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约谈 | 中国意义——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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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义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

文 | 观约

观约按

世界不是一元的，理论不是普适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期“观约谈”没有像往常一样聚焦语言及语言学，而是试图在一个更宏阔的背景下来解析当代世界的中国意义。于心底，这也是一次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来透视中国语言学的初步尝试。风正劲，正是砥砺奋进时。

· 〇 引言 ·

在西方的政界、学界、思想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持有一种偏见或者称例外论。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比如黑格尔曾感叹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罗素也说过：“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李伯重 2017：231）。

任何思潮或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日之功，中国例外论的形成也是经年累月。大航海时代开启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拓展，在欧洲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欧洲是世界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是由欧洲传播到世界范围的，欧洲人聪明、勇敢而富有理性，这是欧洲人特有的性格特点，是其他地区与民族的人群所不具有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历史悠久，比如在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大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布劳特（2002[1993]）就从历史渊源谈起，一一细数了这一观点的由来和发展，分析了殖民发展的历史根源，并从诸多方面对殖民问题和产生殖民现象根源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阐述和批判。

虽然布劳特同时将欧洲与亚洲、欧洲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欧洲奇迹”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论和人为的精神，是荒谬和不合理的。“然而事实却是，18和19世纪的欧洲理论学家，包括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韦伯，都采纳欧洲例外论的观点，并想方设法予以解释，以此作为他们主要的研究目标之一。这些人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奠基者，在20世纪，所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实际上已经将欧洲例外论消化吸收，成为其基本的前提。20世纪的历史学家采纳并完善这一社会科学的见解，以使他们的历史研究更为‘科学’，他们也被欧洲例外论的起源及其原因的研究所俘虏了。”（马立博 2006：10~11）

“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例外论”“中国例外论”等这些观念的建构是以对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或罗素所说的“规则”的认知为基础的，即逻辑或规则的标准是由谁确立的。

显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世间的逻辑只有一种，规则只有一类，就是西方的逻辑，就是西方的规则。这种认知体现在“全球化=西方化”的实践中，体现在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乐观中，体现在“普适价值”的渲染中，也体现在对于汉语以及中国的各种误读、曲解甚至谬误、谎言中（童庆生 2019）。

然而世界终究不是一元的，终究不是只有一种想象的。

确然，中国学界仍然需要明确这两个自觉：“自觉到近代学术发展中曾经经历过一种无所不在的西方建构，自觉到从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王汎森 2009）

一

“一种无所不在的西方建构”

虽然大航海开启之后的西人东来就开始繁盛，从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到17世纪的荷兰再到18、19世纪的英国，西人接踵而至（张星烺 2011[1934]：4~18），但是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直到晚清，才实现了“从天下到万国”的突破。鸦片战争则彻底将中国拉进了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国人在惊诧甚至惊恐之中，开启了对西方的重新认知和奋力学习。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将建立在西方逻辑基础上的世界体系一点一点地内化了，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今。

正如费孝通（1997）所指出的：“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创造的东、西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被当成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中东方常被当成是传统的，古老的，西方才是现代的，新兴的。”“许多人想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为与原来不同，同时能与西方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在这个前提下，东方社会出现了对现代化和现代特性的追求。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

最后，“人们主观上未必会认为现代化=西化=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可事实上却自觉不自觉地以这样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不正证明它已成为民族无意识了吗？”（张汝伦 2014：35）比如“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西方——我们这个西方——对中国近世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原因却不是那么明显，那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柯文 2017[1984]：序言）

汪晖（2016：2017）一语中的地指出：“由于与西方思想的碰撞，在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被重组了。我曾经将这个重组概括为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公理世界观对于以儒学及其价值为基础的天理世界观的替换。”

二 

“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

吴国盛（2016）将科学分为了源于古希腊科学的理性科学、17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数理实验科学）和中西皆有的博物学。并指出如果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话，那也是在博物学的层面上。为什么几乎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理性科学和数理实验科学？吴国盛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科学的种子（基因）”（P280），而这基因就是“希腊的理性科学基因和基督教基因”（P278）。以往学者关注两种土壤（技术革命的土壤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土壤）比较多，而对两种基因关注很少。这种解读应该说是目前为止对于中西科学差异较为合理的一种。

甘阳（2007：5）提出：“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略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阻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郑永年（2018：1）在指出“中国知识界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之后，又进一步论述到：“因此，知识分子即知识的生产者，其首要任务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笔者在思考中国崛起的时候，越来越强烈意识到，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拥有能够解释自己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的知识认同。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何谈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三 

脚踏中国大地举隅

宋念申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并贯彻着“和平共处”的新国际关系准则，到1974年毛泽东完成了“第三世界”论述，这些原则和理念到今天已经被广为接受。这段所谓“孤立”时代，恰恰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实力（或者说“软实力”）最强的时代。（宋念申 2018：280）

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中褒扬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费先生得到如此高评价的原因应该就在于“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马林诺夫斯基 2002[1939]：13~19）

斯波斯基在给《中国语言规划论》（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到：“这本文集已经超越了中国语言规划的主题，可以为指导整个语言规划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清晰地论证了我的文章提出的观点，即中国语言管理的复杂性。本书的出版有望为中西学者在语言政策和管理方面进行有价值的合作提供可能。”（Spolsky 2015）

诚如项飚（2012：43）所言：“总之，我之所以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意义

人类这个大家庭一直是在曲折中坚定前行的。

从制度形态上说，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从文明形态上说，人类已经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每一次形态的演变或升级都非一帆风顺，每一次曲折的前行都非同凡响。

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方，人类的未来是怎样的图景，答案显然不是唯一的，不确定性是唯一的确定。东方和西方，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在为这一答案进行着试验、摸索与探索。

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绵连续几千年的民族，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探索中贡献尤巨。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今天，在鸦片战争170余年、辛亥革命近11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回望过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历当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展望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以一个更加自信的姿态继续为人类的未来求索而行。

“世界再次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尤在此时，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民族智慧必将为指引方向的坐标灯塔的建造贡献力量，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需要中国意义！

参考文献

[1]      布劳特 2002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史观[M]. 谭容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布•马林诺夫斯基 2002[1939] 序[Z].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费孝通著，戴可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19页

[3]      费孝通1997 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J]. 读书，第9期。

[4]      甘  阳 2007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Z].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5]      柯文 2017[1984]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李伯重 2016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马立博 2006 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一版）[M]. 夏继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      宋念申 2018 发现东亚[M]. 北京：新星出版社。

[9]      童庆生 2019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   汪  晖 2016 公理、时势与越界的知识——在帕西奥利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A]. 颠倒[C]，北京：中信出版社。

[11]   王汎森 2009 本土思想资源与西方理论[N]. 南方周末，5月28日。

[12]   吴国盛 2016 什么是科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3]   项  飚 2012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张汝伦 2014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张星烺 2011[1934] 欧化东渐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6]   郑永年 2018 出版说明[Z]. 中国的知识重建[M]，北京：东方出版社，。

[17] Bernard Spolsky (2015) “Foreword”. In Yuming Li,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p. vii-xi.

往期“观约谈”

第35期 《世界现代体系》小札

第33期 计算社会语言学

第24期 语言是扶贫脱贫的基础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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