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泠：金花、刘三姐、李双双，为什么在今天的大荧幕上消失了？
在每一位女性的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位“不可替代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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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中获得尊严的女性们
我推荐的另外一部电影是《刘三姐》，大家可能听说过或者看过，是1960年长影厂的苏里导演的。《刘三姐》很有意思，因为它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特征。我教过一门课，叫“电影声音”。我把这部电影以“社会主义歌唱片”的形式播放给美国学生。我还有点忐忑，他们会不会觉得这部电影特别奇怪，但是通过之后的讨论我发现他们非常喜欢。除了电影形式非常喜闻乐见之外，这部电影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的批判，对为富不仁的地主的批判，对贫苦的民众团结反抗的认同，是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的。我任教的学校是一个公立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家庭条件比较拮据，比较贫困。也有相当多的少数族裔的学生，比如非裔和拉美裔的。我觉得他们对这种社会批判的讯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如今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再重新回到那个时代，认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批判这些状况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还有一部电影是《李双双》。我提到的这三部电影，都是以女性角色命名的。《李双双》这部电影是在1962年由上影厂拍摄的。这部电影是根据当时很有名的作家李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是在河南的农村拍摄的，主要讲述李双双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个公社里的劳动者，再到后来的领导者。她要进入到公共空间，一开始有封建意识和夫权意识的丈夫喜旺，当然是不同意的，认为她只是给自己洗衣服、做饭、带孩子的一个人，她不需要去从事公共劳动。李双双经过斗争，和喜旺磨合，夫妻最后达成了一致。从封建夫权到平等互助，都是以喜剧的方式呈现的，现在看还是有非常鲜活的生活气息，在当时风靡一时。
《李双双》
我提到的这几部电影都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甚至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也涉及到现在大家在性别研究领域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美国布朗大学的王玲珍教授就提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概念。“女权主义”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国外经过了几波斗争与发展，现在占主流的是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跟身份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也对此提出批评和反思。但是王玲珍和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性别平等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不仅仅是性别，而是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密不可分。说到民族国家，当然就跟“反殖”有关（前殖民国家与前被殖民国家的关系、所谓“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再比如说中国的性别平等，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跟1940年代中国在反封建反侵略反西方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讨论性别平等的时候，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和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去理解。
为什么大银幕上很少有可爱的中老年女性形象？
我觉得现在国内电影里的女性意识，跟社会主义时期的性别意识和实践相比，是一种倒退。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比如说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对群体意识的异化。在中国，表现在对于外表和年龄的性别歧视。我觉得现在中国对年轻女性的这种意识形态控制简直成了一种美貌拜物教，所以很多年轻女性会不惜整容、打扮。
关于年龄歧视，表现在新闻舆论和影视妖魔化大妈，或者婆婆、妈妈，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底层的。青春、美貌、富有成了界定女性的标准，劳动妇女被贬低了，意味着她们基本不会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里面，不会成为金花、李双双、刘三姐这样的主角了。
我们的电影、电视的创作者，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像制毒者，在贩卖精神毒品，让大家花钱去买，去电影院看，其实是体现了创作者想象力匮乏，生活经验匮乏，对女性的复杂性缺乏尊重和认知，跟现实严重脱节。这也是性别意识的傲慢和无知。比如说,整个流行文化都在传达年轻女性要天真、幼稚、无辜才会可爱。中老年女性因为太过自信了，也没有成为被客体化的性感对象的可能性，所以中老年女性通常被丑化，比如说跳广场舞的大妈，或者凶恶的婆婆、妈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去接触，会发现这些中老年女性的活力和生命力是让人吃惊的，吃苦耐劳，有丰富的人生和社会经历，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理解？只愿意把她们当作笑话来丑化。
女演员是被动的，因为现在中国电影里面的女性角色太单一了，根本没有给好演员施展的空间。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他们只关注戏剧冲突，他们的电影里没有人。人是要通过丰富的日常细节，通过互动来表现出来的。现在的电影太功利了，一味强调要制造戏剧冲突。每个人都不是扁平的，不光是女性，男性角色也是这样。创造足够丰富立体的女性人物，很耐心地、细致地去描摹她的内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突破舒适圈，对于创作者尤其重要
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我欣赏的女性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一个例子是我在电影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女老师，杨远婴老师，她现在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学者。我当时年少无知，硕士没有毕业，当时她是我的人生楷模。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经常联络，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位女性学者在学术领域作为一个模范、一个榜样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通过媒体得知的一些女性科学工作者，比如说屠呦呦、李兰娟，当然，不是说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劳动者就不值得欣赏和尊重。另外就是我身边接触的一些女性学者，我觉得她们的眼界非常开阔，见解深邃，很关心社会，也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发声，很有正义感，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感，又不脱离基层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我敬佩和欣赏的女性。
因为个人生活圈的局限，我接触这样的女性比较多一些，当然也希望以后能扩展自己生活的圈子。回国的时候我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实践的活动之中，会认识更多自己圈子之外的女性。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反思知识精英圈子内部的同质化、同构化，怎么样突破自己的舒适范围，怎么样突破自己的圈子去意识到更广大的世界，跟不一样的人去交往，我觉得这个对任何行业的人都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创作者和研究者来说。
疫情期间的阅读和写作
最近我阅读的一本书是英文自传，名字是My China Eye。这本书是一个犹太人Israel Epstein的回忆录，1930年代他在中国做记者，观察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因为我做电影史的研究，很喜欢通过一些个人的自传、回忆录等等，来了解一些历史的细节，然后补充自己读正史的一些缝隙。关于观影，可能影迷都知道Criterion Channel这个网站，每年100美元可以看很多世界各国的艺术电影。一月、二月关注中国的疫情，最近也很关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看了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电影。去年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叫《幸福的拉扎罗》。我觉得拍得非常好，是一个女导演拍的。她是1981年出生的，其实还比较年轻，这位意大利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之前的两部也非常好，其中一部叫《奇迹》。非常值得推荐。
疫情期间我也不出门，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论文、赶书稿，然后也会帮朋友校对一些文稿，或者帮朋友看看论文之类的。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我平时也是基本都在家里。但是，心情还是很焦虑的，每天看新闻，看得很心痛，自己又无能为力。纽约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医院医疗系统可能会瘫痪，甚至比武汉初期还要严重。在纽约的朋友们会定期通过网络连线，讨论彼此的论文，分享一些日常状况，试图疏解一下这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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