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约谈 |《中国语言规划三论》述评

Original 观约语言战略研究 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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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约按] 2015年10月《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出版后，观约于2016年1月份完成了这篇述评。当时完成后，观约习惯性地计划要先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打磨修订。后来正巧赶上要从美国回国，随后奔波于种种事宜，时间庸碌而过，此文竟未再动一笔。2018年春节期间，翻阅在美时的文件夹，才想起此篇。重新读过，感觉它还是提供了一些思考，或许还有些价值。所以决定不揣浅陋，原文发在“观约谈”，也算是了了一桩文愿。

研究中国的LPP，李宇明教授的“中国语言规划论三部曲”是必读书。

最后拷贝李教授的三个观点以自勉自省：

1.理论是灰色的，事实之树常青。

2.本土意识，国际眼光。

3.国家选择那些选择了国家的人！因此，提出问题也好，解决问题也好，都应当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解决国家和人类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一简介

201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宇明教授的《中国语言规划三论》（以下简称《三论》）。这是继《中国语言规划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新版）和《中国语言规划续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之后，作者关于中国语言规划的最新思考集。

《三论》收录了2009年以来作者发表的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章及短文共计51篇。其中论文29篇，分为“语言规划理论”（8篇）、“语言文字工作”（7篇）、“语言生活状况”（7篇）、“语言教育与传播”（7篇）四个专题。另还收录序言、短文杂记等22篇。

二述评

下文就从三大方面来对《三论》的内容、特色及可能的学术影响等加以评述。

（一）对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思考

对语言规划来说，基本概念、基础理论问题的梳理和思考，是做好规划实践的根本前提之一。《三论》的文章，继承了作者著文的一贯思路，特别注重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辨。

比如从语言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以及我国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两项基本任务等方面对语言的经济属性的阐释（第31—42页）；对新形势下当代中国语言生活层级的把握，作者区分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并对三个层次的语言生活状况及相应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细致分析，从而给当代中国语言生活的观察、描写和解读提供了一个完备的体系框架（第54—72页）；对国家开放、信息化等影响外语规划的主要因素，以及外语规划应该关注的七大问题的考察（第91—103页）；对国家通用文字从规范汉字、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汉语拼音的地位与功能，以及民族文字政策等方面的深入论析（第141—168页）；针对汉语本身的层级变化，作者则历时大跨度地分析了古代汉语各层级向现代（或未来）汉语各层级的变迁，给一百多年来汉语的层级变化做了一个系统勾勒（第252—268页）。再如作者分析了历史上语言传播的不同动因、汉语传播的不同动因及当代传播的经济动因和传播措施（第291—297页）；深入论述了非目的语环境中的语言学习环境补偿以及微观和宏观层面如何激发汉语学习兴趣的问题（第323—336页）；区分了汉语教学的五种类型，考量了它们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位序，并最终将这一框架应用到了海外华语教学的探讨中（第337—349页）。

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对外语规划、形译与字母词、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化、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及其辩证关系等的思考，对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律体系、语言社会职能的 “工具/文化”两分，以及两大范畴的 “显-隐”两种形态、汉字教学、阅读能力最重要、现代技术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的考察。上述论述无不体现了作者对基础理论问题的聚焦和关注。

另外，作者在不同文章中还对“语言传播、语言服务、语言、中国通用文字政策、语言学习-语言教育-语言教学、本土汉语-国际汉语”等概念给出了相应的界定或辨析，这也是作者一直以来著文时特别注重的一个方面（陈前瑞 2006：13）。众所周知，对一个学术概念予以界定，非具有深入的理论思考、宏阔的学术视野，实不可为。

2. 具体实践路径的切中肯綮

理论思索是语言规划的前提，但规划显然不能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最终要应用于实践，应用于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正所谓：“有些事情当然需要 ‘坐而论’，有些事情则应当 ‘起而行’。” （第431页）

《三论》有对基础理论的深入思考，但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很具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方案。比如对两岸华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了“实现语言文字的沟通、教学资源的共享、教师交流、考试成果的互认”等四个方面的举措（第351页）；针对中华语言信息化提出了“语言文字层面、操作层面、内容层面”等三个大层面并给出了各层面涉及的具体内容（第409—411页）；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方面提出了“尽快制定中国外语规划、科学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等五大举措（第10—15页）等。

此外，还有对语言学习环境补偿的途径、激发汉语学习兴趣的方法等的勾画，对构建“当代中国学”的路径、语言文化职能规划的一些理念等的分析。这些建议和勾画，在实践中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作者这种理论和实践兼顾的研究范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作者常年来的学术-行政“双肩挑”的经历，或者如陈章太先生所言“学术研究与管理工作相结合”（第2—3页）。“‘双肩挑’者自有许多苦乐，但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也许较易将学识转化为政见与社会行动。” （第408页）“非有深厚的理论学养、丰厚的实践积累、长年的管理经验和长期的学术研究，难成此炊。”（第420页），这两段文字也可谓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

3. 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

新概念、新理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拓宽学科研究域的前提，也是一个学科前进的基石。《三论》一书就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尝试建构了一些新的理论，从而提升了学科视域，推动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第3—16页），把传统意义上往往与“个体”相连的“语言能力”进行了提炼与提升，将它与“国家”这个更高层面的范畴进行了关联，在拓宽“语言能力”视界的同时，开拓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新路径。围绕这一新概念，作者还分析了国家语言能力的现状以及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些举措。“语言也是‘硬实力’”的提法（第17—30页），是对以往将语言-文字、文化等看作是“软实力”的观念的重新思考，也将语言的功能和属性提升了一个层次，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对语言进行规划。“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第104—120页），是在对国际-国内语言规划研究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极具建设性和可发展性的学科建议，这一构想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新动力之一。“语言国际形象”的分析（第308—322页），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语言”，展示了语言的“外交功能”。而在传统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之外，作者又提出了“译、技、知”，从而构建起了一个七维度的语文能力体系。（第353—366页）虽然“专业用途英语”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专业汉语教育”这一提法却是一个新近才进入学界视线的概念，也是汉语国际教育大发展背景下可能的主要趋势之一。而在汉语国际教育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提升的节点，这一提法无疑有助于学界对汉语国际教育未来方向的思考。（第423—425页）

类似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还包括了“语言的文化职能、国家外语能力、国际语言义务、语言学习环境补偿、理想的公民常识、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当代中国学’、对语言在传播地‘扎下根’来的五种表现的分析、‘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理念、语言能力需要终身培育的提法、领域语言规划的理念”等。

4. 打造中国语言规划团队、扶植语言规划新人

一个学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一个由许多研究团队构成的研究群体。作为中国语言规划界的核心学者，作者在引领学科研究之外，尤其注重学术队伍的建设，不管是对学界成名学者还是对后辈学人，篇篇序文折射出了作者希冀锻造团队、扶植新人、发展学科的期许。

（二）对国际语言规划研究的进一步丰富。至少体现为以下两点：

1. 对国际语言规划材料的进一步丰富

语言规划具有特定的国情性，每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政经体制、现实国情不一，“国家的语言决策依赖语言国情，国家的许多决策都需参考语言国情。”（第379页），所以每个国家的规划国情和实践方案都会为国际语言规划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

“语言规划是为语言生活服务的。语言规划该如何制定，语言规划制定得合适与否，要看它是否切合语言生活的实际，是否能引导语言生活健康发展。因此要科学制定语言规划，必须了解语言生活，了解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语言生活既是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语言治理的对象和基本依据。”（第246页）。正是基于此种认知，作者的语言规划分析始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有着更多的田野色彩，从而为国际语言规划界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材料。比如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现实生活的语言问题-虚拟生活的语言问题、城市化进程的语言图景、辞书信息化、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汉字的国内教育、各领域（法律、网络、教育、商务、新闻-广播）的语言问题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与规划国情，也是中国为国际语言规划界提供的研究素材。

正如陈章太先生在为《三论》写的“序”中所指出的，“现实品格”是贯穿全书的特点之一（第2页）。而立足国情、关注现实、探究问题，也正是作者一直以来的学术风格（陈前瑞 2006）。

此外，除了上述共时材料的发掘，《三论》也还非常注重对历时材料的分析。比如对百年来语言统一的成就、百年来语言文字法律、百多年来外语教育的影响、汉语民族标准语的百年发展、领域语言规划及研究的历史、国家通用文字政策的历史特别是百年来的梳理，对中国近代史上政府通过的第一个语言规划文件《统一国语办法案》的考察等。

2. 对国际语言规划理论的进一步丰富

“开放就是：中国要走出去；外国要走进来；中国要更多更深地参与国际事务。”（第283页），“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开放为‘国际型’国家，国际型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世界。”（第400—401页），但是“就语言规划领域而言，我国对世界语言生活的知识还是相当贫乏的。” （第400页），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三论》的许多研究就在这一方向做了许多思考，敏锐地提出了国际领域语言事务的几个方面，比如维护语言权益/权利、保障语言沟通与维护语言多样性、保护濒危语言等（第55/58/212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人类越来越多地开始面临一些全球性问题，比如人口、环境、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陈须隆 20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念和理论体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俞可平 2002），语言规划是一个关涉全局的工程，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将视野仅限于国内显然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从世界看中国”，需要有“语言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在语言规划领域，近几年来，国际学界也开始出现“全球/国际语言规划”的视角（如赵守辉、张东波 2012；Moriarty 2015）。《三论》的上述研究就是与这一国际研究新趋势的对接，同时也为这一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了李宇明教授语言规划方面文集的英文版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de Gruyter Mouton 2015)。早在此书出版的前一年，国际著名语言规划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在Language的文章就提到很是期待这一英文著作，因为它将为国际学界了解中国语言规划和管理的状况提供更多信息（Spolsky 2014：166）。这本书出版后，斯波斯基先生在给此书写的序言中，一开始便引用了李宇明教授的一句论断作为例证，表达了书中论述给国际语言规划理论带来的诸多启示，即“政府管理的应当是语言生活，而非语言本身。” （Spolsky 2015：vii）《三论》正是这些理论贡献的延续。

（三）对多元化时代语言及语言规划的进一步思考。主要体现在：

1. 对多元语言变体及使用的思考

语言及语言的使用不是匀质的，而是异质、变体多样的。当代的多元化时代，则进一步催生了更为丰富的语言变体（本体层面的以及媒介、体裁等使用层面的）。《三论》就对这些不同的语言变体给予了很大关注，比如汉语的层级变化、语言生活的层级变化、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字母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及教学、语言技术、新闻发言人语言、语言服务、有声资源等。

2. 对多元语言属性的思考

语言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它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因此也就具有了多元的属性。《三论》很注重从语言的不同属性出发，来解读现象、提出对策。比如语言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硬实力、能力属性、产业属性等。多年语言学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及规划实践，使作者对语言的属性有着更全面和客观的把握，而在此基础上的思考也就更有力度。

国际著名语言规划学家苏·赖特（Sue Wright）在其最新的研究计划中透露，其理论研究的焦点已经从语言政策的政治和历史分析转向了对“语言”这一概念的界定。这也足以看出对语言及其属性的深刻认知的重要性。

3. 对现实和虚拟、国内和国外多元空间的思考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空间有了很大拓展，既有现实的物理空间也有虚拟的网络空间，既有“自我”的国内空间也有“他者”的国外空间。《三论》就密切关注了当代世界这一多元空间的特质，对信息化、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网络语言生活、全球性语言问题等议题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