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界要注重职业道德：“一台无二戏”，一出戏好比“一棵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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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戏曲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它多少年来一直是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反映着对人对事的看法，因而也反映了人民的道德伦理观念，从而又反过来教育着广大人民。
它有一支庞大的和人民群众经常直接接触的队伍。这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这个队伍的精神面貌如何，就成为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我认为，很有必要在戏曲队伍中大大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
千百年来，戏曲队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习惯，也形成了自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不成文的规范，也就是职业道德。这些道德维系着戏曲界，使他们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得以渡过难关，向前发展，不仅仅壮大了队伍，而且发展了艺术事业，提高了艺术水平，对人民起着高台教化的作用。在这漫长年月中还产生了许多道德高尚、艺术优秀、为人们所称道以至景仰的人物。到了近代，还产生了一些投身革命，甚至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物，所以戏曲界的职业道德是有传统的。
1912年“富连成”科班第二科学生合影
但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有道德高尚，也就有道德低下甚至道德败坏；何况戏曲界的职业道德还是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形成起来的，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有可以和应当继承的，也有因时代不同不必和不应当继承的。那么社会主义时代戏曲界职业道德应当有些什么内容，就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觉得不妨结合目前的现实情况，发起一次大家来参加的讨论，使它成为共同重视的问题。
这里，我先说点不成熟的意见作为引玉之砖。
所谓职业道德是和职业特点密切相关的。戏曲属于社会教育事业，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它又是个集体事业，绝非个人可以完成的。这两个特点说明它的社会职能和创作过程的特点，也决定了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与人的关系。
第一是剧团与观众的关系。剧团应当把高尚的精神食粮供给观众而不应当拿不好的东西去迎合观众中的落后部分，当然更不能拿有害的东西去毒害观众。这一点，多数的剧团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出现了许多使观众深刻难忘、深受感动、深受教育的戏。但也有少数剧团在某些时候演了一些对观众不起好作用的戏。这就使得剧团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戏曲失去了它高台教化的作用，不仅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起积极作用，倒起了消极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演出团体就变成不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了。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据说这样做也是有苦衷的。苦衷之一是，近几年来，观众的口味不正常，50年代和60年代观众喜爱的好剧目和与之类似的剧目，现在卖不出去票了，而观众所喜爱的剧目却是批评界所认为不大好的剧目和低级的剧目。其实有些演这些戏的剧团也承认那是不大好的剧目，但他们诉苦说，演戏总不能没有观众，总不能拧着观众，所以“不能不”演这样的戏。苦衷之二呢，剧团还得发点奖金，如果尽赔钱不赚钱，奖金从哪里来呢?
近年来，剧团有许多困难是事实，但为了解决困难就拿些质量不好、内容不好的剧目去给观众，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食品店卖出不新鲜的食品，我们知道气愤，如果剧团供给观众以不好的精神食粮，为什么就可以心安理得呢有人说，这是观众自愿接受。你们认为好的剧目人家还不看呢。我对于这种说法很怀疑。比如说“现代戏观众不爱看”，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是剧本没有反映出广大观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戏的质量低下？还是一个笼而统之的“观众不爱现代戏为什么有些现代戏能演出上百场而有些却上不了两三场？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也可以总结一下？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都有这种绝然不同的情况，其中的道理究竟何在第二是创作集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想着重谈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综合艺术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戏曲界有些十分宝贵的传统经验，如“一台无二戏”，一出戏好比“一棵菜”。这些归纳得十分精炼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无非是说一出戏应当是一件统一的艺术品，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求是统的，不允许各搞一套，各自为政。在优秀的传统剧目中，如京戏的《群英会》这一类戏，的确做到了思想上、艺术上的完整统一，无论多少名角同台演出，都必须通力合作，不能搞个人突出，不能临时自出心裁，因此这类戏长期以来是受观众欢迎的。
马连良、叶盛兰之《群英会》
解放后也创造了一批这样的好戏，昆曲《十五贯》就是为人们所难忘记的。但在戏曲界的传统中也存在不少糟粕的东西。记得齐如山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在很多戏曲团体里，两个好旦角不能同台，两个好老生不能同台，两个好花脸不能同台，甚至个好旦角、一个好老生也不能同台。为什么不能同台呢？因为都是好角，互相不服气，闹得发生了许多极其幼稚可笑的事情。比方说，谁应当多唱一些呢？谁应当正面站，谁又该侧面站呢？如果有两个名角在一块唱戏，这类问题就是引起矛盾的导火线。
他们并不从一出戏的需要去判定谁该如何，而是认为角儿大的就该站中间，就该多唱，甚至因人设戏，因人安唱，倘不如此，这就成了故意看不起、故意压低某人了。有时候为了争一时之胜，还有在台上故意阴人的。这样的事情多了，不仅仅被人们看得平淡无奇，有的还居然把会阴人当作一个演员有本事而传为“美谈”的，这就成了毫无是非标准了。
这样的事发生在旧时代，我们还可以说旧习气难免，可是在今天，这类的残余有时还能在舞台上见到，往往把一个好戏弄得看不下去了。不愿意当配角只愿意当主角的现象也产生了。至于当龙套更是毫无兴趣，可以在台上东张西望，走错路线，甚至迟到以至缺席。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偶然发生一两次。这些演员是自己把自己降低到旧社会傍角者的地位，而没有把自己看作集体创作中的一分子。
周传瑛、王传淞之《十五贯》
演员是把整个戏最后体现在舞台上的艺术家，他们直接面对观众，所以观众对他们的印象最深。如果他们演的是令人尊敬、令人同情、或令人觉得可爱的人物，观众也就很自然会把对剧中人物的好感和对演员的好感合而为一，全部移到演员身上来了。我不是说，演员的艺术修养和才能在这中间没有作用，演员艺术上的好坏，在舞台上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但演员在舞台上的成功决不是单凭一人之力。同台的演员合作得好，音乐场面合作得好，甚至一身服装设计得好，都会给一个演员的表演增加光彩，至于一个戏的导演和剧作者、作曲者所花的心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一个演员把自己在舞台上的成功全算在个人账上，看不见别人的劳动，那他或她就非骄傲不可，非个人膨胀不可了，就不知道把自己往哪儿搁才好了。
一个演员到了这种地步，他或她也就到了头了，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就是往下坡路走的开始了。为什么同样有才能的演员在艺术上的成就有的大有的小呢就在于眼光是看得远还是看得近。在今天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最要紧的还是在于是否有远大的理想，是满足于一点小小荣誉还是愿意做一番献身于人民、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大事业？起点高，成就自然会大；如果起点不高，所能达到的自然就有限了。
还有戏剧评论与整个戏曲事业的关系，特别是与演员的关系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评论家是代表进步舆论对好戏鼓气、对剧场中不好的东西进行纠正的。好的评论对观众是有指导作用的，是促进戏剧发展的有力武器。好的评论可以帮助戏剧开创一个新局面、新风气，可以帮助形成一个戏剧的繁荣时代。不正确的评论可以把剧院、演员和观众引上斜路。
评论应当公正应当对人有帮助，应当敢于批评和敢于肯定，这些都是大家很明白的。但今天有一些评论实际上只是起着捧场的作用。那些评论家似乎以不得罪人为原则，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往往明明知道这个戏有毛病，但偏说好好好。有那么一些剧团和演员也不大愿意听别人指出缺点，如果真有人指出了，反而心里不痛快，或者很紧张，有那样个别的人还跑到报刊编辑部来兴师问罪，认为这是有意给自己难看。
有极少数场合，演员演戏特别请了一帮人在台下捧场，大声叫好，使人仿佛觉得又回到旧社会的剧场中去了一样。这种种现象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戏曲事业一无好处，只能阻碍戏剧艺术的进步，阻碍演员表演艺术的进步，害了演员，害了观众，形成了批评家与演员之间极其庸俗的关系，在这种评论空气之下，艺术上弄得是非不明，美丑不分，把一个戏曲界也污染了。
我并不是说批评家就是要整天拿着棍子打人，而是要好就说好，坏就说坏，实事求是，既不骂，也不捧。批评家不应当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而应当是剧团和演员的朋友，但不是那种当面捧场、言不由衷的朋友，而是一片热诚帮助人的知心朋友。知心朋友当然不会恶意伤人，但却不是专拣演员爱听的说，因为这对演员的进步是一种阻碍。演员也不应当只能听赞美的话，不能听批评的话，因为这种毛病是妨碍自己进步的。能够冷静地听意见，甚至是批评得不恰当的意见，对于演员来说是有修养的表现，是应有的职业道德。只有虚心才能听到各种意见，帮助自己从多方面考虑问题求得进步。
真正有修养的演员如梅兰芳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戏曲工作者是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这首先就要求我们自己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如果不这样，我们又怎能拿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情操去感染观众呢？
以上的意见未必都对，但我的心是切盼我们戏曲界在十二大以后有个崭新的精神状态，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说得不对，我是极愿意听批评的。
（《人民戏剧》198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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