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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约谈 | 非洲的语言学意义

Original 观约语言战略研究 2020-10-10

《语言战略研究》微信公众号“观约谈”栏目不定期推出。敬请关注。

【观约按】 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2018年9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也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首次中国主场的中非合作论坛。可以预见,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非洲这片“热土”必将会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非洲有着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埃及文明，有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语言资源库藏。本期“观约谈”就来聚焦非洲的语言学价值与意义。

一非洲的语言资源库藏

根据“民族语言志”网站的最新统计（《民族语言志：世界的语言》，第21版，2018年），有2100种语言在非洲大地上使用着。①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比亚洲的2300种要少，但是就与使用者的比例来说，非洲的语言多样性加权指数应该是最高的：亚洲是40亿人使用着2300种语言，而非洲则是不到10亿人在使用着2100种语言。

表1 世界语言的五大洲分布表②

非洲本土语言的谱系类型如下图所示：

图1 非洲的语系分布图③

（左下角语系从上到下依次是：亚非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克瓦桑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

非洲的主要官方语言如下图所示：

图2 非洲主要官方语言分布图④

而从使用人数上来说，超过1000万人使用的语言依次是：阿拉伯语（约1.5亿），法语（1.2亿），柏柏尔语（Berber，0.56亿），豪萨语（0.34亿），约鲁巴语（Yoruba，0.28亿），奥罗莫语（Oromo，0.26亿），福拉尼语（Fulani，0.25亿），阿姆哈拉语（Amharic，0.21亿），马尔加什语（Malagasy）/伊博语（Igbo）（0.18亿），索马里语（0.166亿），斯瓦希里语（0.15亿），修纳语（Shona，0.14亿），葡萄牙语（0.137亿），阿坎语（Akan，0.11亿），祖鲁语（0.1亿）。⑤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内部情形和语言状况都较为复杂，所以对于非洲语言环境的认知不能仅仅依据上述数据和信息，而应当具体国家/地区具体分析对待。

二对非洲语言的研究

(一) 非洲语言与人类/语言起源

人类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作为“一源说”之一种的“非洲假说”就是当代起源假说的主流观点。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就有另外一个重磅问题与非洲大陆也直接关联上了：人类语言的起源。2005年，Science创刊125周年之际推出了人类亟需解决的125个科学问题⑥，有两个与语言直接相关。其中之一就是：语言与音乐演化的根源是什么？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对于人类源出地的非洲语言的研究必将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陈保亚 2002）。

(二) 非洲语言与语言类型学

1963年，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创始人Joseph Greenberg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第29卷第1期）上发表了长文The Languages of Africa，并于1966年在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它是1955年出版的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一书的扩展深化版。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一书是由1949到1954年间发表在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杂志上的8篇文章集合而成。The Languages of Africa应该是首次对非洲诸语言进行了谱系类型学上的分类，目前学界对非洲语言的谱系分类也基本还是延续了这一框架。

同一年，更为经典的《某些主要跟语序相关的语法普遍现象》一文（Greenberg 1963）所使用的30种语言材料中，就有7种来自非洲。

1976年，Bernd Heine教授出版了A Typology of African Languages：Based on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一书，这也应该是用Greenberg范式类型学聚焦于非洲语言的最早著作。

(三) 非洲语言与语法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历史语言学的再度兴起、语言类型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话语语言学和语用学的逐渐兴盛，语法化研究重新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特别是Givón（1979）和Lehmann（1982）的问世，导致语法化研究进入一个复兴时期。”（吴福祥2007）尤其是Lehmann的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1982）在古典语法化和当代语法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就在这两个经典文献问世后的1984年，Bernd Heine与Mechthild Reh合著的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也应然问世。Bernd Heine与Mechthild Reh的这一著作是基于非洲语言的共时语法化分析，不仅拓展了语法化作为语言分析工具的适用范围，而且也展示了语法化研究的各种可能路径，为后续语法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参考。

之后，Bernd Heine在众多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又与人合写了Grammaticaliz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Conceptual Shift: A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in African languages、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等著作，合作编辑了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的两卷本。这些成果也一举奠定了Bernd Heine在语法化领域的领军人之一的地位。

Bernd Heine一直在德国科隆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工作，他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就是非洲语言，而对非洲语言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研究高度。

(四) 非洲语言与社会语言学

4.1 语言濒危

下图是“语言多样性联盟”的语言濒危项目地图⑦。这一地图直观地展示了当代濒危语言的分布，也为以下两个论断提供了支持：一是Nettle（1998）等的发现，即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就在赤道热带雨林沿线，处于热带之间的一个全球带；二是Amano T.等（2014）指出的濒危语言主要集中于热带地区（主要集中于北纬30°到南回归线之间）。可以看出，非洲中部处于濒危语言的集中地带。此外，Anderson（2011）也列出了八个语言濒危热点区，其中就包括了非洲的两个：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

图4 世界濒危语言分布图（语言多样性联盟）

4.2 后殖民时代的语言与社会

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使非洲各国渐次结束了欧洲列强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但是进入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前行却依然深深背负着殖民的烙印。反映在语言上，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另一方面，殖民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把非洲区分为一系列区域——法语区、英语区、德语区、比利时语区和葡萄牙语区，这一分裂状况在现在在永久化为过多的独立国家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非洲的‘巴尔干化’。”（布罗代尔 2014：171）“值得担心的是，一种语言在构筑教育和思想习惯并打下自己的烙印时所带来的一切，都倾向于使非洲实现统一的各种努力化为泡影：它把非洲分裂为两个营垒，即说英语的非洲和说法语的非洲。”（布罗代尔 2014：172）

伴随着这种烙印，学者们开始聚焦于后殖民时代的新兴国家，各个领域的研究开始了蓬勃发展。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在尼日利亚的Ibadan举办的Leverhulme会议集中了来自各个学界的学者来共同探讨非洲的语言问题。会后，John Spencer将会议的11篇论文和4篇报告编辑成了Language in Africa的论文集出版。这部论文集除了涉及非洲语言的本体研究之外，主要讨论了非洲语言与社会的各种论题，比如官方语言选择的问题、语言-政治与语言学家的责任问题等。

比这部论文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以Joshua Fishman为首的宏观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二战结束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和发展问题。这也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注意，许多语言学家开始进入后殖民的发展中国家，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角度来为它们出谋划策。1968年，以1966年的一次会议文章为主体，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巨匠Fishman、Ferguson和Gupta联手主编了名为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的论文集，这部论文集聚焦于非洲、亚洲等各地的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语言问题，试图给它们开出治理的药方。第二年，福特基金会设立了一个名为“国际语言规划进展项目”（Inter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 Project）（1969—1972）的专项研究计划，委托Fishman、Ferguson、Das Gupta和Jernudd四位实施。这一计划其实就是1968年文集所关注问题的延续。这一计划完成后，Rubin、Jernudd、Das Gupta、Fishman和Ferguson五人主编的文集于1977年出版。

(五) 非洲语言与语言教学

中非的语言交流是双向的。

中国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已有近60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部分高校相继开设了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教学课程。中国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及研究打开了理解非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为增进中非文化交往、促进中非友好关系做出了独特贡献。（孙晓萌 2010）但是随着中非关系的提升，对非洲本土语言的教学可能也需要有所提升，比如目前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几所高校开设了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专业，开设了柏柏尔语、祖鲁语的则只有北外。

根据国家汉办的最新统计，截至2018年8月，汉办已在非洲42个国家建立了55所孔子学院和30个孔子课堂，累计派出4685名教师志愿者，培养各类学员57.5万人。支持非洲孔子学院（课堂）开发适应当地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的本土化教材193种。十多年来，在非洲地区共设立了57个HSK考点，共计66 979人次参加了汉语水平测试，并为47个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了4796个孔子学院奖学金名额。2017年，非洲孔子学院注册学员达15万余人，举办各类文化交流、学术活动近2500场，吸引超过84万人次参加。（国家汉办 2018a）

2018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科摩罗联盟总统阿扎力举行会谈。会谈后，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科摩罗联盟外交部长苏埃夫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设立科摩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国家汉办 2018b）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于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要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强调要着眼未来，支持非洲各类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50名孔子学院新老院长、教师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峰会开幕式。

可以预见，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顺利召开，中非的语言交流会迈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高度。

三中国的非洲语言研究

时间回溯到1960年。这一年的《中国语文》第3期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将大量出版东方和非洲语言概要。1961年的《中国语文》就以第1期和第2期连载的形式刊发了署名“羣策”的“非洲各族人民的语言和文字概况”的报告文章。1962年，《中国语文》第2期发表了一篇篇幅更长的对非洲语言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的介绍性文章。紧接着，《当代语言学》杂志的前身《语言学资料》于1965年第4期刊登了与非洲语言相关的一篇介绍赤道非洲新兴国家语言概况的文章和两则消息。

接着就是十年的几乎停滞。一直到了1978年，《语言学资料》改名为《语言学动态》，第2期就刊登了黄长著先生的《非洲语言概况》一文，该文以十多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当时非洲的语言状况和格局。两年之后的1980年，黄先生又将Kenneth Katzner 1975年初版的《世界的语言》介绍给了国人。

1992年，Ken Hale在Language杂志第68卷第1期组编了几篇濒危语言的文章，从此这一议题开始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也是在同一年，《第欧根尼》杂志在第2期发表了长达25页的《非洲语言的消亡》一文，对非洲的语言濒危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文最初于1991年发表在Diogenes杂志，上文提到的Bernd Heine也是三位作者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面向非洲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也开始渐渐发展起来。

四结语

提到非洲，大家耳畔可能就会回荡起电视节目中的一句描述“这片神奇的土地”。本期“观约谈”就从历史的视角，用例举式的方式素描勾勒了这片神奇土地的语言学意义。

抛砖引玉。期待更多、更上层楼的对非洲语言的关注、研究、教学以及实践项目的出现。

注释

①鉴于对“语言”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有差异，所以不同的统计项目会有不同的世界语言数目。有许多学者（比如黄行 2018，孙宏开 2018等）就对“民族语言志”的统计有质疑。在可能更合理的全球语言统计数据出现之前，在此权且使用“民族语言志”的数据。

②参见：https://www.ethnologue.com/statistics。

③参见：http://www.worldgeodatasets.com/language/samples/index.html。

④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8%E6%96%B9%E8%AF%AD%E8%A8%80/2410217。

⑤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guages_of_Africa#Official_Languages。

⑥参见：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09/5731/78.2.full。

⑦参见：http://www.endangeredlanguages.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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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2014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中信出版社。

[4] 国家汉办 2018a 《孔子学院：助推中非命运共同体》，“孔子学院”微信公众号，8月31日。

[5] 国家汉办 2018b 《习近平主席见证科摩罗大学孔子学院协议签署仪式》，“孔子学院”微信公众号，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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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长著译 1980 《世界的语言》，Kenneth Katzner 著，北京：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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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宏开 2018 《全球语言知多少？——有关语言识别和语言与方言界限的讨论》，“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微信公众号，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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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Heine, Ber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1.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ume 2: Focus on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19.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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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ubin, Joan, Björn H. Jernudd, Jyotirindra Das Gupta, Joshua A. Fishman and Charles A. Ferguson. 1977.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33] Spencer, John. 1963. Language in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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