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伟：语言景观研究的新路径、新方法与理论进展

2020年第4期

专题研究：语言景观

作者简介

张天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句法学。

语言景观研究的新路径、新方法与理论进展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热点领域之一。近年来，语言景观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相互融通，呈现出交叉学科的发展态势。语言景观研究有定期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有专业学术期刊《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近年来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述和论文。本文在对语言景观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①述评语言景观研究的主要路径、方法和理论进展。

一

研究路径

语言景观的研究路径与语言景观的定义、负载功能和研究议题密不可分。语言景观被引用最多，也是最经典的定义是Landry & Bourhis（1997：25）提出的：“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围绕上述定义，一般认为语言景观负载两个功能，一个是信息功能，另一个是象征功能。信息功能主要指观察和分析语言场景、言语社区的边界，以及某一特定领域下面对面互动中的语言使用；象征功能主要指语言景观承载一些元语言功能，反映一定族群语言群体的相关权力和地位（Lou 2016）。这两种功能都能通过指代秩序（orders of indexicality）来解释，即语言景观一方面指示族群语言群体及其边界，另一方面指示这一群体的相关权力和社会地位。此外，语言景观还和一些隐性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过程相联系，如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层级和社会过程中的全球化等（Silverstein 2003；Lou 2016）。语言景观还和语言政策联系密切，Shohamy（2006）认为语言景观是公共空间中的一种机制，而公共空间是一种能够以隐性的方式影响、操控并强制推行语言政策的机制。从手段和目标上看，语言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而语言景观既可以反映显性的语言政策，又可以通过分析语言事实，揭示其背后隐性的语言政策（Vickers et al. 2015）。换言之，语言景观的显性研究议题包括语言冲突、全球化、多语制、语言生态、语言经济、话语表征、濒危语言等，隐性研究议题包括认同、权力和意识形态等。

（一）研究背景

语言景观研究发源于社会语言学，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渐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尤其关注多语社会中的语言景观。一般来说，语言景观研究路径主要指研究的主题和视角，研究主题主要指宏观方面，研究视角多指微观方面。例如，Purschke（2017）将语言景观的研究主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动态（如社会移动、超多样性、移民等）、符号结构（如标牌、地点、人工制品、机构等的符号）、意识形态框架（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态度等）、文化体验（包括多模态感知、身体修饰和行动方式等）、电子转换（包括社会媒体、在线空间等）。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更关注于具体的研究视角，认为传统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语制，这是语言景观研究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该主题关注官方语言景观和非官方语言景观的比较研究。官方语言景观包括马路标识、街道名称等，非官方标识包括商店标识、广告、涂鸦等。官方标识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而非官方标识是自下而上的（Ben-Rafael et al. 2006）。官方标识的指代秩序表现为官方权力大于语言使用；非官方标识并不显示权威性，但由于不同的目的而呈现出多样性（Gorter 2006；Backhaus 2006；Lou 2016）。该研究路径的核心问题包括：什么因素导致多语制的出现？语言景观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哪些功能？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操纵这些语言景观的？多语景观会产生哪些情感要素？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通过图片和文本的量化分析来关注语言主导和语言政策中涉及的问题，揭示语言和权力在人们生活的景观中是如何再现的。后来这类研究又拓展到语言景观中的符号意义，如Laihonen（2016）从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探讨了斯洛伐克两个村庄的匈牙利裔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问题，通过“小心狗”（beware of the dog）的标牌个案分析，揭示了在多语语境下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是如何反映意识形态的。

二是英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与地方语言多样性的关系，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观点。

英语的使用既与语言竞争、语言冲突、语言传播、语言活力等显性话题密切相关，又与权力、认同、意识形态等隐性问题紧密相连，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分布、地位和功能始终是语言景观研究的热点之一。《今日英语》期刊会不定期刊出语言景观与英语使用的文章，如Yuan（2018）分析了中国城市里英语翻译中的认同沟通问题。

三是语言景观的认同研究。

认同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语言景观的视角下，研究者主要关注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在城市空间中是如何展现和竞争的。认同可以从国家、集体、机构、个人等不同维度来解读，且这些认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涉及文化、历史、政治等不同因素。由于每一个社会参与者都不止有一种认同，因此在语言景观中考察不同认同，以及认同之间是如何相互互动和冲突的，成为理解语言景观中语言角色的重要聚焦点（Blackwood et al. 2016）。认同和冲突可以在语言景观的符号实践中再现，折射出语言政策制定的能动性特征。Blackwood et al.（2016）编写了《语言景观中协商和竞争的认同》，该论文集从5个方面对语言景观中的认同进行了研究：一是语言景观中认同构建的政治和经济维度，二是语言景观中的认同保护和竞争，三是协商中的区域和国家认同，四是协商中的集体认同，五是比较视角下的认同构建。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视角的研究进展。如Hult（2009）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分析了瑞典城市语言多样性问题。Blommaert（2013）探讨了民族志、超多样性和语言景观的关系，特别是从语言景观的视角切入标识、话语和语言民族志的关系，通过民族志的方法探讨符号景观背后意义建构的复杂性和超多样性，这种建构过程是动态的，可以通过“有序指代”（ordered indexicalities）和“层级同时”（layered simultaneity）的概念来解释。有序指代指多中心体系中的某些中心明显占据某一特定级别，并成为规范性的中心;层级同时指交际中具有不同历史性、进而具有不同指代容量（indexical loads）的资源被利用的情况，每一个交际共时行为都承载着历史指代性（Blommaert 2013）。复杂性可以视为社会语言学超多样性的实证特征。Gorter et al.（2012）分析了语言景观中的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传统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主要局限于语言维持、语言转用、语言濒危、语言活力等问题，而语言景观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因为公共空间领域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见性经常被忽略，语言景观视角研究有助于理解少数民族语言情景的动态性问题。Vickers et al.（2015）分析了安全标牌的语言景观，聚焦于标牌上的书面语与现行语言政策的关系，具体分析了低产、中产和高产3个阶层居住区在标牌文字使用上的不同，认为这些不同源自于社会的不平等。Rubdy et al.（2015）编写的论文集中讨论了语言景观中的冲突、排外和异议问题，将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竞争舞台，从话语分析、民族志、人口统计学、社会符号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等多视角，研究了语言景观中的冲突与排外、异议与保护等议题。

（二）研究路径的新进展

近年来，语言景观研究路径的新进展主要以X景观研究为代表。

X景观可以理解为X因素影响下的语言景观研究。X可以指数量上的或字母上的，符号上的或基于体验的，过去的或将来的，不可知的或神秘的，也可以指某一具体的点（Thurlow & Gonçalves 2019）。Jaworski（2019）认为X是一种全球性（globalese）符号景观，体验了跨国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符号意识形态。《语言景观》期刊2019年第2期就以“X景观：语言景观研究的新视角”为题推出了专刊。笔者认为X景观研究指不拘泥于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视角的、动态的研究，多指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

Moriarity（2019）从符号景观的研究路径研究难民景观的声音表达和可视性问题，特别是声音和可视性的理论及相关的政治问题，聚焦移民、不平等和排斥外来者等社会现象，以期揭示地点是如何被情感、声音和可视性所结构化的。该个案具体分析了爱尔兰难民寻求避难的空间化实践（spatializing practice），以及抵制基于他们自身经验的主流符号调节的方式，重点研究了难民认为在所在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违法企图的符号景观，认为违法符号景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激进主义。Guinto（2019）从“社会语言等级”（sociolinguistic scales）和“中心-边缘动态”（center-periphery dynamics）的视角分析了香港的他加禄语语言景观。这种景观与菲佣特别相关，具有“符号中心和边缘性”特征。作者具体选取的两类景观，管制型景观（regulatory）和商业景观，都具有菲佣的“永久的临时性”（permanent temporariness）特征。管制型景观的实体和置放位置表明其没有任何被替换或移走的可能性；商业景观表现为临时性和重复性，它们季节性或临时性地出现。管制型景观中他加禄语的缺失表明菲佣的相对边缘化，而商业景观中他加禄语的中心化表明，语言景观会向经济利益妥协。总之，中心边缘政治不仅在语言上相互妥协，而且有时会相互矛盾并形成竞争。Lyons（2019）分析了美国加州旧金山“任务街区”的物理和电子景观，“任务街区”一般指贵族化的街区，作者在Instagram语料中考察了语料是如何被过滤的，分析了照片使用者的自我定位和精英立场是如何有效地强化优势和重申“任务”的贵族化（gentrification）。作者认为地理标记内容不应该被看为是静态的指标，而是一个主观的、动态的，有时是“问题化”的过程。涂鸦是一个重要的语言政策表达机制，是人们为了语言的代表性和呈现率而在公共空间进行斗争的“战场”（Shohamy 2006）。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很少关注被清理后涂鸦的符号学意义。在反涂鸦领域中，涂鸦被清理并不代表意义完全消失，它其实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符号意义。Pennycook（2010）是较早进行反涂鸦领域语言景观研究的学者之一。Karlander（2019）探讨了空间与符号学的关系，认为被清理的涂鸦景观也被赋予了另一种符号意义，这种意义通过清理行为而加深。清理行为本身就像涂鸦行为一样，具有符号意义，被清理的涂鸦可以视为对空间和地点的一种权力的、普遍的严格管理。

除了X景观外，语言景观也参与了社会语言学的传统议题——“性别与语言”的讨论。

2018年《语言景观》第3期出版了专刊“性别、性取向和语言景观”，该专栏文章认为空间、性别和性取向都与权力斗争相关，从语言景观视角研究性别和性取向，拓展了传统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范围，与贵族化、语言意识形态、商品化、民族主义、能动性、抵抗和保护等议题均有所关联。性别、性取向与符号景观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如体验、情感和权力的方式，使其研究表现出复杂性的特点。Baudinette（2018）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东京同性恋街区公共标牌，从语言要求（language desire）的视角，揭示了英语和日语关于同性认同的不同指示性，即英语的全球性和日语的传统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景观也开始关注一些景观研究中的抽象特征。例如 Neidt（2020）以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节日为个案，分析了节奏（tempo）和情感（affect）是如何相互作用，在居民与景观空间的互动中影响当地居民认同的话语构建的。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社会科学的研究一般采取“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其研究步骤具体包括提出研究问题、建立研究假设、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和验证研究假设等环节。在此背景下，语言景观的传统研究方法基本上沿袭于应用语言学，即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Purschke（2017）认为质性研究是解释性驱动的，而量化研究是语料驱动的。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使用电子照片来记录景观，然后进行量化分析。但语言景观与社会生活、人际互动也密切相关，因此，语言景观也需要访谈、问卷等质性研究去探讨语言景观与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关系。质性研究以Blommaert & Maly（2014，2019）的民族志语言景观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ELLA）为代表，把质性和历史相结合。除民族志研究之外，口述史研究、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研究、个案研究和话语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也在语言景观研究中不断应用。

与质性研究相对的是变异语言景观研究方法（Variationist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y，VaLLS），以第三次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浪潮为基础（Soukup 2016）。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其方法论也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Eckert（2012）认为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经历了3次浪潮：第一次是将语言变体与宏观的社会学范畴相联系，如社会经济阶层、阶级、性别、族群和年龄等；第二次是应用民族志的方法去挖掘更细微的社会学范畴；第三次是认为变异构成了社会符号系统，在既定社区内可表达一定的社会关切，变体的意义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被细化，变体不仅仅反映社会意义，也建构社会意义，是社会变化的一种驱动力。因此变异语言景观研究关注社区中的空间符号表达，研究语言景观中的符号变异现象，它以量化统计分析为基础，分析景观符号的话语意义，以及在社会实践中表征话语和建构意义的方式。

从语言景观数据收集的方式来看，一般来说首先要确定语言景观的空间，具体对标牌地理区域、标牌功能场所、标牌类型等研究目标进行限定，然后用数码相机等移动设备对对象景观进行拍摄，对路人、标牌制作者进行问卷或访谈，最后对数据进行归类、统计和分析。当前，自下而上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语言景观研究越来越多，学者们更加关注个体和社区的关系研究，通过景观符号意义的分析，反映出个体和社区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互动并建构社会意义的。基于个体和社区的互动视角，语言景观的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拓展。例如，Garvin（2010）、Stroud & Jegel（2014）拓展了访谈等质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将移动性和叙事化行走（narrated walking）作为了一种方法论。语言景观有时会将一些方法综合起来应用，如Papen（2012）综合运用了话语分析、视觉分析和访谈的方法分析了柏林的语言景观。尽管柏林的公共空间深受商业广告的影响，但仍然是公民社会、私人商业和国家相互竞争之地，反映出商业话语、贵族化和公民抗议等不同问题，其语言景观数据揭示了语言景观是如何反映德国统一后社会变化和城市化发展的。

（二）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语言景观研究路径的拓展，研究对象的扩大，理论的增多，其研究方法也不断推新，主要表现为将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语料收集方法应用到语言景观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语言景观》期刊推出了“语言景观方法论”专刊，这期专刊分别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了方法论方面的讨论。

一是心理语言学实验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眼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等技术手段的应用。

Vingron et al.（2017）将前沿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特别是眼动追踪的技术引入来解释景观的问题。他们收集了蒙特利尔的英法双语语料，讨论了如何应用眼动追踪技术去分析多语语言景观。他们试图用技术去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通过分析去理解公众是如何观察多语制，聚焦眼睛是如何在语言景观的多语对象中移动的。研究发现眼动追踪技术是语言景观研究的一个新方法，能够反映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是如何加工真实世界中的语言景观图像的。该个案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双语者在观察第一语言景观文本、第二语言景观文本以及单一语言景观、半匹配语言景观图像的不同；二是双语者在观察第一语言景观文本、第二语言景观文本以及混合语言景观（例如多语）图像的不同。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论文分析了第一语言为英语、第二语言为法语的双语者在观察含有第一语言文本、第二语言文本和两种语言混合文本的语言景观的差异。研究表明，个体分析语言景观的差异受很多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包括语言背景、语言态度和文化态度等。

二是语料收集方法的技术更新和动态发展，注重应用APP和其他技术手段对静态和动态语料进行收集和分析。

Purschke（2017）从市民科学角度分析语言景观，应用智能手机、移动应用和众包技术（crowdsourcing techniques）进行数据收集和加工。作者首先选取Lingscape和LinguaSnapp这两个语言景观研究的APP，从平台、过程设计、焦点、对象、数据模式等方面分析了两者的不同，而后重点将市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分析语言景观。这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研究框架，它具体从参与者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生活世界的定位（lifeworld orientation）、社会参与、计算分析和开放研究实践等5个方面对景观进行细化分析。以市民科学为基础的研究路径能够加强语言景观研究的公众参与、社会参与和共享权威，它不仅仅是一种数据收集的方法，还能直接参与社区实践，在公众话语中协商和建立权威而不只是知识。Seals（2017）从静态语料的研究方法转向大规模事件的语料收集，研究注重大规模事件的经验性特征，明晰研究者定位（positionality）和反思性（reflexivity）的重要性，具体如对2010年美国国家移民改革游行语料进行的数据收集、分析和讨论。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人们定义空间，处理多模态语篇，解析语言景观中的各种互动关系。该类研究重视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主要聚焦如下问题：（1）我观察到了什么？（2）为什么我观察到了语言景观中的这些要素？（3）我对这些景观的情感反应是什么？（4）我自身的哪些定位使我与这些景观产生某种情感？（5）语言景观能使研究者和其他人发生哪些对话？（Seals 2017：273)。此外，Malinowski（2009）从多模态视角出发，应用多模态的分析方法研究了语言景观中的作者身份问题。

三是质性研究方法的进展，注重以社区为基础，将参与者观察、批评话语分析等结合起来进行整合模式的质性分析。

话语分析，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外语言景观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涉及合法化、表征和强制目的（coercion）等方面。如Järlehed（2017）注重从话语的角度分析语言景观，关注语言景观的话语建构和表征研究。他通过对西班牙加利西亚和巴斯克地区的街名景观进行分析，认为：（1）体裁和话语相互依存；（2）体裁的具体物化（materialization）可以产生不同的资源和用途；（3）标记体裁的具体分析和语境化分析可以展示语言景观的不同意识形态层面；（4）当一个体裁被改变或再语境化，资源就会被重新分配并产生新的可供性，如街名标志被移入到T恤或商店中。Szabó & Troyer（2017）通过录像、参与者交谈和路边聊天等方式，对匈牙利学校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体验导入（embodied conduct）和言语互动的情景实践将模糊观察和观察者间的实践。语言景观不应仅仅关注空间、地点和感官研究的路径，因为实地研究，特别是研究者与参与者的互动会反作用于研究者，比如参与者的理解和能动性角色对研究的影响。这也反映了语言政策研究中能动性（agency）与客观世界（structure）两个重要概念间的互动和辩证关系：能动性反映政策执行者自由选择的能力，而客观世界是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做出选择的外界因素，两者相互影响，互为依存。

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外，Purschke（2017）认为从方法论上来说，语言景观研究涉及由外到内模式，关注研究话题、分析类别和解释框架；自上而下模式，关注研究的实施、发现和交际；专家到外行模式，关注权力的构建而不是知识的产生，强调学术研究中实际目标的认知和社会意义的断言。

三

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进展

（一）研究背景

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同学者从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等不同角度推动其理论构建与发展。Purschke（2017）认为语言景观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主题范围（如Blommaert 2013等）、分析矩阵（如Scollon & Scollon 2003）和解释框架（如Ben-Rafael 2009）等类别。根据文献中的关注度，笔者认为目前语言景观的主要理论有Scollon和Scollon（2003）的地理符号学理论、Huebner（2009）的SPEAKING模型、Ben-Rafael（2009）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Spolsky（2009）和Kallen（2009）的语言选择理论、Trumper-Hecht（2010）的三大空间理论、Reh（2004）的读者类型学理论框架等。

Scollon & Scollon（2003）在《物质世界中的话语》一书中从地理符号学的视角研究语言景观。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构建了一套用以分析空间景观的语言符号系统，包括语码取向、字刻和置放等子系统。Shohamy & Waksman（2009）继续推动了这一领域的进展，将研究文本拓展到纪念碑、身体、移动车身等方面。Huebner（2009）的SPEAKING模型主要继承了Hymes（1972）的交际民族志学的观点，从场合、参与者、目的、行为次序、基调、媒介、规约和体裁等方面对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Ben-Rafael（2009）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语言景观的构建原则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语言景观的4个构建原则，即突显自我、充分理性、集体认同和权力关系。之后，Ben-Rafael（2015）又将理性与突显自我二者整合为主观性观点。Spolsky（2009）认为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要考虑3个要素：使用设计者熟知的语言书写，使用读者能读懂的语言书写，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者能标明自身身份的语言书写。Kallen（2009）对此进行了补充，提出了语码选择、语用选择和读者选择这3个不同层面的语言选择。Trumper-Hecht（2010）提出的语言景观三大空间的理论框架指构想、物理和生活空间为语言景观的三大空间。Reh（2004）从源于读者的类型学视角对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描述和分析多语写作文本的新模型，认为可以从3个参数角度进行分析：（1）景观物体的空间移动性，如静态的商店标志、海报和动态的T恤衫和车体广告等；（2）多语现象的可见性，分为隐性多语现象和显性多语现象；（3）多语信息安排的不同形式，包括重复、片段、交叠和互补等。重复指同一种信息可以多种语言来表达；片段指全部信息用一种语言，而某些点用其他语言来表达；交叠指部分信息用两种以上语言表达，而其他部分只用一种语言表达。尚国文、赵守辉（2014a，b）对上述的部分理论框架进行了述评，这里不再赘述。

（二）语言景观理论的新进展

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研究视野的拓展，语言景观的理论建构也在不断拓展。如《语言景观》2020年第1期着重探讨了语言景观的理论最新进展问题，主要以Spolsky（2020）、Gorter & Cenoz（2020）的观点为代表。

Spolsky（2020）在《语言景观：公共标识的符号学》一文中，回顾了语言景观的历时研究，认为标牌提供了读写能力的状态，但忽略了社会语言学以“言语社区”为基础的特性，读和写对语言景观同等重要。他认为语言景观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符号学，语言景观可以看作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从符号学理论视角研究语言景观在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视角中占有重要地位，如Scollon & Scollon（2003）早就提出了地理符号学的研究路径；Jaworski & Thurlow（2010）将空间作为一种符号资源，并提出“符号景观”的概念；Lou（2016）从符号学视角研究了华盛顿的中国城语言景观等。

然而语言景观的主要特性是“包罗万象”（kaleidoscopic nature），且这种特征的性质不断加强（Gorter & Cenoz 2020），因此语言景观的理论视角也呈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如Szabó-Gillinger et al.（2012）从政治话语视角进行的研究认为，在语言景观的公共话语角度，标牌从显性方面看，是一种工具物体或符号空间，但从隐性方面看，它又具有指示性。特别是近年来Gorter等先后从经济学、教育学、二语习得、跨语言、语言接触等视角研究语言景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言景观研究的整合模式，即公共空间的多语不平等模式（Gorter & Cenoz 2020）。该模式包括的核心要素有：政策的生成、标牌的产生、标牌的意义，以及标牌的感知和应用等。这个模式通过标牌的制造者视角强调了作者身份（authorship）研究，通过循环过程，展示、检查和解释了语言景观如何用来建构，以及建构的过程和结果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特别是语言实践的（Gorter & Cenoz 2020）。该模式认为空间中的语言实践是不平等的，因为语言的社会地位，人们使用语言时的不同视角、展现方式等差异造成了这种不平等。该模式包括相互之间动态联系的5个部分，如图1所示。第一部分是语言政策制定过程，决定了为什么，怎么，以及什么语言会出现在标牌上。第二部分是标牌产生过程，取决于语言的设计、选择、字刻材料、多模态等。第三部分是模式的核心部分，即都市空间的标牌上展示的是何种语言。第四部分关注标牌对路人个人的影响，即路人看到和读到了什么。第五部分是路人对标牌语言的感知和反馈，即标牌语言是如何影响路人的行为和语言实践的。该模式表明语言政策受个人和群体对公共空间文本评估和反应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决定了语言政策未来的发展。

四

国内研究现状与思考

自Landry & Bourhis（1997）提出语言景观的定义以来，语言景观研究的学科地位逐渐确立。近年来，语言景观在研究视角、语言方法和理论建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语言景观的研究进展可以为中国的相关研究带来一些启示。

（一）国内研究现状和问题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近年来在理论引介和实证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篇名”为检索项，以“语言景观”为关键词，共查询到243个文献，其中硕士论文52篇。在理论引介方面，尚国文、赵守辉（2014a，b）介绍了国外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发展前景等，对国内了解国外的相关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相关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既有共时研究，又有历时研究。研究已涉及的领域有：语言规范、语言翻译、语言历史文化、语言资源、语言态度、语言教育、多语现象、语言认同等。一些学者利用国外学者的视角和框架，做了一些有特色的个案研究，特别是《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2期的语言景观专题，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在国内的进展。刘楚群（2017）探讨了语言景观与城市发展的映射关系，具体从店名的符号呈现、店名所指能值关系的规约和割裂、店名与汉字景观3个方面对江西4个城市做了个案调查，研究发现语言景观的多样性与城市发展程度呈正比关系。李丽生、夏娜（2017）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为例，考察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景观中的语言生态，发现多语现象是当地语言景观的主要特征：中文是主导语言；东巴文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符号，极具特色；英语使用十分广泛。张媛媛（2017）从言语社区理论出发讨论了语言景观理论的分类标准问题，认为传统的语言景观分类标准并不全面，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是如此。她通过香港语言景观的个案研究，发现香港社区的语言景观具有明显的“内外不同”的性质，因此语言景观的分类标准应该将受众考虑在内，完善为“官民不同、内外有别”。田飞洋、张维佳（2014）从全球化的视角，具体从超多样性、移动性和标准性3个方面对北京市学院路街道双语标牌的不规范现象进行了解释，指出双语路牌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语言符号背后超多样性的社会文化问题，是具有不同层次和不同特征的标准性问题。尚国文（2016）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语言景观构建中涉及的经济因素，以成本与效益、效率与公平、供给与需求、利用价值、工具理性等语言经济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阐述新马泰语言景观构建的经济动因，指出官方领域看重标牌政治层面的效用，而私人业主则关注标牌的经济收益。除了共时研究外，还有一些历时研究值得关注。如彭国跃（2015）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对上海南京路上一百多年间的语言景观进行历时考查，将语言景观分为：店名标牌、商业广告、政治标语、公益广告4个方面，一方面展示了语言景观从形成、繁荣、动荡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政治形势和经济体制等社会因素对语言景观变化的影响。

国内研究虽然在研究体量、理论视角和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理论上创新不足，未出现具有可产性的范式或框架。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国外的框架，如语言景观的三大空间、构建原则、全球化等；不同个案的研究结论与框架大多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类似，未能结合中国语境，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二是研究方法单一，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相对简单。现有研究多是传统的语料收集方法，以普通拍照的方式收集数据，然后对标牌进行简单的量化统计，与最新的社会语言学数据收集与分析的范式还有较大距离。比如国外的民族志方法论中已包括访谈、调查问卷、文本收集、照相、录音、录像等不同方式，但国内已有研究中，除了照相外，还鲜见访谈、问卷等常用研究方法。此外，现有研究缺乏心理语言学等新技术方法的参与。

三是研究路径相对单一。现有研究大多是传统的研究路径，对官方标牌、私人标牌的信息和象征功能，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的使用规范和选择，公共标识语的翻译与规范等的探讨居多，而对动态语言景观（流动标语、车身广告等），被清理后涂鸦的符号意义等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研究较少。

（二）启示和展望

受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国内相关研究应注重交叉学科研究，应用现代语言技术，并结合中国语境、研究中国问题、凸显中国特色，最终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

语言景观研究的路径、方法和理论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研究话题越来越广，既有多语现象、全球化、跨语码转换、超多样性等热门话题，又有被清理后的涂鸦、移动电子景观、群众游行标牌景观等新话题，表现出理论多样化、层面微观化和视野广角化的特点。Coulmas（1998）在评述《社会语言学通览》时曾提到“多种理论而非一种理论”（theories but no theory）的观点，即社会语言学虽然有很多理论，但囊括一切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并不存在。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没有一种一统天下的理论，因此其研究趋势必将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景观地理学、生态学等，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并不断借鉴其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心理语言学实验等技术手段的长足发展并与语言学密切融合，现代语言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语言景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极大拓展了其研究对象和视野。如心理语言学实验中的眼动仪、ERP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分析人们感知语言景观时的差异，讨论哪些变量影响人们对语言景观的理解。又如5G时代许多技术与产品，需要与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有机融合，并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如何将这些技术有效地融入语言景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中，也是今后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除了要关注国外前沿理论外，还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在中国语境下，多做一些微观的、扎实的、基于社区的个案分析。现在，国内研究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很多领域值得深入探讨。以下简要列举几个方面：

（1）古代建筑牌匾的语言景观研究。中国历朝历代建筑上的牌匾多有变化，如清朝宫殿牌匾的字体有满汉蒙3种文字，但分布和使用频次不同，特别是一些宫殿殿额的语言选择、书写顺序、翻译方式各有特色，这些要素背后的语言认同、历史文化因素、民族政策值得深入研究。

（2）中国特色的题词、书法的语言景观研究。题词是中国语言景观中的一大特色，如很多古迹、重要商业建筑、高校牌匾中都有各类重要人物的题词，这与语言使用规范、合法性、权力、意识形态等都密切相关。赵守辉和巴尔道夫较早对中国题词研究的意义、研究内容做了初步分析和展望（Zhao & Baldauf 2008），对此领域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中国特色户外标语口号的语言景观研究。户外标语口号是中国语言景观和语言生活的特色现象之一。胡范铸基于田野调查，关注了户外标语口号研究的目标、方法等（胡范铸 2004，2006）。中国当代的语言生活中，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偏僻农村，户外标语口号在数量、形式、内容上都很丰富，其作为一种符号实践，动态再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符号意义，蕴含了认同、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深刻的隐性问题。

（4）突发事件中的语言景观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防控中有很有语言生活相关问题，例如新冠肺炎抗击战过程中，语言景观以动态、多模态方式呈现。在高速路口、高铁、民航、码头、车站、商场、超市、物流中心、小区、村庄、驰援车辆、医院，甚至是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上，标语、提示牌、声援口号、表情符号、诗词、动漫、歌曲创作等多模态呈现，诠释众志成城，共战疫情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该类景观既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面貌，又体现了中国语言生活的特色，值得学者深入探讨。

（5）大都市外国人聚居区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景观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都市外国人聚居区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景观具有超多样性特征，涉及语言选择、文字使用等内容，从语言认同、语言政策等很多领域可以深入挖掘。此外，中国大都市、特区、少数民族地区、跨境语言地区各类语言景观丰富，如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典型语言景观，被城管清理的涂鸦等非典型景观，以及政府、公司、学校、家庭等不同领域的语言景观都有待于后续的深入研究。

五

结语

诚然，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参阅国外最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热点，结合中国国情和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来研究，是这一领域未来发展的趋势。然而，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框架也在不断完善和修补过程中，对此也不能盲目参考，照搬硬套。当前国内研究的关键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如何融入“中国元素”，凸显问题意识，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在共性研究中寻求参数差异，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基于中国视角，具有语料特色的理论范式。

注释①  这些文献包括《社会语言学期刊》（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语言景观》（LinguisticLandscape）、《语言规划中的前沿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等刊登语言景观的期刊，以及语言景观领域一些经典和最新的专著和论文集。特别是《语言景观》作为该领域的专业期刊，近年来推出了几个专题，对本文写作启发很大。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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