实和日常生活的状态”。在本文所研究的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女性的“逃遁”通过她们的自我解放得以实现。知识女性的自我解放,在所研究的作品中,通常以性逾越来呈现。这些文学文本中知识女性的性逾越正是一个并不总是令人愉悦且总是未完成的过程。本文旨在为研究后毛时代文学中知识女性的主体性以及知识女性的性的表演提供可能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二. 逃遁,主体性和逾越
波伏娃对于独立女性(independent woman)的对于逃遁的欲望为本文研究后毛时代女知识分子的文学再现奠定了基础。波伏娃认为女性选择逃遁是她们对于世界的不满。由此,为了表现自我主体性,本文所研究的三位女作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正是女性需要创立一个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走出世界对于她们的误读或误解。有的时候,她们甚至期望,或者尝试着去创建一个游离于主流父权体系的新秩序以及空间。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将会把知识女性对于逃遁的欲望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中的“放逐性的自我定位”(exilic orientation)的论述联系起来。
如何理解“主体性”?安东尼•伊利奥特(Anthony Elliot)关于主体性的论述强调:主体性包括影响对于性,性别,种族和种族划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经验的欲望,感情以及感觉。[3]本文继承了这一观点,再结合拉康主义心理学分析的传统,将“主体性”解读为对于“自我”的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强调关乎性和性别,个人感情与心理结构的身份认同的不同方式。
注释:
[3]Elliott, Anthony. Concepts of the Self.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9.
主体性的另一个内涵是自我意识。关于自我意识,露丝•罗宾斯(Ruth Robbins)认为其包括了自信,自傲,与此同时,也包括了难堪,不快,以及笨拙。[4] 这些定义都可以为解读后毛时代流行文本中知识女性的困境提供可能的解读角度。
注释:
[4]Robbins, Ruth. Subjectivity . New York: Plagrave Macmillan, 2005, p.7.
谈及主体性,首先应理清的概念是“主体”(subject)。对于主体的概念强调了从属地位(subordination)和权利以及控制的缺乏(lack)。这对于本文采用的拉康主义对于主体的认知也很重要。伊莉莎白•格洛兹(Elizabeth Grosz)指出“(主体或者身体)的统一,如果有可能的话,便是各种相冲突的力量镇压和从属的结果。”[5]主体这一概念中所涉及的“从属性”启发了本文对于关于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压迫,界限(boundary),困境以及边缘化的关注。
注释:
[5]Grosz, Elizabeth.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2.
之前提到,逃遁是一个并不总是逾越而且总是未完成的过程。这恰好符合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于现代主体性的解读,即:行进中的主体(subject-en-procès)。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自我建构为一个主体的通常是未完成的工作。基于此,本文将会对于所研读文本中主体性的表演解读为逃遁,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去完成主体性建构的尝试。结合“逃遁”、“主体性”和“主体”这些定义,本文将主体性表演解读为主体尝试逃离某种权力,管控(control)以及压迫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在所研究的文本中,通常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自我解放以及性逾越的表演来完成的。
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位女作家发表于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女知识分子的性逾越行为多通过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恋表现。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恋在本文中被理解为处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霸权的性关系理想文本中对于性自由欲望的表达。本文将知识女性的性逾越解读为自我解放的表达以及知识女性对于主流话语的颠覆。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逾越有如下论述:
逾越是一种关乎极限的行为。极限就是一线窄窄的地带,这个地带呈现了它的路径,也许也呈现出它的轨迹,甚至是来源。非常有可能的是,逾越就是在它所穿越的这条线有着自己的空间。[6]
注释:
[6]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77, p. 33-34. 原文为:“[t]ransgression is an action which involves the limit, that narrow zone of a line where it displays the flash of its passage, but perhaps also its entire trajectory, even its origin; it is likely that transgression has its entire spaces in the line it crosses.”
该论述中所说的极限(limit)是对于父权法律(law)的回应。可以理解为,父权法律(菲勒斯的定义)界定了对于性的极限。然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认知论对于“逾越”这一概念实际上强调了逾越所有界限/极限的可能性。[7]
注释:
[7]Foucault, p.36. 可参考福柯原文:“Transgression contains nothing negative, but affirms limited being-affirms the limitlessness into which it leaps as it opens this zone to existenc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correspondingly, this affirmation contains nothing positive: no content can bind it, since, by definition, no limit can possibly restrict it.”
在涉及到知识女性的性逾越的文本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调。这种性逾越的场景实际上是对于后毛时代一夫一妻的主流道德观念的挑战。艾华(Harriet Evans)所著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和查建英所著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中对于后毛时代性观念均有大量的研究。查建英指出,毛泽东时代对于性话题的极端拘谨,“去性别化”甚至“反性”的态度,虽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所减弱,但仍然在八九十年代影响着主流话语。所谓婚姻,八十年代主流话语对于女性的性的理想,就是一夫一妻,婚姻双方的忠诚以及婚前的守贞。[8]艾华在书中更详细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对于性道德的态度。艾华通过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在八十年代,婚外恋和婚前性行为(不清白的关系)都是不被认可的。[9]
注释:
[8]Zha, Jianying. 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p.139.
[9]Evans, Harriet.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Continuum: New York. 1997, p.103.
张洁发表于八十年代初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的是女知识分子钟雨与已婚的老干部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钟雨无法实现这段爱情,因而用写日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聊以慰藉。这部小说被誉为挑战主流性道德的一部破冰之作,
当年轰动一时。后现代主义对于性的多元化的包容,可以说,自张洁始,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不少女性作家。陆星儿小说《一个和一个》中的中年女工程师华菁,在外人眼里是一个自强自立的独身女人。华菁这一知识女性形象逃离了传统主流话语中(中国)女性作为妻子,母亲的理想形象。小说中,华菁正在经历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地下恋情,恋爱对象是一个已婚的工程师,这段婚外恋情在工程师的妻子知情后仍然被秘密地维系着。黄蓓佳在其八十年代出版的中篇小说中更有许多关于性逾越的描述。在《仲夏夜》中,音乐系女学生梦玲爱上了著名的小提琴家,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他而不是自己的未婚夫,她感到无悔而且满足。《忧伤的五月》中的外事翻译小丛与有妇之夫韦君幽会,满足了自己少女时代渴望一个罗切斯特式的情人的幻想。《逃遁》中的文学编辑郝晨选择离开家庭,离开不关心自己精神和肉体需求的丈夫,住进了出版社。郝晨与欣赏自己的总编辑老吕同居,十分享受与他的恋爱关系,因为他们无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无比的满足。可以说,以上所提到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都是性逾越的实践者,引用福柯的话,她们“将自己置身于权力以外,挑衅既成的法律,以某种方式期盼即将到来的自由”。通过性逾越,这些女知识分子形象获得了绝爽。绝爽(jouissance),用克里斯蒂娃的话来说,“打破了象征体系的锁链,统治和禁忌”。绝爽这个概念“被用在心理分析文本中,意指同时发生的言语着的(人类)主体的机体的和象征性的欢愉。”在上述这些关于知识女性的描写中,绝爽包括了一种冒险性的行为,一种心灵,精神和肉体上的愉悦,以及对自身的关注。知识女性的绝爽,在这些文本中更强调了对于传统中国女性性别角色的摒弃。这些传统的性别角色包括:自制,被动,自我牺牲,守贞,顺从和对婚姻的忠诚。
三. 逾越中的不愉悦
让我们重新回到“逃遁”的定义上,为什么说逃遁的过程总是未完成且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愉悦呢?因为,性逾越,在这些文本中所带来的结果总是困惑和困境。其中有心理的折磨,比如忧郁,伤感,绝望,失落,精神上的侮辱。比如《一个和一个》里工程师的妻子到华菁的单位大肆撒泼,当众侮辱她。也有身体的创伤,比如堕胎(包括因未婚先孕而堕胎所受到的冷眼和侮辱)和死亡。《仲夏夜》中的梦玲在医生和护士心照不宣的冷眼和蔑视中爬上了引产手术台,经历了“把一块肉从身体里撕扯出去”的撕心裂肺的痛楚,以及相继而来的极度身体虚弱,形容憔悴枯槁。《冬之旅》里文艺女青年卉与中年诗人的交往被其丈夫发现,被盛怒的丈夫投掷过来的花瓶击中太阳穴身亡。这些场景表现的是性逾越的另一面。这不禁让人想到乔治•巴塔耶对于性和死亡的论述[10]以及福柯对于愉悦和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the perpetual spiral of power and pleasure)。两种论调都可以联系到性逾越带来的绝爽。
注释:
[10]Bataille, Georges. Ero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Marion Boyars, 1994, p. 107. “Inevitably linked with the moment of climax there is a minor rupture suggestive of death; and conversely the idea of death may play a part in setting sensuality in motion. This mostly adds up to a sense of transgression dangerous to general stabilit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life, and without it the instincts could not run their course unhindered. But transgression is not only objectively necessary to this freedom, for it can happen that unless we see that transgression is taking place we no longer have the feeling of freedom that the full accomplishment of the sexual act demands, -so much so that a scabrous situation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a blasé individual for him to reach the peak of enjoyment.”
逃遁的过程总是未完成而且结果并不愉悦的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说女性的绝爽是难以实现的。以下我将来探讨绝爽和知识女性的自我关注以及疏离状态与绝爽的关系。波伏娃讨论了知识女性如何使用性,吕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则讨论了女性所欲求绝爽的重要性和困难所在。在《第二性》的其中一个章节《恋爱中的女人》(Woman in Love,又译《情妇》),波伏娃提及女人如何被爱所驱使,知识女性需要学习使用爱而不被爱所控制。伊丽加莱则强调女性应该要求自己的性愉悦。在“女性的绝爽”中,伊丽加莱指出流动性(fluidity)和活动性(mobility)使性的差异(sexual difference)成为可能。[11]
注释:
[11]Irigaray, Luce. An Ethic of Sexual Difference. Trans. by 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 Gill.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5, p.52. 可参考原文:“A certain representations of feminine jouissance correspond to this water fl owing without a container. A doubling, sought after by man, of a female placelessness. She is assigned to be placed without occupying a place. Through her place would be whatever is in that she is when she contains, contains herself. “Wine,” perhaps that man might spill out in sexual act? Elixir of ambrosia, and of place itself. Is there some [jouissance ] other than that of place? Is this not the jouissance which goes from the most elementary to the most subtle? From utero to heaven, from earth to heaven, from hell to heaven and so on.”
伊丽加莱的论点与波伏娃相容,尽管两者侧重点不一样。伊丽加莱强调一个积极的思考女人身体的方式;而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身体是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把女性带入责任和所有的刻板印象。女性的绝爽包括了肉体的绝爽和精神的绝爽,这也是达到女性绝爽的难处之所在。在“性别差异理论”中,伊丽加莱使用了肉体的爱和爱欲交换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我认为,有助于理解上述问版中知识女性的危险游戏,一种逾越/逃遁的表演。
阿诗米塔•卡斯纳比什(Ashmita Khasnabish)在其对于伊丽加莱的阅读中指出,女性绝爽带来了女性的自由和“一种流动性和活动性”,我认为,这也可理解为逃遁的一种态势。卡斯纳比什指出,这种流动性和活动性使得女人“与她们的伴侣建立了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珍视物质和精神,因为他们的身体同时拥有肉体和灵魂,感性的和超验的东西。”[12]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性逾越的表演中,知识女性形象总是能在那些与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有共鸣的男性的关系中获得女性绝爽。这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各种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文本中的知识女性总是渴望“精神上的情谊(spiritual bond)”,一如被誉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开山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角莎菲在她的众多恋爱关系中所不断期望和苦苦追寻的那样。
注释:
[12]Khasnabish, Amishta. Jouissance as Ananda: Indian Philosophy, Feminist Theory, and Literatur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3, p.7.
四. 结语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之一,知识分子在现当代文学以及文化文本中时常与“独立”、“解放”、“改革”、“困惑”、“苦闷”、“忧郁”等等母题联系在一起。而女性知识分子,除了与上述母题密切联系之外,更涉及到现代女性的特性和现代女性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处在远离权力中心的自我放逐状态。本文所研究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两性关系中,亦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相似的态势。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学或者文化文本中时常作为充满矛盾的个体呈现,不能不说这与女知识分子主体性的特殊之处息息相关。
女知识分子主体性的特殊之处所受到的关注、重视、甚至妖魔化已然成为后毛时代流行文本中的一大特色。在二十一世纪初,网络上已有“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以及“女本科生是小龙女,女硕士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这样的说法。对于单身高学历女性的关注更是在有关“剩女”/“盛女”的学术研究,影视作品和流行音乐中不断呈现。在2013年六月人民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与福特基金会主办的第四届“性与中国:走向性福”大会上,何春蕤教授提到了当下学术界对于女高级知识分子(大学女教师)与其异性恋配偶之间关系的关注。在第四届“性与中国”大会召开之际,新浪微博上更有“世界上有四种性别的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女博士的丈夫”这一新的说法。可见,作为知识精英这一荣耀的存在的后毛时代的知识女性受到关注和瞩目,同时,也因为女知识分子的特殊(亦可以说特立独行)受到曲解/误解和妖魔化。笔者在本次大会上提出“逃遁”这一概念,正是希望能对女知识分子的特殊性的解读,以及女知识分子在后毛时代作为矛盾体存在的解读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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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刘丹 祝璞璞
图文编辑:王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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