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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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题的提出

徐烈炯先生在其2008年文集的“开篇语”中有一段表述：“我们这里提出一个似乎相反的问题：中国语言学没有什么？接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有的语言学我们没有，或者很少？这对中国语言学的过去和今后的发展有没有影响？”（徐烈炯 2008：1）

早于此文两年，王士元先生曾提出过加强版的几个问题：“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语言了，比欧洲起码要早差不多两百年；后来又有像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那样的大学者，对语言做了很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跟西方比起来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又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西方的语言学研究能如此迅速发展，不但迎头赶上，还超越我们那么多呢？”（王士元 2006：12）

这一问，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钱学森之问”以及更早的“李约瑟难题”。这一问，也应该是萦绕在许多中国语言学人心头的一个问题。观约学力、阅力、功力有限，姑且谨在此斗胆冠之以“中国语言学之问”[1][2]。

二 一点讨论

（一）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语言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中国学界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语言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陈第（1541—1617年）的上古音韵构拟研究，而西方语言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则是起于1786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那场著名演讲。

我们暂且不去争论什么是“科学/科学性”，以及中国是从何时开始了“科学研究”（如吴国盛 2016），也不去辨析“语言学是一门科学”的内涵到底为何（如Sapir 1929，Greenberg 1973，Marcus 1974，伍铁平 1994），而仅仅从研究的指向和研究者的意识来说。中国学者“小学”（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的指向基本上可以说是为经典作注、考证、诠释，是“语文学”（philology）。陈第以降虽然可能已经有了将语言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意识，但也终究是作为“经学的附庸”（王力 2009：141）而存在，这种情形应该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1898年的《马氏文通》[3]；西方学者的研究指向也有语文学的内容，但是他们更为关注语法，而在琼斯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学者们对世界语言样本的有意识搜集，最晚到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尽力发掘新的语言样本的活动代复一代地进行着，并不断有“语言大全”之类的著作出版。从16世纪后期起，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希腊语、拉丁语与梵语的关联。（姚小平 2011：章节5.3）他们的研究指向更倾向于“语言”这一客体本身，到了琼斯开启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后，就更是如此了。

赫拉利（2016：268—296）曾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西方人怀着“无知、无畏”之心在构建帝国大计和科学探索世界之间互动的良性循环。比如，第268页“这趟远征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资料，成了以后许多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第280页“（发现美洲使他们认识到）如果真想控制这片广大的新领土，就一定得收集所有相关地理、气候、植物、动物、语言、文化、历史的庞大数据”；……

“超越”，从大航海时代的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二）中国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差异”还是“差距”

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都脱离不了其所植根的历史社会土壤。中西语言学之差异，根由亦在此。

李行德在一篇长达47页的书评中提到了汉语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两个矛盾之处（Lee 2000：116—118）：一是汉语的许多现象无法纳入到主要是基于印欧语言的语言理论模型/框架中去；二是中国的本土研究者有种文化焦虑。他们面对着广大如戈壁、多样如苏州园林的传统研究，往往自惭形秽。

面对传统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的两面夹击，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者的确两难。

但彷徨并不能消弭中国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的差异/差距。在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未曾经历麦克法兰所说的“科学时期”（麦克法兰 2015：17）、与西方实现了“大分流”（彭慕兰 2004）之后，中国的语言学也开始在蹒跚中进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语言学”模式中。

“差异”，是各美其美，各有千秋；“差距”，是道阻且长，奋发图强。

中国语言学史的著作告诉我们，中国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功力深厚。瞧瞧西方语言学史，也是半斤八两、不遑多让。两条平行线在天空绚烂。

如果仅关注于语言学的“功能性/人文性”，那么两方研究也确实是如人类的“文化”一般，只有多样性，而没有可比性；但是如果将目光聚焦于语言学的“社会性/科学性”，那么可能两方研究还真就如“文明”一般，有了距离，具有了可比性。

说中国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有差距，也应该是在这第二个意义上来说的吧。

作为注脚，这些天“双一流”建设喧嚣尘上，“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也都进入了“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名单。需要加强建设，就是有“差距”的明证。

“语言学”及各类前后缀的学科进入需要强力建设的名单，也的确事出有因。在接入西方研究路径一百多年后，这种追赶或者差异，似乎越来越难、越来越远。仅列几个小例子：（1）在德国，由语言类型学家Matthew S. Dryer和Martin Haspelmath负责的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WALS）[4]项目已经搜集了2679种语言的语言类型参项数据，占到了世界语言的38%。而此项目的最终指向其实并不是语言类型研究，而是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人类的演化”这个项目中的子项目[5]。参与这个项目的有灵长类动物学家、人类进化学家、行为生态学家、进化遗传学家、发展与比较心理学家以及语言学家；（2）在美国，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在各高校随处可见，有的语言学在认知科学系（如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有的语言学系有专门的语言与认知方向（如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有的是就叫“认知与语言科学系”（如University of Delaware / Pomona College）或“认知-语言-心理科学系”（如Brown University）、有的是有认知与语言科学项目（如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Wellesley College / University at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Dartmouth College）。此外，以人类语言的生物遗传性为指向的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也发展迅猛，集结了语言学、生物学、神经系统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等众多学科的力量；（3）在国际学界，翻看SSCI（2017）语言学类的180余种期刊，可以发现中国语言学至少在“双语/多语现象及教学、儿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认知与神经科学、（应用）心理语言学、语言与社会心理”等十多个研究方向上研究薄弱，更遑谈有专业的研究期刊了。

（三）答案：表层与深层

王士元先生在分析差距的原因时指出两点（2006：12—13）：

第一，中国传统的学者在语言研究上只重视我们自己的汉语，而西方的学者非常注重研究各种不同的语言。

第二，西方的语言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非常注重跟其他学科的沟通与合作，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它的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对于语言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深入，获得很多新的发现。

这两点，李行德（Lee 2000：117）的说法是，中国的语言学还有两个倾向：

（1）基本上是只关注汉藏语，而不太涉及其他语言，而且对当代语言学理论及普通语言学的文献也较少参考。

（2）基本上与其他学科没有交叉或关联，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

二位意见一致。[6]

如果我们走出语言学，而进入一个更基础的背景，来追问为什么会如此，那么钱穆（2012）的论述似乎可以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其对中西方在“真理”追求上的差异可表示为下图：

概而言之，似乎可以说，西方的研究倾向于外向的、在“上帝”关照下的“理”，而中国的研究更倾向于内向的、在“人间”生活中的“情”。

（四）未来：路径与标准

面对上述差异/差距，我们可以从多种路径中选择：（1）去否定它；（2）视而不见；（3）井水不犯河水；（4）正视它，并有所作为。

“每当我们否定框架，也就唤起了框架。”（莱考夫 2013：9）所以否定其实仅仅是承认的另一种表述。

视而不见、掩耳盗铃的历史教训，恐怕没有国人还想再经历一次。

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社会科学、理性路线，我走我的人文科学、经验路线。看似合理、合适、合算。其实很可能是一种逃避的表现。结果和现实也很可能不会给与逃避的空间。

最终，坦诚面对，有所作为，或许才是最佳选项。

如果要有所作为，那么未来怎么办？策略大家都心知肚明，比如：第一，视野要扩展到人类语言，而不仅仅是汉藏语甚或汉语；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培养跨学科的意识、跨学科的视野、跨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的人才；第三，要多一些“自然”，少一些“人文”；……

而办了之后，怎么确定就赶上西方了？几个可能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赶上了西方的标准，比如：（1）有中国学者开始在语言学的某个方向上有了话语权甚至引领力，比如颜宁、施一公、李飞飞等人在各自领域的表现；（2）中国学者在某方向的描写-解释、理论、方法等某一方面做出了国际语言学界承认的贡献，类似几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表现；（3）在国际语言学界一流刊物中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徐烈炯 2008：251）或者中国的某本语言学期刊得到国际认可、影响因子排名靠前；等等。

但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动动嘴比动动手和腿，要容易太多了；起而行比坐而论，要困难太多了。

所以，可能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是，又似乎不知从何做起？。

麦克法兰在辨析中国人创造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没有为中国带来工业革命，却在欧洲遍地开花时说道：“不是技术本身制造了差别，而是技术发挥作用的情景和具体用途造成了差别。”（麦克法兰 2015：41）如果我们套用这一论断，似乎可以说：不是研究/研究者本身制造了差别，而是研究发挥作用的情景和具体用途制造了差别。

三 结语

19世纪末，马氏兄弟将中国语言学拉入了“现代语言学”的行列；之后，元任、方桂等先生将中国语言学拉入了国际学界的视野；王、吕、朱、罗等诸先生则引领中国语言学搭上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末班车。然而，从此之后，中国语言学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结构主义时期，而基本上罢黜了其他百家[7]。

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说法版本众多。比如“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神经科学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图灵革命”时代（弗洛里迪 2016）；“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神经革命”时代（林奇 2011）；“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施瓦布 2016）；或者直截了当的“人工智能时代”（卡普兰 2016）或“大数据时代”（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 2013）。

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中国语言学会否有可能出现一些突破性发展甚至超越？[8]可能，这需要某位天才来给出答案；也或者学科所植根的土壤会有所变化，从而创造超越的契机。毕竟，一个学科的发展，其本质在于大势，在于其根植的社会历史土壤，而不在于研究者们的能力问题。比如，现在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AI领域，华人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和担当。而改变或提升也总是需要机遇、汗水和时间。

历史，总在循环地问：“你们这代学人有没有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

注  释

[1]如果从上文加以类推的话，似乎用“王士元之问”会更合适。 

[2]对于此问，可能见仁见智。比如：（1）是否该有此问；（2）是否应该限制一下地域（比如仅限于中国大陆）、领域（比如不应包括英语学界）等。斟酌之后，观约还是决定保留此问。但在如此短的篇幅内、以观约浅薄的功力，都不足以详细论证这一宏大论题，在此姑且不揣浅陋，斗胆一论，抛砖引玉。当然，这个“砖”肯定应该是读者抛向观约的。“哪怕摔倒了……也可以给后人做一块‘此路难行，过往行人，小心在意’的路标。”（徐通锵1997：2）

[3]当然，“小学”的影响一直都在，传统语言学的力量依然强大。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之幸。此外，我们认同姚小平先生（2011：218）的说法，即科学的发展是连续的进程，把任何一年认定为一门学科新旧时期的分野都不妥当。但是的确有些年份值得纪念或者成为标志。

[4]其主页参见：http://wals.info/。

[5]其主页参见：https://www.mpg.de/eva-en。

[6]其他学者的观点兹不赘述，如徐烈炯（2008：下篇）。

[7]当然，“小学”依然有其传统路径在。

[8]比如刘海涛教授领衔的浙江大学“计量语言学”团队，就正朝此方向甚或已在此路上前行。

参考文献

[英]艾伦·麦克法兰. 给四月的信：我们如何知道[M]. 马啸 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

[美]杰瑞·卡普兰. 人工智能时代[M]. 李盼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德]克劳斯·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 李菁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第四次革命：人类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美]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史建云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美]乔治·莱考夫. 别想那只大象[M]. 闾佳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钱穆. 中国思想史（新校本）[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 长春：东北帅范大学出版社，1997。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王士元. 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5—13。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周涛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吴国盛. 什么是科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伍铁平.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C].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徐烈炯. 中国语言学在十字路口[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姚小平. 西方语言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美]扎克·林奇. 第四次革命：看神经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M]. 暴永宁、王惠 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Greenberg, Joseph H. 1973. 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A]. In E. P. Hamp (ed.). Themes in Linguistics: The 1970s[C]. The Hague: Mouton, 44-60.（傅怀存 译，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国外语言学，1983（2）：24—30） 

Lee, Thomas Hun-tak. 2000. The Bridging of Linguistic Research Traditions——A Review of 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8(1): 116-162.

Marcus, Solomon. 1974. 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 In Th. Sebeok(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2, The Hague: Mouton, 2871–2887.（易敏 译，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J].外国语言文学，1988（Z1）：3—15）

Sapir, Edward. 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Language. 5(4): 20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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