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瘦鸥忆青年时期学戏经历：玩票未成，落荒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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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好弄，这大概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吧。从儿童时期爱好看戏的我在家里戴上假面具，跟我堂兄舞刀弄剑，模仿过草台班艺人的演出，到上海进了中学，眼界宽了，哪会不想学几出戏唱唱？可惜功课很紧，我除继续找机会看戏以外，不敢再作他想，进了大学，情况突变，温课时间老师督责不严，加上当时的上海商科大学比较狭小，学生宿舍都租借民房，根本无法管理，同学们通宵在外游荡，午夜后才归来。这样非但可以看夜戏，而且结识的戏迷更多了。我最初交上的几位朋友，如应云卫、谷剑尘、马彦祥等都不是什么票友，因而我也没有想到要学戏玩票。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认识了在震旦大学念法律的费席珍(后任上海法租界捕房律师)，在他的鼓动下，我才走进了家名为逸社的票房。
民国时著名票房“雅歌集”成员合影
逸社设在南市区一家叶姓住宅里，三进深的平房，非常宽敞幽静。屋子里全部是红木家具，还有两个男仆侍候我们，可见是个很富裕的家庭。主办票房的是他家的位少主人，年龄和我们不相上下，容貌清秀，气度闲雅，对人能以诚相待，我们一见很投缘。可是真抱歉，由于相处的时间不多，他的名字我已忘掉了，只记得他是学唱小生的。我最初只想去见识见识，可是所遇到的几乎都是真正的戏迷，一交谈便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况且大家都在青年时期，心里没有什么城府，因而极容易凝聚到一起。
特别是那少主人和学唱文武老生的李元龙，与我更是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去过几次后，我经不起他们的怂恿，也就跟着“吊起嗓子”来。没想到两位教师听我唱了几句，便都说我是“左嗓子”，学文戏很困难，于是大家劝我改学武戏。我从小很顽皮，性格好动，念小学时就犟在操场上翻滚，翻上十几个又高又圆的虎跳，满不在乎。听到学武戏，当然很来劲，好在逸社里有一位姓梁的老师，专教武戏，听说是著名武生白玉昆的下手，教得很认真，李元龙的关公戏正是他所教的。
清社票房招待郑冰如、贯大元、杨宝森
梁老师看了我的身材，认为很适合学长靠。我一知半解，只懂得所谓长靠，就是专演古代大将的，身穿铠甲，背插靠旗，站到舞台上威风十足，根本不知道学长靠有多少困难，便欣然从命，马上跟着一位姓丁的师兄，在逸社的大院子里练起功来。岂料京剧的毯子功十分繁复，什么“抡背”、“吊毛”、“壳子”等等，别提有多难。光是练练“云手”、“拉山膀”，我已浑身酸痛，大汗淋漓。至于“劈岔”、“僵尸”之类，不但我觉得受不了，连梁老师也认为我们这些并无“幼工”的票友大可不必受此活罪。
然而形势逼人，不由我轻松脱身。原来我上文所提到的那位丁师兄，年龄比我大三四岁，在祥泰木行当职员，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他学了一年多，已能登台，曾演过《金锁阵》里的赵云，大家都说很好。有了他这块“样板”,我感到自己也该争口气，学成一两出戏再说。好心的梁老师也不愿意让我一下子累垮，再三考虑，决定先教我《杀四门》，因为这出戏里的秦怀玉既不穿硬靠，也不一定要穿厚底靴，相对地说容易对付，只要把枪花练好便可以了。我想自己也姓秦，如果学不成《杀四门》，还能算秦家的子孙吗？并是托梁老师给我从戏装店里买来了两条花枪和一双薄底靴，下定决心，抽出工夫，或者在逸社，或者在我姐姐家里苦练，比做学校里的功课还认真。但我在练习耍枪花时屡次打碎了姐姐家里的东西。有次练习抢背，摔得太猛，把床上的棕棚也摔断了。母亲终于大为生气，从此不准我再学戏。另一方面我也从其他熟人那里了解到，当票友唱戏，得花很大的费用，租借行头，邀约配角，延请鼓师、琴师等等，一次至少两三百元。这时我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没有固定收入，我冷静下来一想，只得知难而退，不再上逸社去了。
戏校学生练功
此后我虽没再进票房，但在友人刘语冰、刘天红兄弟的指点下，还是学了谭派戏里的几段唱腔。名演员陈鹤峰又教过我几段麒派戏。五十年代在香港，费彝民(《大公报》社长)、余鸿翔(《文汇报》总经理)两位都很能唱戏，《大公》《文汇》两报的同事经常在一起联欢，我也曾乱唱过几次。近年上海时有晚会，我又被迫唱过。出于“惜老怜贫”的高贵精神，居然也有人为我鼓了掌，但毕竟算不上什么票友。
（《戏迷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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