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博森，倪文君，曾小荣：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他发自我修正策略对比研究

2021年第6期

专题研究

语言与健康

作者简介

马博森

浙江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

倪文君

浙江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闭症人群话语研究。

曾小荣

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多模态话语分析。

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他发自我修正策略对比研究

马博森1，倪文君1，曾小荣2

（1.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2.江西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45）

提 要 对比分析6～7周岁汉语高功能自闭症与正常儿童在会话中的他发自我修正现象后发现，在会话交际过程中，自闭症儿童不仅产出的指称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这两类会话障碍显著多于正常儿童，且总体修正成功率低于正常儿童。面对儿童产出的不同会话障碍类型，成人引发策略的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当成人使用不同力度的引发策略时，儿童的修正策略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不同力度的引发策略下自闭症儿童的修正成功率低于正常儿童。有鉴于此，建议在与自闭症儿童交际过程中，交际对象尽可能创设共享沟通情境，有意识辨别不同类型的会话障碍，并采取具有恰当修正引发力度的策略，从而提升自闭症儿童的会话修正能力。

关键词 他发自我修正；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对比分析

一、引　言

会话修正是指会话参与者针对会话过程中出现的听、说或理解问题，通过各种策略和手段加以修正，从而维持或拓展会话交谈的行为（Schegloff，Jefferson & Sacks 1977；Svennevig 2008；Makoto et al. 2018）。依据Schegloff，Jefferson & Sacks（1977），一个完整的修正序列由障碍项（trouble source）、修正引发（repair initiation）和修正结果（repair outcome）3个部分构成。从会话者角度来看，会话修正可分为自发的自我修正、他发的自我修正、自发的他人修正和他发的他人修正4种类型（Geluykens 1994等）。

会话修正现象是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研究既涉及成人也关注儿童。就正常儿童相关研究而言，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儿童与不同对象互动时所使用的会话修正策略及其修正能力的发展状况。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会话修正策略逐渐丰富，针对会话中的修正请求，他们能够适时恰当地给予反馈（Peterson，Danner & Flavellet 1972；Gallagher 1981；Tomasello，Farrar & Dines 1984；Golinkoff 1986；Alexander et al. 1997；周兢2006；Stockman，Karasinski & Guillory 2008；Cekaite 2013；程璐璐，尚晓明 2017；杨金焕，郑荔，盛欐 2018）。在自闭症儿童的会话修正研究方面，国外现有研究既探究不同年龄段或不同语言发展阶段自闭症儿童的会话修正表现及存在障碍的原因（Alexander，Wetherby & Prizant 1997；Volden 2004；Keen 2005；Martin et al. 2020等），也考察自闭症儿童对交际对方修正请求的回应，以及互动对象类型与交际任务类型对儿童选用修正策略的影响（Shatz & O’Reilly 1990；Geller 1998；Ohtake et al. 2005；Meadan et al. 2006；Ohtake et al. 2011等）。相较于国外，汉语自闭症儿童的会话修正研究成果很少。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只有3项，其中两项通过与正常儿童的对比分析来揭示汉语自闭症儿童在不同交际情境下的会话修正表现和不恰当行为（朱芳谊，张鑑如2011；卢佩美，锜宝香，羊蕙君2015），另一项涉及互动对象的会话技能和会话风格对儿童修正行为的影响（李晓燕2019）。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拟从互动语言学视角出发，考察针对6～7周岁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及正常儿童产出的不同类型会话障碍，成人会选择何种引发策略，而不同力度的引发策略是否会影响儿童的修正策略偏好及修正成功率。具体回答以下3个问题：

（1）两组儿童产生的会话障碍有何差别？

（2）针对两组儿童所产出的不同类型会话障碍，成人的引发策略是否存在差异？

（3）成人的引发策略如何影响儿童的自我修正策略及其修正成功率？

二、语料的采集及筛选

本研究首先选取生理年龄在6～7周岁的高功能自闭症儿童（以下简称HFA儿童）15名。选取标准如下：（1）韦氏智商（WISC-IV）在90以上，语言与沟通能力相对较好，母语为中文；（2）经医院诊断为自闭症。符合上述标准的HFA儿童参加第3版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PVT-R）。为了与所选取的自闭症儿童匹配，本研究按如下标准选取15名正常发展儿童（以下简称TD儿童）：（1）生理年龄在6～7周岁，性别比例与HFA儿童基本一致；（2）TD儿童参与图片词汇测验和韦氏智力测试的得分与HFA儿童在± 2个标准差之内，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在选取两类儿童之前，本文研究者向儿童监护人及康复师详细说明了研究目的、所需完成的测试及语料采集形式。监护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最终用于对比的两类儿童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语料采集通过成人与儿童合作完成一项画图任务来进行，这些成人均为正常人，其中，与自闭症儿童合作完成任务的是其监护人（以下简称HFA组成人），与正常儿童合作完成任务的是课题组的在读研究生（以下简称TD组成人）。在完成该任务时，儿童看着屏幕上的图片，教成人尽可能画出与原图一样的图画，他们也能看到成人所画的内容，但成人只能通过儿童的指令作画，他们看不见屏幕上的原图。图片内容包括几何图形、生活中的常见物体以及场景中的人物。

我们对所采集的语料进行了质量筛选，剔除了录像画质不佳、儿童配合度较差的语料。最终用于实际研究的语料分别为：HFA组时长为6小时56分钟，总话语量为65 524字；其中成人40 386字，儿童24 138字。TD组时长为6小时21分钟，总话语量为33 492字；其中成人14 557字，儿童18 935字。造成两组人群话语量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HFA组儿童在描述图片内容时十分关注细节特征，且重复描述较多，导致成人需不断加以引导。由于HFA组和TD组的总话语量存在显著性差异（t = 4.654，p < 0.001），我们对两组语料中出现的会话障碍数量进行了归一化处理，然后进行加权，加权值为1000。

三、他发的自我修正现象及其分类

他发的自我修正需交际双方互动合作来完成。这一过程首先涉及对会话中障碍的判断。已有研究将会话障碍分为听辨障碍、指称障碍、理解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4类（Selting 1987；Svennevig 2008；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其中，听辨障碍指由于音量过小或注意力不集中等因素导致的问题；指称障碍指在引入和续谈话语实体时，人们采取的语言形式可能产生指称模糊现象，使得听话人无法识别指称对象；理解障碍指交际对方在话语内容的理解方面存在困难；预判/可接受性障碍指交际者遇到了与自己的期望或信念相矛盾或冲突的话语，或是与交际者本身可接受的事实、观点或看法大相径庭的论断。其次，针对不同的会话障碍，引发者会采取不同的引发策略（Svennevig 2008）。这些策略可分为3类：（1）候选方案，指引发者对所指对象的认知理解程度较高，能够在准确判断障碍的基础上，通过提供一种可能的替换方案来引发修正者做出肯定反馈或否定反馈及纠正；（2）特定类别提示语，指引发者对上一话轮中的指称不明或存在歧义的特定信息，如大小、位置、形状等发出修正请求，常以重复部分/全部障碍或加上疑问词或疑问句的形式出现；（3）开放式引发语，指由于发音或理解等问题造成较高程度的沟通障碍，引发者无法准确定位障碍，常运用“啊”“嗯”“啥”“什么”等词对非特定信息进行引发（Drew 1997）。3类引发策略存在不同的引发力度：候选方案对会话障碍的引发力度最强，特定类别提示语次之，开放式引发语力度最弱（Sidnell 2010）。最后，针对不同的引发策略，障碍产出者会选择不同的修正策略加以修正。对于这些策略，有的分为重复、增删和替换3类（Meadan & Halle 2004），有的分为确认、重复、修订、特定回应和无回应5类（Paul & Cohen 1984）。综观这些策略，确认、重复和替换的使用比例较高（Fox 2013）。在本研究的语料中，两组儿童使用这3种策略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83%和82%。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替换、确认和重复3类修正策略进行对比分析。

基于所采集的语料和上述分类，本文制定标注方案，并借助ELAN5.9软件，对会话语料进行标注。标注工作由两名具有语料标注经验的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独立完成。标注初步完成后，研究者从标注语料中随机抽取了20%的样本来核对标注者间的一致性情况，得到的标注信度系数为95.8%，表明两名标注者之间的标注一致性良好。针对标注不一致之处，研究者和两名标注者共同讨论后达成一致，根据讨论结果对原标注进行修改或确认。

四、两类儿童的他发自我修正策略对比分析

基于标注数据，本文首先对两组儿童产出的4类会话障碍数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其次，通过卡方检验，对比分析针对儿童各类会话障碍时，两组成人引发策略的使用异同，以及成人引发策略对两组儿童修正策略选择和修正成功率的影响。

（一）两组儿童所产出的会话障碍对比

两组儿童所产出的会话障碍统计结果如图1和表2所示。

 图1和表2的数据表明，HFA儿童和TD儿童产出的会话障碍总量分别为385和332，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 = 1.493，p = 0.147）。但就不同类型的会话障碍而言，两组儿童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相同之处表现在，HFA儿童和TD儿童所产出的4种会话障碍分布情况较为一致，其中理解障碍出现的比例最高，分别为50.39%和56.93%；其次为指称障碍，分别为34.81%和30.42%；最后是少量的听辨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除此之外，两组儿童产出听辨障碍和理解障碍的频数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分别为p = 0.615和p = 0.518）。差异之处是，HFA儿童产出指称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的频数均显著高于TD儿童，其中前者的频数分别为134次和101次，p = 0.044；后者分别为40次和17次，p = 0.006。

（二）针对儿童会话障碍的成人引发策略对比

针对两组儿童所产出的会话障碍，成人选用的引发策略分布情况如表3所列。

 观察表3，我们发现：

当儿童产出听辨障碍时，两组成人在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7.883，p = 0.019），其中HFA组成人主要选择开放式引发语（70.59%），其次为特定类别提示语（29.41%），候选方案使用频数为0；而TD组成人对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无显著性偏好。

当儿童产出指称障碍时，HFA组成人和TD组成人在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χ2 = 0.312，p = 0.855），使用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特定类别提示语（分别占65.67%和62.38%）、候选方案（分别占24.63%和27.72%）和开放式引发语（分别占9.70%和9.90%）。

当儿童产出理解障碍时，HFA组成人和TD组成人在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χ2 = 3.780，p = 0.151），使用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候选方案（分别占45.88%和41.27%）、特定类别提示语（分别占34.54%和30.69%）和开放式引发语（分别占19.59%和28.04%）。

当儿童产出预判/可接受性障碍时，两组成人在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7.173，p = 0.028），其中HFA组成人采取的策略主要为候选方案（90.00%），较少使用特定类别提示语和开放式引发语，两者均占5%；而TD组成人采取的主要策略也为候选方案（70.59%），其次为特定类别提示语（29.41%），开放式引发语的使用频数为0。

上述分析表明，当儿童产出不同类型的会话障碍时，成人的引发策略会随着障碍类型而变化。具体而言，当儿童产出指称障碍时，两组成人的引发策略选择较为一致，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特定类别提示语、候选方案和开放式引发语；当儿童产出理解障碍时，两组成人的引发策略选择比例由高到低均为候选方案、特定类别提示语和开放式引发语。两组成人的引发策略选择差异主要表现在，当儿童产出听辨障碍或预判/可接受性障碍时，两组成人在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针对听辨障碍，HFA组成人的引发策略多为开放式引发语，而TD组成人对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无显著性偏好；针对预判/可接受性障碍时，HFA组成人的引发策略主要为候选方案，而TD组成人除主要选择候选方案外，还较多使用特定类别提示语。

（三）成人引发策略对儿童自我修正策略的影响

本小节从两个维度考察成人引发策略对儿童自我修正策略的影响：其一是对儿童修正成功率的影响，其二是对儿童修正策略选择的影响。表4呈现的是不同引发策略下的两组儿童修正成功率。

 分析表4，我们发现：就修正成功率而言，总体来看HFA儿童显著低于TD儿童，分别为68.31%和77.41%，t = - 4.193，p < 0.001。具体到3种引发策略，当成人采取候选方案和特定类别提示语两种策略时，HFA儿童的修正成功率均低于TD儿童。其中，候选方案引发下的修正成功率分别为82.91%和86.51%，t = - 0.873，p = 0.395，HFA儿童的修正成功率略微低于TD儿童；特定类别提示语下的修正成功率分别为51.85%和77.61%，t = - 5.988，p < 0.001，HFA儿童的修正成功率显著低于TD儿童。而当成人选择开放式引发语时，HFA儿童的修正成功率高于TD儿童，分别为73.85%和61.11%，t = 2.279，p = 0.030。

除考察成人引发策略对儿童修正成功率的影响之外，本文还分析了成人引发策略对儿童修正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两组儿童自我修正策略选择的异同，结果如表5所示。

分析表5数据，我们发现：

当成人使用开放式引发语时，HFA儿童和TD儿童在3类自我修正策略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2.562，p = 0.278），按使用率排序依次为替换（分别占72.31%和83.33%）、重复（分别占21.54%和13.89%）和确认（分别占6.15%和2.78%）。

当成人使用特定类别提示语时，HFA儿童和TD儿童在3类自我修正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1.315，p = 0.518），两组儿童均主要采取替换（分别占90.74%和92.54%），使用较少确认和重复。

当成人使用候选方案时，HFA儿童和TD儿童在3类自我修正策略的选择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 24.011，p = 0.001），其中HFA儿童主要使用确认（73.42%），较少使用替换（15.19%）和重复（11.39%）；而TD儿童主要使用确认（56.35%），其次使用替换（39.68%），较少使用重复（3.97%）。

上述分析表明，当成人采取不同的引发策略时，儿童的修正策略偏好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当成人采取开放式引发语或特定类别提示语两种引发策略时，两组儿童的自我修正策略偏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均偏好于使用替换。两组儿童的修正策略差异主要在于：当成人使用候选方案时，HFA儿童主要选用确认；而TD儿童除主要使用确认之外，还较多使用替换。

（四）讨  论

以上3小节尝试回答引言中提出的3个研究问题。针对问题一，我们发现两组儿童产出的会话障碍总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会话障碍的类型分布较为一致：理解障碍最多，其次为指称障碍，最后是听辨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两组儿童的差异在于HFA儿童产出的指称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的数量显著多于TD儿童。下面从3个方面解释这些异同。

（1）两组儿童在词汇测验得分及总智商方面相匹配，这可能是他们在会话障碍总量以及障碍类型分布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选取的自闭症儿童均为高功能自闭症儿童，这类儿童不存在智力方面的共生障碍，且整体语言能力与TD儿童较为接近。

（2）HFA儿童指称障碍产出数量较多与其指称表达能力较弱有关，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发现相一致（Nadig，Vivanti & Ozonoff 2009；Ohtake et al. 2011）。指称语的恰当产出和指称对象的正确识别依赖于可激活的共享知识，主要有4种途径：共享百科知识、共享私人知识、共享情景知识和共享语篇知识（马博森2010）。就本研究而言，HFA儿童在交际中表现出缺乏共享情景知识，在推测成人的共享知识和交际意图方面存在困难，从而导致他们产出了更多的指称障碍。

（3）HFA儿童产出预判/可接受性障碍的数量较多，这主要与他们缺乏会话的连贯意识有关。例如，在语料中，一位HFA儿童在上一话轮要求成人画出夏天的衣服，下一话轮却突然要求成人画出“棉袄”。由于他产出的非连贯话语与成人的背景知识相冲突，导致成人难以理解，因而发起有针对性的修正。

针对问题二，本文发现成人的引发策略会随儿童的会话障碍类型不同而变化。两组成人引发策略选择的主要差异在于：针对听辨障碍，HFA组成人的引发策略多为开放式引发语，而TD组成人对3类引发策略的选择无显著性偏好；针对预判/可接受性障碍，HFA组成人的引发策略主要为候选方案，而TD组成人除主要选择候选方案外，还较多使用特定类别提示语。成人的引发策略会随儿童会话障碍类型的变化而变化，这从会话修正角度揭示了会话的互动性特征。就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而言，首先，当HFA儿童产出听辨障碍时，成人的引发策略主要为开放式引发语，这种选择跟成人与HFA儿童进行会话时的习惯存在密切关系。与自闭症儿童会话时，一旦儿童发音怪异或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的干预训练使得家长或干预师习惯用“啊”“嗯”“啥”“什么”等开放式引发语进行修正引发，以此来锻炼这类儿童进行回应的能力。其次，当儿童产出预判/可接受性障碍时，成人采用候选方案既表明成人对儿童会话障碍的出现位置和性质具有较为准确的判断，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与儿童进行互动时，考虑到这一群体的交际能力相对较弱，成人倾向于为他们的交际提供支持，而提供候选方案帮助他们完成修正是常见策略之一。对于自闭症儿童而言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语料中，HFA组成人的候选方案策略占比高达90%，而其他两种策略仅各占5%，TD组成人的候选方案策略占比也很高，达到70.59%，而特定类别提示语和开放式引发语则分别占比29.41%和0。根据Sidnell（2010）的观点，候选方案策略的引发力度最强，其次是特定类别提示语，最后是开放式引发语。我们的数据也从汉语使用方面佐证了Sidnell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就预判/可接受性障碍而言，由于本文语料中TD儿童产出的这类障碍数量较少，且显著少于HFA儿童，上述两组成人所选引发策略的差异还有待后续基于更大规模语料研究的验证。

针对问题三，本文发现HFA儿童的修正成功率整体低于TD儿童。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Paul & Cohen 1984；朱芳谊，张鑑如2011）。除此之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成人不同力度的引发策略对儿童修正成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成人使用候选方案时，两组儿童的修正成功率均最高，但当成人选择特定类别提示语和开放式引发语时，两组儿童的修正成功率排序出现差异——HFA儿童排在第二的是开放式引发语，排在最后的是特定类别提示语；而TD儿童的情况与之相反。该结果表明，TD儿童的修正成功率排序与成人引发力度的强弱排序一致，而HFA儿童则不然。造成HFA儿童排序异常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如讨论问题二时所述，当自闭症儿童产出听辨障碍时，父母或干预师常用开放式引发语引发修正，以提高这类儿童的回应能力，而这样的长期干预训练使得自闭症儿童对这种引发及修正模式较为熟悉；其二是当成人使用特定类别提示语时，HFA儿童因存在视觉空间认知障碍（参见Coulter 2009的综述），常常难以就图画中物体的形状、大小和位置提供准确信息，导致修正成功率较低。

成人的引发策略不仅会影响儿童的修正成功率，也会影响儿童对修正策略的选择。当成人使用候选方案时，两组儿童的自我修正策略选择存在显著差异，HFA儿童主要使用确认策略，而TD儿童除主要选择确认策略外，还较多选用替换策略。这一差异说明HFA儿童在自我修正策略的选择上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他们往往局限于对上一话轮信息进行肯定反馈或否定反馈，不善于对言语信息做出适当的添加调整。

上述讨论总体表明，一方面，成人的引发策略既受到儿童会话障碍类型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儿童的修正策略，这充分表明互动是会话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与TD儿童相比，汉语HFA儿童在会话修正能力方面仍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为产出指称障碍和预判/可接受性障碍的数量显著多于TD儿童，且在会话修正的总体成功率上低于TD儿童。这一差异可用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加以解释。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或他人信念、意图、思想和情感等心理状态进行归因和推理，以及由此理解和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Searle 1980）。已有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在心理理论上的缺陷导致其在共享知识状态和错误信念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困难（Baron-Cohen 2002），难以推测对方的会话意图和会话目的，因而出现了较多的指称障碍或预判/可接受性障碍（Geller 1998），具体表现为自闭症儿童难以参照成人提供的各种信息，及时确定成人的注视点并调整注意方向，难以与成人共同分享对物体或事件的兴趣，存在指示跟随和注视跟随等障碍（周念丽 2003）。此外，自闭症儿童观点采择能力较弱，难以将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相互协调（Selman 1980），难以根据具体的语境信息来引入和续谈实体，并提供符合格莱斯合作原则中“量的原则”和“关系原则”的话语内容，而观点采择能力是成功实施会话修正的重要因素（Alexander et al. 1997）。

五、干预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发现，本文为家长和治疗师提供以下两点有关会话修正的干预建议。

（1）从互动视角开展干预。会话是一个双向且相互依存的互动行为。在干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对自闭症儿童自身语用障碍的训练，还可以充分发挥成人会话者对儿童会话能力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成人采取的引发策略力度与儿童的修正成功率显著相关，且与儿童产出的会话障碍类型显著相关。因此，家长或治疗师在和自闭症儿童会话时，应有意识地对他们产出的具体障碍类型进行判断，然后在估计他们共享知识状态的基础上，选取引发力度较强和有助于促进互动的引发策略，如候选方案和开放式引发语，以便提升这类儿童的修正成功率。

（2）在干预中注重创设共享沟通情境。自闭症儿童会话修正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心理理论能力弱。因此，家长和治疗师在干预过程中应注重创设共享沟通情境，开启共同注意力。还可将同一话题放置于不同的情境之中，引导儿童在会话双方均不在情境、双方均在情境以及只有一方在情境这3种不同的情境下进行会话修正，帮助儿童增强错误信念的认知判断能力，让儿童意识到会话交际者与自己相比可能有着不同的共享知识状态与信念，需要选取恰当的修正策略，补充或删减信息，以此顺利推进话题轮替。

六、结　语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从互动视角探讨6～7周岁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在会话中的他发自我修正现象。研究表明，成功修正不仅取决于自闭症儿童准确提供信息的能力，还需要成人充分发挥会话合作者的作用，准确定位障碍，推测交际意图，采取恰当引发方式。通过研究自闭症儿童的会话修正能力，本文为自闭症儿童的干预与治疗提出建议。在当前自闭症已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问题的背景下，我们期待能为服务这一人群的有效干预做出一份学界的贡献。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多模态指称策略对比研究”（17AYY009），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多模态叙事语篇对比研究”（20YY08）。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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