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姜孟，田真玲：帕金森患者动作语义加工选择性缺陷研究
2019年第5期
专题研究
老龄社会与老年语言学
作者简介
姜 孟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二语习得、认知神经语言学与语言病理学研究。
田真玲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医院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医学研究。
帕金森患者动作语义加工选择性缺陷研究
姜 孟1，田真玲2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语言脑科学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医院 重庆 400031）
提 要
帕金森病（PD）是一种累及锥体外系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常以运动症状为主，但在构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书写等诸方面均表现出障碍。本文着眼于PD 患者动作语义加工选择性缺陷，介绍了国外的相关实证性研究，梳理不同理论取向对PD 患者这一特异性表现的神经功能机制解释，将相关争议概括为运动-认知分离论与运动-认知耦合论之争；同时综述了PD 患者非具身补偿通路假设，展望了本领域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
PD ；动作语义加工缺陷；运动-认知分离论；运动-认知耦合论
一
引言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的累及锥体外系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其主要表现有震颤、强直和动作缓慢，脚步行走不便，肌肉痉挛和疼痛，精神障碍如抑郁和紧张，还有少数表现为全身乏力、流口水、面具脸等等。研究证实，PD在普通人群中患病率为3/1000，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为1/100（Samii，Nutt & Ransom 2004）。PD是由基底节区多巴胺能减少或缺乏引起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巴胺能的减少是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通路中多巴胺产生（或多巴胺能）神经元耗尽的结果（Caballol，Marti & Tolosa 2007）。该通路将黑质核与大脑基底神经节中的纹状体核连接起来。PD患者常以运动症状为主，但认知、情绪、语言等其他系统也会出现问题（Bastiaanse & Leenders 2009）。在语言方面，PD患者在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书写等方面均表现出障碍（Nikumb2014 ；王荔2018；戴蓉，刘晓加2005），尤其在加工动作语义（动作动词、动作语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缺陷，但同时仍具备一定的加工能力。针对该缺陷，学界提出了“语法论”“词汇论”“模块论”等“运动-认知/语言分离论”（实为“离身认知论”）解释立场以及“浮现论”“网络连接论”等“运动-认知/语言耦合论”（实为“具身认知论”）解释立场。而对于为什么同时仍具备一定的加工能力，学者们则提出了非具身补偿通路假设。本文旨在梳理关于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选择性缺陷的相关文献，厘清不同理论取向对PD患者这一特异性表现的神经功能机制解释，介绍其补偿机制，描画本领域的研究进展。
二
实证研究
对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缺陷的关注，是伴随着人们对心智与身体、知识与行动、运动与认知（包括语言）等人类思维中心话题的认识改变而逐渐发生的。传统上，心智与身体、知识与行动、认知（包括语言）与运动被视为互不相干的领域，属于各自分割的现象。这首先反映在人们对待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态度上。早在20世纪末，Bak & Hodges（1997）便描述了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的选择性动词（语言）损伤，但当时人们颇不以为然。一方面，特定词类处理的选择性缺陷，尽管在神经学患者的单个案例研究中已有很好的记录，但被认为是罕见的；另一方面，运动神经元疾病在当时被视为纯运动障碍的典型例子（尽管已有不少有力的反证），保留了较高的认知功能。从19世纪早期首次描述至20世纪最后几十年，PD一直被定义为一种纯粹的运动缺陷，研究者很少去关注PD患者的认知与语言问题，一般都认为PD中观察到的语言障碍仅限于语言运动方面的变化，仅是疾病晚期的特征（Cummings 1990）。直到最近，研究者们才开始强调PD对认知和语言的影响。在认知方面，主要关注PD对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的影响；对于语言，则主要关注早期PD患者在动作词命名（Bertellaet al. 2002；Cotelli et al. 2007）、动作动词产生（Crescentini et al. 2008）、动作动词识别（Boulenger et al.2008）以及动作动词理解和运动反应之间的上下文互动（Ibáñez et al. 2012）等方面表现出的加工缺陷。关注PD患者的动作语义加工，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与基础理论意义：一是动作-动词加工缺陷可能成为在无任何其他认知缺陷条件下诊断早期PD的标志物，二是这种语言障碍有助于把PD的临床方面与PD的神经功能机制联系起来（见后文论述）。
目前，大量实证研究都指向了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中的选择性缺陷。所谓“选择性缺陷”，指PD患者对动作动词的加工，相比非动作动词和名词等其他词类的加工，表现出更大的障碍与困难，遭受了更大的加工能力损伤。由于国内未见有此方面的文献，下面主要报告国外的一些研究实例。
第一类研究主要采用图片命名、词汇判断等接受性实验任务。Bertella et al.（2002）选用102个图形（52个物体和50个动作），让22例无认知障碍的PD患者（经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Raven’s进展矩阵测试）和20例健康对照被试进行图片命名任务。结果发现，早期PD患者的表现比对照组差，其在动作命名方面的表现又较物体命名受损更严重。Cotelli et al.（2007）研究了32例早期PD患者和15例健康受试者的图片命名，图片分为动作和物体两个子类。结果发现，早期PD患者在动作命名和物体命名方面均表现出普遍缺陷，而在动作命名方面表现更差。Rodríguez-Ferreiro etal.（2009）研究了28例非痴呆PD患者、28例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和对照，采用MMSE测定一般认知功能，结果是AD患者得分最低，PD组表现与对照组相似。实验包括50张物体图片和50 张动作图片，要求被试用一个名词或动词的不定式形式来描述。结果发现，对照组总体表现高于AD或PD患者。但有趣的是，与物体命名相比，只有PD患者在动作命名中显示出显著的损伤。
Fernandino et al.（2013a）对20例PD患者和20例健康对照者的具体动词（动作动词）和抽象动词的加工情况进行了研究。作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实验，词汇判断（内隐的）和语义相似性判断（外显的）。词汇判断任务包含80个动词和80个符合读音规则的假词。一半动词指称自主的手臂动作（如抓握、挤压[1]），另一半动词指称抽象概念（如依赖、提高）。在两组词之间匹配相关的语言变量。语义相似性判断任务包含240个动词，具体动词和抽象动词各120个。每个集合被组织成40个三连词，每个三连词中，两个动词具有相似的含义。两个条件匹配字母数、音位数、拼写相近的单词数、发音相近的单词数等相关语言变量。与预期一致，相对于对照组，PD患者在两项任务中对动作动词的表现均为选择性受损。
第二类研究主要采用词汇生成等主动产出性实验任务。Péran et al.（2003）采用单词生成测试研究了34例处于用药阶段的早期PD患者和34例匹配对照[2]，他们采用MMSE和痴呆评定量表（DRS）评估认知能力，采用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的运动部分评价PD患者的运动功能障碍。实验包含40个名词和40个动作动词，分为两个类别内（动词-动词和名词-名词）和两个类别间（动词-名词和名词-动词）区组。实验包括听每一个单词，然后说出一个相关联的名词或动词，如听到“喝水”，说出与其相关的“吞咽”。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PD患者的动词加工表现较差，在涉及动词的所有任务中产生了更多的语法错误。Crescentini et al.（2008）采用相似的方法对非痴呆PD患者的名词和动词生成进行了考察，实验的被试为20例处于左旋多巴或多巴胺激动剂治疗期的早期PD患者和20例匹配对照，采用UPDRS评价运动功能障碍。实验包含27个名词，用于两个生成任务：名词-动词和名词-名词，如听到名词“剑”，说出相关的动词“打斗”。正如所料，相对于对照组，PD参与者表现出动词生成缺陷，这些缺陷在性质上大多是语法的。相反，在名词生成任务中，患者与对照组相当。而且，在PD组中，动词生成缺陷与几项神经心理学执行功能评分相关。
Signorini & Volpato（2006）利用动作流利度任务考察PD患者动词使用情况。这一实验要求PD患者口头回应诸如“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things people do?”这样的句子；其他类似的任务要求PD患者在一分钟内产生尽可能多的动作动词（如跑步、跳跃等）；第三类任务要求PD患者根据特定对象，执行相应动作，如“你可以对鸡蛋做的事情”。实验结果发现，无论用于产生动作动词的语言流畅性方法如何，对没有认知损伤的PD患者进行的若干研究显示，PD患者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健康老年人对比，存在明显障碍（McDowd et al. 2011）。
Péran et al.（2009）运用功能性脑成像技术对14例处于“治疗期”右利手非痴呆PD患者的动作动词生成过程进行研究，他们通过MMSE确定无认知功能障碍，采用UPDRS运动评分评估运动功能障碍。实验使用25张牵涉特定姿势动作的可操控人造物体（如“螺丝刀”“钉子”“钥匙”“钢笔”）图片和25张不牵涉特定姿势动作的可操控生物物体（如“橘子”“胡萝卜”“苹果”“香蕉”）图片，分为两个随机区组。在第一区组中，要求受试者大声说出物体的名称，如“钢笔”；在随后一个区组中，要求受试者说出一个动词，该动词必须是能对所描述的对象执行的一个动作，如“书写”。实验结果表明，非痴呆PD患者在动作动词生成中的错误显著多于在物体命名中的错误，动作命名缺陷与运动损害无相关性。Herrera & Cuetos（2012）研究了20例接受左旋多巴治疗的非痴呆PD患者和20例健康对照者的言语流利性。他们采用MMSE测定一般认知功能，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流利性分类：字母（以F开头的词）、语义（动物和超市商品）和动作流利性（动词的不定式形式，“你能做的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使用”和“停用”药物的PD患者在语音、动物和动作类别中均表现出单词生成缺陷，PD患者在停用药物期只能使用高频动词，而在多巴胺恢复时的表现与对照组相似。该研究提供了PD患者在停药期间在语音和动作类别方面存在特异性缺陷的进一步证据。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采用了词汇启动实验任务与动作-句子相容性实验任务。例如，Boulenger et al.（2008）采用了词汇启动范式，研究了10例非痴呆PD患者和10例匹配对照。他们测试了服用左旋多巴和不服用左旋多巴的患者对名词和动词的词汇判断潜伏期。实验包括140个单词（70个代表手或腿动作的动词，如“画画”；70个可以想象但不能操作的名词，如“磨坊”），140个来源于真词的可读伪词。结果发现，对照组在两种词上都表现出词汇启动效应，PD患者在停用左旋多巴阶段没有表现出对动词的启动效应，而在服用左旋多巴后表现出了动作动词启动效应的恢复，但他们在具体名词类别上的表现与对照组相似。这表明，当左旋多巴的作用消退时，非痴呆PD患者的动作动词加工可受到选择性影响，在药物治疗阶段的表现可改善。
Ibáñez et al.（2012）使用动作-句子相容性效应（ACE）范式，对17例处于早期左旋多巴或多巴胺激动剂治疗阶段的PD患者和15例匹配对照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UPDRS 评价运动功能障碍，并进行认知神经研究所额叶筛查（IFS，Torralva et al. 2009）。所有受试者，包括早期PD患者和对照组，在修订的Addenbrooke’s认知检查中的评分，均在正常范围内（Torralva et al. 2011）。ACE任务要求参与者听描述通常用张开的手（如“鼓掌”）、闭合的手（如“锤击”）或中立的方式（不用手的操作，如“访问”）执行动作的句子，并在理解每个句子后立即按下一个带有打开或闭合位置的大按钮。相对于兼容的动作句，不兼容动作句的ACE预期有更长的反应时。PD受试者保留了一般运动和认知功能，但与对照组相比，其ACE明显减少。这些结果不能用一般认知缺陷或执行功能受损来解释。此外，还观察到ACE表现和动作动词处理测量之间存在强相关性。
三
理论解释
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缺陷已经成为研究者们几无争议的共识。然而，围绕PD患者动作语义缺陷何以发生、体现了何种内在神经功能机制、该做何解释等问题，研究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可概括为“运动-认知分离论”与“运动-认知耦合论”之争。
（一） 运动-认知分离论
“运动-认知分离论”立足从心智与身体、知识与行动、认知（包括语言）与运动各属一块，彼此不搭界、不牵涉的二元分割立场，来看待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的缺陷问题。这一派学者认为，语言（作为整个“认知”的一部分）与运动、身体无关，PD患者的动作语义加工选择性缺陷应从语言内部动词本身的语法类别的特殊性来寻求解释。“运动-认知分离论”的典型代表是“语法论”，其基本的神经功能机制解释模型是“词汇模型”，在心理学中获得的最大理论辩护是“模块论”。
“语法论”认为动词是语言各词汇类别中的一个独特的词汇类别，在概念语义及语法形态等方面都更复杂，处理句子中的动词通常比处理多个不同层次的名词要求更高。首先，动词指的是事件，而事件往往有多个参与者需要整合；虽然名词也可以指事件，但指对象的典型名词却指离散实体，因此，总体而言，动词在语义上比名词的加工要求更高。其次，动词在句法上的加工要求也比名词高，因为动词的属性要投射到其他单词上（通常是名词上）。一般来说，动词必须有一个主语，只有动词才能指定主体和主题角色，名词是主题角色的接受者，只有名词（不管是普通的还是抽象的）才可以充当从句的主语或直接或间接宾语。最后，动词在形态上比名词更复杂。与名词（或形容词）相比，动词的屈折变化词和派生词的集合要大很多。单拿意大利语来说，其动词需要借助大约50 种词形（词缀）变化来区分时态、语气、人称和数，但名词和形容词则只需借助2 ～ 4 种词形（词缀）变化就可以来区分性别和数。即使在形态变化较少的语言中，如英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形式也比名词多（4对2）。因此，在涉及整合过程的任何任务中，动词都必然涉及更大的加工要求（Vigliocco et al. 2011 ；Trafi cante & Burani 2003 ；Trafi cante et al. 2014）。可以设想，面对动词加工任务，一方面PD患者处于动词词形变化多种选项相互竞争之中，另一方面神经退行性病变可能使PD 患者的额叶皮质及额叶皮质所在的动词语法语义表征受损，两者相加，导致PD 患者的动词加工在语法、语义诸层面均发生混乱或缺陷（Caramazza & Hillis 1991；Péran et al. 2003 ；Shapiro，Shelton & Caramazza 2000），最终导致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的选择性障碍。简言之，PD患者的动词加工（产生）障碍可能反映了竞争对手之间的选择过程紊乱：可供选择的数量越多，损害越严重。
“语法论”在神经功能表征上体现为“词汇模型”和“组合模型”。“词汇模型”的核心主张是：语法类是大脑知识组织的一个原则，不同语法类别的词在大脑是单独表征的，即“神经可分的”（neuralseparation）。动词与名词作为具有语言普世性特征的两个语法类别（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都区分“动词”与“名词”），它们在大脑中的表征也是完全分开的。动词主要由左额叶表征，名词则主要由左颞叶表征（Damasio & Tranel 1993；Daniele et al. 1994）。“词汇模型”得到的最有力证据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失语症患者中首次发现的“双重分离”现象——一些失语症患者的名词产出受损比动词产出严重，另一些失语症患者的动词产出受损比名词产出严重（Miceli et al. 1988 ；Zingeser & Berndt 1988）。这一发现被解读为：动词和名词在语言中是用分隔（或至少部分分隔）的脑区/神经网络来表示的。
“语法论”和“词汇模型”的上述观点获得了“模块论”的理论支持与辩护。“模块论”认为，不同的认知功能是由高度专门化的封闭模块来承担的。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进步，最早被视为认知功能单位的模块，越来越与特定的脑区相等同。20世纪70、80年代所观察到的词类选择性损伤，似乎均在“模块论”的理论框架内获得了很好的解释，神经病人主要是中风病人的特异性动词损伤被视为动词加工模块存在的支持证据，其位置为额叶（Caramazza & Hillis 1991 ；Daniele et al. 1994 ；Druks2002）。“语法论”和“词汇模型”的主张与生成语言学、生物语言学者的“普遍语法论”“语言器官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由于全世界所有语言都区分词类，就本文话题而言，都区分动词和名词（尽管区分的方式不尽相同），语法类应当是普遍语法的最优候选内容，是“语言器官”的一个可能的组成部分，是人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动词和名词这两种词类在行为和神经上相互分开（并与其他语言信息分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Pinker 1994）。事实上，“普遍语法论”“语言器官论”所持就是“模块论”的立场，是“模块论”在语言学中的表现。
“词汇模型”的语言理论基础是“词汇-功能语法”假设或“词汇主义”，认为语法类是在词汇层面上规定的，在语言产出与理解中对语法类信息的提取，就如同词的意义和音系信息提取一样，是从记忆中提取的（Bresnan 2001）。与“词汇模型”不同，“组合模型”则主张：语法类与其他形态句法信息一样，不是由词汇规定因而从记忆中检索的，而是在句子加工过程中应用于单词的组合/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即假设语法类只与整合过程相关，其处理系统明显区别于用于词汇检索的系统（Ullman et al. 1997）。这一立场背后的理论假设是：意义本身并不能区分语法类，不同的语法类（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表达相似的意义，语法类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句法和/或词法。一个语法类是由其在一个句子中相对于其他语法范畴所占的位置以及所携带的派生词缀和屈折词缀来定义的。基于这一立场，孤立的一个词是无所谓动词与名词的，也自然无神经表征上的区分。一个词只有被置于语境，受限于不同上下文的差异，才被区分为动词和名词，才产生了神经功能表征机制上的差异：包括梭状回在内的颞区负责名词的整合，而左额下叶及其内侧部分负责动词的整合（Silva et al. 2014）。可见，“词汇模型”与“组合模型”都是从语言内部语法类本身的角度来解释PD 患者语义加工缺陷的，可视为“语法论”的两种不同版本。
应当指出的是，“模块论”为“语法论”提供理论支持与庇护，主要发生在20世纪后期之前。这以后，随着人们对大脑连通性和可塑性的重要性的日益认识，静态的和有些僵硬的“模块”概念逐渐被摈弃，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复杂、更动态的脑功能连接网络，于是“网络连接论”成为“语法论”的脑神经功能解释模型。这一变化也导致了对动作语义加工障碍的研究对象的转移：在20世纪后期及以前，动词加工障碍的大多数病例是中风患者；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病例则来自神经退行性疾病。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风中的缺陷模式是由大脑的血管地形图决定的，神经退行性过程则是以功能系统为靶点（Seeley et al. 2009），考察特定词类或语义范畴加工的选择性缺陷模式无疑被认为可以更直接地反映潜在的大脑功能连接系统的状况。换言之，在当下，越来越多的研究不是将动作语义加工与特定的大脑区域相联系，而是将其与相互连接的由皮质-皮质下成分构成的功能网络联系起来（Péran et al. 2013 ；Cardona et al. 2013）。
（二）运动-认知耦合论
与“运动-认知分离论”不同，“运动-认知耦合论”从新近的具身哲学立场出发，将心智与身体、知识与行动、认知（包括语言）与运动视为一体，不可分割，寻求从身体对高级认知（包括语言）的中心塑造作用的角度来解释PD患者的动作语义加工选择性缺陷。
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运动与认知（包括语言）被视作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领域，研究者们持“运动-认知分离论”观点。但近年来的临床观察、神经成像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认识改变：对运动疾病患者的临床认知评价经常发现，患者还存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执行加工等高级认知功能障碍（Green et al. 2002 ；Hochstadt et al. 2006），以及语言损伤（Berg et al. 2003；Angwin et al.2006 ；Monetta & Pell 2007）和行动知识损伤（Grossman et al. 2008）。成像研究证实，先前被视为皮质下疾病的病例中经常有皮质结构的参与。基础科学的新进展也显示，经典的运动疾病（如运动神经元疾病）与传统的认知疾病（如额颞叶痴呆）都可能有相同的蛋白质（如TDP-43）和基因（C9ORF72）参与。可以说，当今的研究几乎无须再证明运动疾病中是否存在认知症状，而只需阐述其发生的频率、受损的严重程度以及精准判定其病理与病因。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在动作语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绝大多数动作加工缺陷都是在传统意义上的运动疾病中加以描述的。研究者们提出了“运动认知”的概念，用以指称与动作的计划、执行、理解以及想象有关的认知，也即运动区域参与动作的执行、理解和心理重演（Jeannerod 2006）。运动与认知紧密关联，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具身认知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运动-认知”关联立场更从中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阐释。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植根于身体经验、感知和行动之中，人身体的感知运动在人的认知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是认知的一个“中心装置”而非“边缘装置”；人大脑的神经生理结构支撑着人认知活动的方式和结果，在感知运动中起作用的神经生理机制在概念、推理、记忆、语言等高级认知活动中也起着相同的作用（姜孟2014）。PD患者的动作语义加工缺陷也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获得了新的认识与阐释，“运动-认知耦合论”便是对这一特异性现象的新阐释。
“运动-认知耦合论”认为，语法类本身并不是大脑中知识的组织原则，动词与名词在大脑中并非表征为截然分割的神经系统或脑区，不同语法类的表征差异受语义/语用线索以及分布式线索的支配。动词与名词在脑神经表征机制上的差异，是由于动作动词与事件共享某些独特的语义特征而名词缺乏这些语义特征所致（Silva et al. 2014）。“运动-认知耦合论”坚持动作动词具身表征观，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动作知识（表征）与动作执行之间存在功能联系，大脑运动区域参与动作词语与动作概念的加工。这一主张体现为两个基本假设：（1）涉及动作概念的认知任务，尤其是动作动词会导致额叶运动区的激活；（2）退行性运动疾病会导致更严重的动作概念（动词）加工障碍，却不会导致同样严重的静止性客体加工障碍。以汉语“踢”为例，这一动作动词涉及人的腿部，其加工会激活由腿部运动而引起的额叶皮质区域；倘若神经退行性疾病损坏了与腿部运动有关的额叶皮质区域，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对“踢”这一动词的加工障碍，不过患者加工名词“桌子”“石头”“土豆”等的能力不受影响。这就解释了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缺陷问题：运动参与认知，大脑的前运动和初级运动皮质损害必然导致与运动相关的语言认知损害，导致其动作动词加工的选择性缺陷。“运动-认知耦合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浮现模型”（emergentist models），其神经功能解释模型也是前述“网络连接论”。
“运动-认知耦合论”获得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Fernandino et al.（2013b）认为，一些研究声称大脑的运动区域与动作动词处理之间存在联系，但将动词与名词等其他词类进行比较，动词可能在语义和结构上比其他词类复杂。出于这个原因，Fernandino等人将动作动词与非动作动词（“抽象动词”）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加工动作动词时，PD患者与对照组相比受损程度更严重，并证实运动系统参与动词加工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识别动词的浅层自动加工，第二是对单词进行语义判断的深层控制阶段。Fernanindo等人还在不同语境（文字、惯用语和隐喻句）中研究了动作动词，并得出结论：大脑的运动系统不仅在动作动词加工中起到因果作用，而且在加工比喻性语言时也存在同样的作用（Fernanindo et al. 2013b）。Rodríguez-Ferreiro et al.（2009）比较了非痴呆PD患者、可能患有AD的患者和健康老年对照的行动命名。该研究包括一个动作命名任务，类似于Cotelli et al.（2007）使用的任务，但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研究人员使用彩色图片刺激来确保表征对参与者更为突出，并且不会干扰已知存在于PD患者中的视觉空间缺陷；其次，通过比较PD患者与AD患者的表现，作者能够比较患有额叶功能障碍的患者（即PD）与前后外侧裂周区全身退化患者的动作命名表现（即语义知识和AD），理由是：如果行动命名缺陷是由额叶病理生理学引起的，那么患有PD和AD的人应该有类似的行动命名缺陷；然而，如果在两组之间出现行动命名的显著差异，那么应当还存在额叶功能之外的过程（如运动过程）参与动作动词的提取。研究结果显示PD患者与AD患者的行动命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提供了支持运动理论的证据。Cardona et al.（2014）采用ACE 范式，对PD患者、急性横贯性脊髓炎（ATM）患者和视神经脊髓炎（NMO）患者开展了对比研究。PD患者保留了外周和肌肉骨骼系统，但脑运动系统受损；另一方面，已知ATM 和NMO患者外周和肌肉骨骼系统受损，但保留了脑运动系统。结果发现，ACE的表现仅对PD患者有影响，研究者将结果归因于受损的脑运动系统，这也支持“运动-认知耦合论”。
“运动-认知耦合论”还获得了来自PD以外的运动障碍患者动作动词加工缺陷证据的支持。例如，Bak & Hodges（2004）与Cotelli et al.（2006）就考察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PSP）和皮质基底节变性（corticobasal degeneration，CBD）三种非PD患者的动词使用与加工情况。ALS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受累部位为运动执行所需神经系统部分；PSP 是一种遗传性神经退行性运动障碍，萎缩部位为中脑、脑桥和纹状体；CBD也是一种运动障碍，其特征是前运动皮层和顶叶萎缩（Cotelli et al. 2006）。Bak & Hodges（2004）采用“接吻和跳舞测试”（the Kissing & Dancing Test，KDT）来检查ALS参与者的动词理解。KDT与“金字塔和棕榈树测试”（the Pyramids & Palmtrees Test，PPT）类似，都是要求实验参与者从语义上与刺激图片最接近的两张图片中选择一张，不同之处仅在于KDT包含的是“动作”而非“客体”的图片。结果表明，与PPT相比，ALS患者在KDT上显著受损。对一名ALS患者表现的深入分析显示，随着其疾病恶化，他在KDT 上的得分接近于随机，但他在PPT上的得分与之前的得分相比并无多大差异。动词使用随着疾病的恶化而变差的事实表明，动作表征与运动控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一结果无疑支持动词加工的运动-认知（语言）耦合论。Cotelli et al.（2006）对PSP和CBD患者的研究显示，尽管相比“对象”命名，PSP 和CBD 患者在整体的“行动”命名能力方面都受到了明显的损害，但在含“操作性特征”的动词（如“squeeze/ 挤压”这样的动词）的命名任务中，只有CBD患者表现出明显的损害。从“运动-认知耦合论”的立场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CBD患者的“前运动皮层”萎缩，必然导致其在加工需要“前运动皮层”参与的“操作性动作动词”时出现困难或障碍。PSP 患者的萎缩部位为中脑、脑桥和纹状体，不涉及前运动皮层，因而也就无明显损伤表现。此外，Bak etal.（2006）的研究也涉及PSP患者，并在PSP参与者样本中发现了动词（含操作性动作动词）加工缺陷，但他们同时报告了运动与语言功能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并提出遗传因素可能是运动控制和动词加工的基础。既然运动控制和动词加工紧密相连，这无疑也是支持“运动-认知耦合论”的有力证据。
四
补偿机制
PD患者虽然在动作语义加工上出现了一定的选择性缺陷，但他们还具备一定的动作语义加工能力，在自发性言语中的表现甚至还和对照组相当（Rodríguez-Ferreiro et al. 2009 ；Bocanegra et al. 2015 ；García et al. 2016）。对此，该做何解释呢？一些学者提出了补偿机制假说：正常人依赖默认的具身运动回路（即额叶皮质纹状体）来处理动作语义，倘若默认的具身运动回路受损，则启用备用的非具身语义回路。PD患者由于从黑质向壳核投射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丧失，使其正常的具身运动回路遭到损害，那么他们是否依赖非具身的替补回路来处理动作语义呢？
Abrevalla et al.（2017）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为此假说提供了支持。研究者让17例PD患者和15例健康对照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中听动作动词和名词，他们采用聚类分析和排列测试来评估与任务相关的功能连通性，同时将动作词语（壳核和运动区）与非动作词语（额叶后上区）所激活的不同脑区纳入考虑。结果发现，患者位于基底核内的壳核连通性在两类词语上都降低，然而，每组被试只有动作动词才激活了不同的皮层网络。具体来说，运动区在对照组中表现出更多的前向连通性，在患者中表现出更多的后向连通性，在颞叶中没有差异。此外，在动作动词处理过程中，基底神经节萎缩程度与患者对运动区后连通性的依赖程度呈正相关，PD患者似乎是通过非运动皮层网络来处理动作动词的，这些非运动皮层网络提供非模态语义。当正常的具身机制受到干扰，这样的回路可以提供替补通路来处理词汇。此外，基底神经节萎缩程度越高，患者对这一替代途径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以上功能失调条件下动作语义加工替补性的非运动通路假设的提出，很好地解释了PD患者为何还具备相当的动作语义加工能力的问题。这实质上从另一个侧面为“运动-认知耦合论”提供了支持。
五
批评与展望
大量研究证据显示，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缺陷，可能是该群体语言加工的一个特异性现象。“运动-认知分离论”寻求从语言本身（词类和语法）的角度来做出解释，将动作语义加工缺陷的发生归结到动作语义本身在大脑表征的特殊性上（如认为动作动词的表征根本不同于物体名词），不越语言“雷池”一步；“运动-认知耦合论”则超越语言本身，将动作语言（动作动词）问题视为“动作语义”问题，将“动作语义”问题进而视为与“运动”紧密相关的“具身认知”或“一般认知”问题。两种不同的解释立场，折射出了学界从语言“模块论”到“一般认知论”，从语言大脑表征“区位论”到“整体论”（“网络连接论”/“浮现论”），从人类认知“离身论”到“具身论”的哲学认识论取向的变化。
目前，相比“运动-认知分离论”，“运动-认知耦合论”可以说获得了压倒性实验证据的支持。但这一立场也遭到了一些批评（Bak 2013）。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关注到实验研究中潜在的混淆变量控制问题。批评者认为，目前在具身认知框架下开展的不少研究存在词汇频率、词汇意象性（imageability）、被试习得年龄、词长、句法形态和句法复杂性等因素控制不严的问题，实验在动词/动作与名词/物体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可能造成了有利于“运动-认知耦合论”的实验结果。然而，随着呈指数级增长的大量研究的开展，研究者们对混杂因素的匹配与控制越来精心，所报道的实验效应不大可能完全是由混杂因素造成的。第二个方面的批评，可归结到词类表征“模块论”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如Mahon & Caramazza 2008 ；Peelen，Romagno & Caramazza 2012 ；Papeo，Pascual-Leone & Caramazza2013），仍然坚持从“模块论”角度表达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尽管如此，随着研究范式从“模块论”到“网络连接论”“浮现论”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以具身认知为理论基础的“运动-认知耦合论”解释似乎更具合理性。第三个方面的挑战，来自影响力日益扩大的“贝叶斯认知模型”。“贝叶斯认知模型”被视作脱胎于计算机技术的现代行为主义，它假设认知过程本质上是基于统计学习和概率估计的，从根本上反对“模块论”。De Zubicaray et al.（2013）在实验研究中通过呈现“非文字”（nonwords）刺激，激活了大脑运动皮层。他们认为，非文字的这种激活不能归因于语义，而是反映了“正音统计规律的隐含处理（implicit processing of ortho-phonologicalstatistical regularities）”。既然非语义的隐含因素能够激活大脑运动皮层，那么PD 患者在加工动作语言过程中运动皮层受到激活并非一定就反映了运动系统对语义加工的参与。然而，这一逻辑假设并不为研究者所广泛接受。
再从研究动态来看，当前有关动作语义加工缺陷的研究，仍然在“运动-认知分离论”与“运动-认知耦合论”两个理论视角下展开。就前者而言，“语法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冷落之后，又重新获得了研究者们的兴趣与热情，这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者们对动词否定、时态或屈折变化等语言特征和语言区分所做的研究上。比如，Liuzza，Candidi & Aglioti（2012）就采用神经影像学和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对Foroni & Semin（2013）研究中提到的“否定”的作用开展了研究，结果发现脑反应分别受到肯定和否定句子结构的调节。Pulvermuller，Cook & Hauk（2012）也发现，大脑激活的模式是由屈折性结尾的形态线索以及语义特性决定的。此外，人们又重新关注脑损伤患者的动词和动作处理的损害与婴儿时期动词和动作理解的获得之间的关系（Papeo & Hochmann2012）。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因为在早先的历史上，人们对脑卒中患者的动词选择性损害的解释，就是在婴儿期的动词获得背景下做出的（Vico 1744）。与此同时，从“运动-认知耦合论”角度所开展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细化。人们开始探讨运动系统对动作语言加工的介入程度：加工一个动作词语时，运动系统的参与到底可以扩展到多远？能否扩展到实际的肌肉活动或相关的肌肉单位（muscularunit）？Stins & Beek（2013）使用肌电图（EMG）开展的一次研究发现，阅读动词并没有导致阈下肌肉活动，但Foroni & Semin（2013）使用相同的肌电图技术却发现，句子否定的行为（例如“我不微笑/I’am not smiling”）导致了相应肌肉的抑制，这一结果符合“运动-认知耦合论”的主张。
动作语义加工研究，已经成为现代认知神经科学中“最流行和多产的话题之一”（Bak 2013：675）。对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缺陷现象本身、神经功能机制及其病理机制的探究，可为临床评估、诊断、干预提供新的方法、路径与策略。倘若PD患者的动作语义加工缺陷是由于其默认的具身运动环路受损所致，那么对其运动中枢进行持续的刺激训练，可能并无法改善其对特定类型动作语义（动作动词）的加工能力；相反，对其补偿性的非具身运动皮层环路进行刺激训练，则可能产生明显的成效。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对PD患者动作语义加工障碍机制的揭示将更加充分，其临床干预方法与策略也将更具针对性。今后的研究，无疑仍然可以在“运动-认知分离论”与“运动-认知耦合论”两个理论视点下同步开展，对比性的研究结果将促进理论阐释的深入，愈发逼近真理。
注释：
* 本文为重庆市教委2017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第二语言认知与习得的涉身机制研究”（17SKG10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获得“2017重庆市第五批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感谢团队成员潘雪瑶、王霞、陈敏等在读博、硕士研究生在本文文献收集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1]本文所举例证中的汉语词汇均由作者译自所引用的外文文献。
[2]“匹配对照”指对照组所选参与者除实验因素外，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其他各项状况与实验组相同，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度。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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