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全球城市会更平等吗？

城市是很多人的梦想之地，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现代大都市里站稳脚跟。我们不禁会问，城市对每个人都公平吗？到底谁在城市里真正地拥有一席之地？

作为“全球城市”理论最重要的代表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一直十分关注现代城市的残酷一面。1991年，她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萨森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探讨资本和生产服务业的国际化和集聚程度。她通过对少数城市成为跨国经济空间的分析，诠释了全球城市的概念。在此次采访中，萨森将城市关注的重点从宏观的经济活动转移到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上。无论是年轻一代，社会中产阶级，还是普遍的社会低收入人群，在他们身上都折射出了城市现代性的不同侧面。

在萨森看来，新的经济逻辑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因为它对高级人才和低收入人群有大量的需求，跟传统公司主要提供中等收入岗位不同。对于低收入人群，夜间经济也许会成为他们未来生计的又一重依靠。在过去，夜间经济只存在于特定的领域里，但现在城市生活变得永不停歇，不再需要白天或夜晚来做标记。

作者｜蔡诗瑜

编辑｜吴丽玮

三联人文城市：您在1991就提出了“全球城市”理论，现在30年过去了，您觉得城市文化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萨森：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即便现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有很多相同的事情发生，但很多城市的历史都很悠久，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旧金山的文化与纽约不同，与芝加哥也不同。

对我来说，新生代的变化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今天的年轻人都有雄心壮志，但也有一种柔性（Softness）。他们可以选择做自己，有一种不被外界打扰的 “柔和”。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赚钱不那么感兴趣。30年前，美国年轻人都很迷恋钱，必须要赚很多钱。在今天，这种情况少了，因为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当然，在一个像城市这样复杂的系统中，能看到明显的转变没那么容易。但事实上，我认为与我成长的时代相比，新的文化已经出现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

三联人文城市：年轻一代身上所体现的新的文化特质，跟我们城市发展有什么联系吗？

萨森：当然有联系。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年轻人不想买车了，他们更希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租到一辆车。租车简单、直接，但买车就需要保持稳定的收入去还贷款，每天晚上还要有一个停车位，买车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新一代人的看法其实与父母一辈已经显著不同了。

实际上，这是一种实用智慧在发挥作用，其核心是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才是真正的问题，甚至比金钱更重要。大家普遍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与我们的现代性有关，因为人类已经开发了几乎所有的元素。作为一个人应该理解，要学会如何调配自己的时间，去合理地使用这些元素，而不是去占有全部。

我认为年轻一代比我这一代人要自由得多。二战后那一代人的特点是，想拥有最大的车，最好的衣服，痴迷于拥有更多的物质。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如何穿衣服变得原来越不重要，他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也可以违反穿着规则，除非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这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由。

纽约街头穿着自由个性的年轻人©Marcy Swingle

三联人文城市：在您对“全球城市”的论述里，“驱逐”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容纳不同背景和文化的空间，而是在驱逐人们和多样性。”您对年轻一代的积极评价，是否说明全球城市的驱逐性特质已经被改变了？

萨森：事实上，这种驱逐仍然存在，而且愈发严重。现在最强大、最数字化的国际公司都会落脚在国际前沿的大都市，也就是所谓的更核心的地方，为什么？公司的常规生产可以选择任何地方，但“全球化”需要相应的专业服务，它促使公司靠近能够提供金融、中介、法律等专业服务的地方。公司的全球化需要更广泛的知识，也需要新的工具，同时还要控制成本，因此它们倾向于寻求中介，使部分运营成本最小化。比如许多留学机构，它们就是教育全球化的“中介”。

这种新的经济逻辑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因为对高级人才和低收入人群有大量的需求，跟传统公司主要提供中等收入岗位不同。在全球城市中，传统中产阶级不再受到青睐，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失去了入门的机会。

另外，城市作为生产空间，也会通过摩天大楼这样的建筑创新来吸引国际公司。而这些繁荣的表象背后，是对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驱逐，地价上涨和空间士绅化（Gentrification）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

在旧金山，在纽约市，在这些很富有的大城市里，有一些工作了一辈子的妇女，她们曾经是中产阶级。当她们退休时，房价涨得很高，她们支付不起，就只好住在街上。

国际公司总部大楼伫立在纽约©Roberto Vivancos

三联人文城市： 您觉得造成现代城市各种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萨森：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是完全慷慨的，它类似采掘模式，人们总是带着目的，想着如何使用工人，从我们的大自然母亲身上获得些什么。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逃避的。

当我很久以前在中国时，我印象很深刻，国家会确保每个人都有东西吃，虽然可能是廉价的食物。但是现在，城市都是巨大的，就造成了一种很多人无法参与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小村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当地政府更有可能做出慨慷的行为，当发现某人真的生病了，他们可能会实施帮助。但是在一个大城市，大家互不认识，对他人的处境并不在意，除非你是一些系统的一部分。

城市发展给公民带来的冷漠，代表着我们的现代性中存在着一种残暴。当你看历史趋势时，你会发现残酷性已经真实存在了，它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在北美有一些看起来很完美的小城市，人们会说，“这些美好的城市里，是谁在工作？谁来维护它？为什么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人？他们在什么时候工作？”其实，这些人往往是外国工人，他们在晚上工作，我们因此看不见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很辛苦，但赚不到很多钱，可能永远都是穷人。所以，人类是残忍的。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生存我们只关心自己。如果没有触及自己的利益，我们不需要真正关心他人。这正是人类现代性的弱点。

在夜晚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Damon Winter

三联人文城市：也许过去我们很难为弱势群体发声，但如今以“去中心化”为特质的数字技术，似乎带来了创造公平的可能。您认为新技术能否能为消除不平等做些什么？

萨森：首先，技术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是许多模式。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旦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它，它确实是一个优势。但对于流落街头的贫困老年人来说，技术对他们没什么帮助，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技术。

而且，我们的政府并不总是足够聪明，能够利用技术来使弱势群体受益。社会强势群体，他们懂得如何让技术为他们服务。而我说的被技术排斥在外的人，他们可能是老年人，也可能是带着孩子的贫穷的年轻母亲，他们并不会因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

无家可归的人在洛杉矶市中心贫民窟的人行道上搭建避难所

©APU GOMES

在美国，大多数数字化应用都是面向中产阶级和高端工人家庭的。数据显示，这些家庭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数字应用程序，并愿意花一些钱来获取应用程序。我们还知道，数字应用绝大多数是通过手机来获得的，这是另一个制约因素，使许多低收入的数字应用潜在用户处于不利地位。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来满足低薪工人的需求。

此外，技术的使用还有一个负面影响。现在半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工作领域中，这样的系统一旦出错，很难清晰地划定责任。无论是工厂里与机器人一起工作的送货工，还是在高价值业务的自动化交易系统中工作的高端工人，他们都面临这个问题。一旦业务出错，责任认定就会出现模糊性，他们会成为被告。对这些人来说，聘请律师也可能是很难的事。

广泛应用的机器人拣选系统©ROBOTICS

三联人文城市：那您觉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低收入人群吗？

萨森：技术本身并不是改善现状的手段，它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如果要另辟蹊径，我认为拥有夜间经济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重要。

我们这些生活舒适的人可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从晚上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拒绝加班，睡眠要充足。但对于底层人士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在美国有很多没有工作，或者即便有工作也买不起公寓和房子的人，有许多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他们也在工作，但可能连租房的钱都不够。

在过去，夜间经济只存在于特定的领域里，但现在已经变了，城市生活变得永不停歇，现在的城市是不需要白天或夜晚来做标记的。城市的夜间维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产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尤其让妇女和移民看到了希望。在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撑着一座城市的运行，也许这一点能成为他们生计的依靠。

夜间经济可以为更多底层人士提供工作机会©Chen Yuyu

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发起了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以期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以此为起点，未来将在偶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奖，奇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季，搭建一个“人文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2021年，三联人文城市季以“跨越边界”为主题，希望激发人们去思考和面对城市的数字化和公共空间的网络化。围绕这一主题，将开启“人文城市光谱计划”。11月中旬，人文城市光谱榜的发布盛典及高峰论坛将在成都举办。届时，还将举办为期两个月的人文城市摄影展，以“建造幻象”主题，重新审视影像媒介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转变。

光谱榜即将发布之际，我们邀请了国内不同领域的城市分享人来讲述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个人文城市细节。与此同时，面对城市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现实，围绕“跨越边界”的主题我们还采访了诸多重量级国际学者。敬请关注有关人文城市光谱计划的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