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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谈“洋嗓子”:京剧最使人难听的就是小生

贺绿汀 梨園雜志 20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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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在音乐艺术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以致影响着音乐艺术的发展,其中“洋嗓子”的问题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反对“洋嗓子”的人实在不是少数。有人举出“洋嗓子”四大罪状:第一是打摆子,第二是吐字不清,第三是做牛叫,第四是口里含住一个橄榄等等。


 的确,我也听过许多唱洋歌的“声乐家”的演唱,接触过这些先生们的作风。有些人看样子是非洋歌不唱,根本就看不起中国歌,他唱的总是法文、意大利文、德文或英文歌。还有些人也唱中文歌,但是他把外国人的一套表情方法原原本本地搬过来。以上这些人对于唱歌艺术是否有深刻的研究呢?我以为不见得,识得一点外国拼音法,就表演起洋歌来,自己不一定懂得歌词的内容是什么,中国人听来莫明其妙,外国人听来就更可笑了!就是唱中文歌罢,也从来不去研究歌词的内容,从来就没有想到如何把诗歌的内容和感情通过语言、文字和他的歌声表达出来,单凭先生教给他的那一点点知识把音符唱出来,向听众炫耀自己的本领。


周璇


 这样的声乐家的唱歌假如有感情的话,无非是模仿外国宗教的感情,模仿外国歌剧的表情法,再不然就是浅薄的、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的、伤感的感情。这一类的歌唱家是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在新民主主义新社会里,应该加以彻底的改造。


 这是不是“洋嗓子”的罪过呢?我想这是思想意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他们可能根本看不起中国音乐,更看不起人民大众的音乐。因之,就谈不上如何学习中国人民的音乐语言,如何表现了。

 

 我认为任何事情不经过周密的探讨,科学的分析,专凭人云亦云的模糊观念去断定是非,那是最危险的。“洋嗓子”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究竟是不是“嗓子”的罪过呢?我认为嗓子是一种乐器,通过这种乐器去表达人类思想感情是属于表演技术方面的问题,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就会把事情弄糊涂。在发声器官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无非是要声音宏亮、圆润、自然而已。能使声音支持得很久,这就涉及声带、共鸣器官和呼吸器官三方面的运用。会同时运用胸腹联合呼吸,增大肺活量,会调节呼吸,就可以使声音支持得很久;会运用口、鼻、喉、肺等部的共鸣,声音就会更加宏亮些。譬如肌肉紧张就会发出不好听的声音等等,这些问题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歌唱家,摸索的结果都是大同小异的。

 

 外国人已把这些经验加以科学的分析、整理,成为有系统的训练声乐人才的方法。中国大部分还是靠师傅传授,并没有系统化、科学化,因之,他们的方法局限性大一些。在京剧、地方戏中,由于要表现各种角色的特性,采用不相同的音色,因之,发声方法也就有些差异。在西洋声乐历史上,也有过各种音色的运用,但在生理上,各人的发声器官都不相同,因之根据各人不相同的音域、音色划分为女高、中、低音及男高、中、低音,并根据各人的生理条件去训练、发展,这是声乐上的一个进步。


 京剧从前由于没有坤角,就用男人唱假声代替,相习成风。现在有了坤作角,仍是用假嗓子;最使人难听的就是小生,周瑜出来时唱一半选真嗓子,一半假嗓子,使人感觉周瑜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个供人玩弄的小白脸。


《群英会》叶盛兰饰周瑜

 

 目前,我们文艺工作同志中一种极可虑的现象,就是无条件地反对所谓“洋嗓子”,他们自己认为是在唱着所谓的“中国嗓子”。许多人直着嗓子叫喊,这样的唱法与其说是中国嗓子,不如说是原始的嗓子,因为它既反对外国唱法,也没有去细心研究已有的中国唱法,也从来不去设法每天练嗓。甚至有人认为练唱音阶也是“洋嗓子”的那一套,要不得,于是在舞台上出现的是直着嗓子叫城,有的连音阶、拍子都唱不准。这种现象出现在业余的或工农兵自己的剧团中是可以原谅的,出现在历史比较久的文艺工作团体的舞台上,那就不可原谅了。毛主席要我们站在工农兵一边,一手伸向中国古代,一手伸向外国,可是我们两边都没有伸手,这就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新唱法吗?这是违反了毛主席文艺座谈会中讲话的原则,它会使我们的歌唱艺术永远停留在“豆芽菜”的阶段。

 

 因此,我认为一个文艺团体中的职业歌唱家,必须严格训练自己的声音,向各方面伸手去丰富自己的音乐知识,提高技术水平。无原则地接受任何遗产固然不好,无原则地反对外国的,就会变成固步自封,结果就是永不进步。

 

 “打摆子”是一部分外国歌唱家的习惯,是一种过于夸张的声音的装饰,不是属于发声的范围。事实上,中国人唱歌也不是像放气筒一样,声音一点没有波动;也不是每一个外国歌唱家都是“打摆子”。发声方法不学,专学人家“打摆子”,固属末流,因为“打摆子”而否定一切外国发声方法,也是因噎废食,要不得。


贺绿汀


 是不是每一个外国歌唱家唱歌都是“口里含住个橄榄”呢?那是一部分中国学唱的人对外国人的肤浅的声音的模仿,并没有把握住发声的正确原则。关于吐字,那是任何歌唱家所必备的条件,外国歌唱家也讲究这个。这是演唱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声问题。讲到演唱技术方面,我认为这是与生活、语言不能分离的,在这方面,中国旧有的歌唱家、民间艺人是掌握了一定技术的,我们应该把这份遗产继承下来。


 你表现什么呢?你歌颂什么呢?毫无问题是表现新社会,歌颂新社会的主人,因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就要熟悉我们这新的社会及其主人工农兵,然后才能有新的思想、感情,才能把这种新的思想、感情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艺术究竟不等于政治,新的歌唱艺术是要继承旧有的歌唱艺术遗产,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但把这些遗产硬搬过来歌颂新社会的话,说得不好听,就叫牛头不对马嘴;说得好听一点,是旧瓶装新酒,这不是新的歌唱艺术。另一方面,无原则地反对“洋嗓子”,也不下功夫去研究中国旧有的歌唱家的唱法,光是直着嗓子在舞台上叫,自以为是新社会的歌声,这样的歌声不久就会被人们所厌弃的。


 按:是文初发表于1949年6月

(《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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