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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约谈 |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Original 观约语言战略研究 2020-10-10

《语言战略研究》微信公众号“观约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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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约按】 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大变局”；而对于中国的语言学科来说，40年以来的发展也可谓是“大变革”。40年之发展，值得书写，值得铭记。审过往，才能鉴未来。观约有心“审过往”，但困于琐事，无法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系统论述，所以只能选取其中一个方向——社会语言学，来素描勾勒：如记流水，以点带面，挂一漏万。关键节点，廖以留痕，或许，应该是“聊胜于无”吧。[1]

一引言

1978年，社科院语言所的《语言学资料》以《语言学动态》的新名复刊[2]。第1期的首篇发表了赵世开的《近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研究简介（1965~1975）》一文，其中提到了“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的新进展；第2期发表了蔡富有翻译的威廉·布赖特（William Bright）的《社会语言学的诸方面》一文；第5期发表了顾执中翻译的《瑞典与芬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第6期发表了丁一夫翻译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概况》；1979年的第5期，发表了丁一夫的《苏联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主要机构及研究课题》；1980年，《国外语言学》的第5期开始连载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的《社会语言学导论》（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1976）[3]。

随后的几年，在《国外语言学》这一根据地之外，《现代外语》《外语界》《外语学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也纷纷加入了介绍国外社会语言学发展情况的队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和《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更是在1983年的第5期和1985年的第3期分别刊登了一组社会语言学的绍介文章。

从此，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79；《社会语言学》，1983），开启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也由此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大道。

本期“观约谈”就想来素描一下4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瞬间，以鉴未来。

二分域状况

（一）会议和刊物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还主要是以引介国外理论和研究为主，一直要到了1987年12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社会语言学讨论会”，才首次集中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本土研究的力量。会后编辑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语言·社会·文化》，参会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一会议至1992年连续举办了三届。

后来的社会语言学会议则主要有两个：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举办第一届，到2017年已经举办了九届。此讨论会一般会议后会出版一部论文集，比如，第四届的论文集名为《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编），第八届的名为《语言能力与语言政策研究》（郭龙生、郭熙主编）。

“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举办第一届，到2018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有时也出版论文集，比如第三届的论文集名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新视角》（徐大明主编）。在第二届研讨会上，“中国社会语言学会”诞生了，《中国社会语言学》（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半年刊）杂志也就此创刊。2017年5月19日至5月21日，由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主办、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首届高峰论坛”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东莞校区举办。

此外，还有两个会议特别值得一提。1987年，陈恩泉教授在深圳教育学院创建了深港语言研究所，并率先团结内地和香港的学者开拓了双语双方言研究。截至2010年，此国际研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每届举办后都会出一辑《双语双方言》。

第二个会议是由《当代语言学》杂志于2016年发起的“当代语言学前沿：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讨会。此会议尤其注重语言与社会研究理论层面的探讨与思索。

在期刊方面，除了《中国社会语言学》这一专业刊物以外，老牌的《语言文字应用》以及新近的《语言战略研究》《语言学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等杂志则是社会语言学论文的集中刊发地。此外，《江汉学术》（原《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从2004年开始在李宇明教授和周建民教授的主持下开设了“领域语言研究”专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2008年开始在罗骥教授的设计下开设了“语言国情研究”专栏；《语言教学与研究》在曹志耘教授任主编期间也曾一度有过社会语言学专栏的板块。

（二）研究论题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论题可谓丰富多彩，涵盖范围广泛：语言与性别，语言变异（语音、词汇、语法）与演变，双语/双方言与多语，语言与认同，法律语言，语言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语言濒危与保护，网络语言，语言态度，新媒体语言，语言服务，语言景观，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地名/人名，外来词，语码转换，农民工/流动群体/特定群体的语言，语言接触，新词新语……

此外，有几个事件值得单独列出：一是“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项目（1997~2006）；二是教育部语信司、语用司的设立以及其后一系列研究中心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颁布；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四是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成立；五是“语言生活派”的形成及“四大皮书”的陆续出版；六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围绕这些事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论题和研究。

（三）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

在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上，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时，就设置了社会语言学研究室；许许多多高校或研究所也将社会语言学课程纳入了本科或研究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体系；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招生也得以出现。与此相伴的，是涌现出了一大批译著和教材。

教材比如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2013），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的《当代社会语言学》（1997），陈松岑的《语言变异研究》（1999），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2013年出版第三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概论》（2004），徐大明的《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张廷国、郝树壮编著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2008），游汝杰、邹嘉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2009），孙炜、周士宏、申莉的《社会语言学导论》（2010）。

译著比如祝畹瑾主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1985），卫志强译的《现代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方法》（什维策尔 1987），刘明霞等译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A. M. Zwicky 1989）、卢德平译的《社会语言学》（R. A. Hudson 1989）、丁信善等译的《社会语言学》（R. A. Hudson 1990），周绍衍等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Peter Trudgill 1992），徐大明、高海洋译的《会话策略》（John J. Gumperz 2001），王素梅、彭国跃译的《社会语言学概论》（真田信治 2002）石锋领衔的《语言变化原理》（William Labov 2019），以及外研社策划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及商务印书馆的“应用语言学译丛”“语言规划经典译丛”，等等。

此外，得益于影印和原版书的放开，外研社、商务印书馆、北大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社等许多出版社也引进了大量的社会语言学原版著作。

（四）研究范式

从二分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宏观视角较微观视角更为兴盛。

微观视角（拉波夫式社会语言学/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镇无疑是徐大明领衔的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以此实验室为基础，不仅出版了大量论著/译著，而且培育了大量变异社会语言学学者。在此之前，祝畹瑾、陈建民等老一辈学人也有过一些开拓性研究。

宏观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一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流。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以李宇明、郭熙、周庆生、周洪波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筚路蓝缕，创立了“语言生活派”这一研究路径。尤其是2006年开始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道年度风景。到目前为止，更是集齐了“绿、白、蓝、黄”四大皮书。

（五）学者风范

4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涌现了一批卓越的学者，学科的发展是与以下一些先生们的付出和努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难免挂一漏万；顺序非排名，不分先后）：吕叔湘、罗常培、陈原、胡明扬、许国璋、祝畹瑾、陈松岑、陈建民、张清常、张公瑾、刘焕辉、孙宏开、陈章太、戴庆厦、李如龙、王德春、程祥徽、周清海、邹嘉彦、李宇明、黄行、丁石庆、苏金智、游汝杰、于根元、周庆生、曹志耘、郭熙、陈保亚、徐大明、高一虹、屈哨兵、王建华、周洪波、赵世举、赵蓉晖、杨永林、王远新、田海龙、汪磊……

他们开拓课题，组织会议，出版杂志，凝聚团队，培育新人……他们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未来

40年间，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加强，比如：

1.提升微观研究的力度。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围绕此点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层出不穷，但总体来说宏谈阔论较多，而基于调查或阅读的深入思考较少。

2.微观理论引介全面，但实际研究的范围尚需拓展，研究内容需要丰富（赵蓉晖 2004：31）。比如对于民族志方法的介绍性文章涌现，但是真正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还极少见。

3.“热点论题”过热，论题多样性不足。比如这几年“火热”的语言景观研究、家庭语言规划研究，重复性介绍和结构复制比较常见；而一些所谓的“边缘性”的论题则亟待挖掘，比如交际研究。

4.质性和量化研究的结合不是很充分。目前似乎出现了一股“量化研究”的潮流。对这股潮流，应该有几点清醒的认知：（1）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需要量化手段，需要以量化为路径的更加科学和严谨的研究；（2）目前来看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对于量化分析的运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3）聚焦量化研究的方法论/程序课程/培训缺乏；（4）要避免“为量化而量化”/“唯量化”的研究倾向，也最好避免拿着一个量化分析工具就吃遍天下的现象出现。

5.观察、描写较充分，解释不是很充分。社会语言学不同于语言系统的本体研究，前者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除了语言学知识之外，还需要诸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各类知识（特别是对于宏观社会语言学来说）。所以，社会语言学研究要达到解释的充分性，不二法门就是需要潜心阅读，需要吸收前辈学人的学术精华，需要跨学科的思考，需要“一文三年得”和“学术是一种信仰”的信念。

6.传统与前沿：（1）一些被忽视的传统流派的研究，比如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心理学、互动社会语言学等；（2）一些新出现的跨学科交叉方向的研究，比如认知社会语言学、历史社会语言学、计算社会语言学等。

四结语

40年滚滚学术大潮，一篇小文难以尽述。必然是挂一漏万，也确实仅作了素描勾勒。

学术代有人才出，学术的新一代理应肩负起中国社会语言学前行的使命和担当，在继承学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争取在理论、方法、论题、范式、视角、材料等各个方面都能有新突破、新发展。

毕竟，“中国可以说是社会语言学者的‘伊甸园’，各种语料应有尽有。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为现有的理论模式提供更新、更有趣的佐证，而且还可能对现有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Milroy & Milroy 1995）

注释

[1]感谢卢德平教授提供宝贵信息。尤其是他建议笔者能否将“‘研究论题’作为重点展开讲讲？提炼出几条重要成果，显示中国学者的贡献”，但这可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另外，除非特别说明，本文的回顾主要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而不涉及港澳台三地的情况。

[2]1961年，《语言学资料》（1961~1966）作为《中国语文》的附属刊物而出现；改革开放之后，更名为《语言学动态》（1978~1979）并开始单独刊行；两年后，更名为《国外语言学》（1980~1997）；1998年，又更名为《当代语言学》（1998~ ）。此杂志在向国内学界引介国际最新研究方向及理论方法上可谓居功至伟。

[3]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彼得·特鲁吉尔 1992 《社会语言学导论》，周绍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