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日培 | 温润如玉，暖人心扉 ——我心目中的陈章太先生

温润如玉，暖人心扉

——我心目中的陈章太先生

文 | 张日培 

10月17日那天，因为赶稿，我未关注微信上的各类信息。晚间9点多，孙晓先老师告诉我，她从魏丹老师那里得到消息，陈章太先生过世了。我惊讶万分，立即打开微信，看到“语言生活π”群上满屏哀悼，往上“爬”了好多“楼”，才看到冯志伟老师在下午15：34发布了相关信息。19：16时，冯老师又在群里发了他泣唱《怀念战友》的音频，入耳尽是悲伤。

在惊愕的同时，我脑海里浮现出去年11月7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中国语言生活皮书”编纂十五周年暨第三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上，陈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的情景。那时，先生已经行动不便，来去匆忙，我未能和先生说上话。这之后，应该是在3月份2021年绿皮书审稿会上还见到过一次先生，但我在线上，先生在线下会议室里，电脑上看得不太真切。这才半年的时间，先生就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我想，除了临终陪伴左右的几位老师，大家大概都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这无疑是一条震动整个“语言生活派”的消息。 

2005年在上海人大做讲座后，陈老师和邓老师在上海大剧院顶楼

我与先生的“亲密接触”不多，那段时间在“发懵”的状态中，我始终勾勒不出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亲密接触”的清晰线索来。就是记得，或者与先生单独交谈，或者是有先生在的场合中，先生和风细雨的话语，总让我感觉被一种温暖包围着。如果要我概括对先生的印象，那就是和蔼、温厚、平淡、睿智。

10月17日以来，语信司交办的《数说“十三五”国家语委科研》视频制作进入最后逐帧打磨定稿阶段，上海市语委委托的“党的语言文字事业在上海展”进入脚本终审和布展阶段，很多调研项目进入收尾交稿阶段，还有一项重大学术活动的筹办工作也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偷闲”时看微信，一篇篇纪念文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敬仰和怀念；特别是比较熟悉的老师们的文章，不时唤起我对一些场景的回忆。

10月20日，8日下厂印刷的《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工作》画册交货了。手捧散发着油墨香的画册，想起语信司领导早在5月份审核第二稿时就特别关照，在“语言生活研究”部分，要将“语言生活派三老”的照片凸显一下，翻到那一页，心头不禁一紧。

10月下旬，语信司领导对紧锣密鼓推进中的《数说“十三五”国家语委科研》视频制作工作再次要求，视频中三老照片的位置要进一步凸显，以此向三老致敬，以此缅怀陈先生。

11月5日，“党的语言文字事业百年光辉历程”上海巡展暨“党的语言文字事业在上海展”开展。而就在那一天，魏丹老师给我发微信，向我求证先生2005年来沪的事情，我将展会现场的照片发给她，心头又是一阵唏嘘。

印象中，我和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应该就发生在那一年。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国家语委大力推进各地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细化相关规定，以利法律的贯彻落实。2003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国家语委来沪专题调研和推进。2004年，上海接受并通过了国家语委组织的一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加快推进地方立法工作”是评估组在评估报告中对上海下一步工作提出的明确建议。经过两年多的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及部门协调，2005年上海的地方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6月，市政府向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提交《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草案）》），并提请审议。之后，先后于9月和11月召开的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办法（草案）》进行了两次审议。12月29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办法》。其中，9月22日的第一次审议至关重要，需要让常委会全体委员先了解语言立法的目的意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各方面情况，才能进入具体条文的讨论和审议。为此，市人大教科文卫委要求市语委办邀请一位具有权威影响力的专家来给常委们做语言文字法制讲座，最好国家语委能来人。魏丹老师就向我们推荐了当时已经退休、担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的陈先生。

由于要请的是国家语委老领导，孙晓先老师强调一定要郑重。为此，派我在七八月间专程赴京探望老领导，正式提出邀请，并汇报当时还是草案的起草思路。所以，我和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先生的家里。进门前我十分忐忑，从来没有到那么大的领导家里作客的经历，生怕谈吐不当，留下不好印象，甚至耽误了工作。但先生和师母邓老师二老的热情好客与平易近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给我这个小辈沏茶、切水果，使我很快就不拘谨了，顺利完成了任务。只可惜，当时的手机不像现在这么功能强大，没有留下照片。9月，先生夫妇和魏丹老师一同来沪。我们对年逾古稀的二老生怕照顾不周，而二老十分随和、和蔼可亲，且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生怕给我们添麻烦，每一次交流都让我如沐春风。

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和蔼可亲、工作一丝不苟。当时，上海的语言生活很活跃，语言应用很复杂，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和观念也很多元。先生高度重视上海的这个讲座，向我了解上海的相关情况，深入研读上海《办法》的草案，接受邀请后精心准备，早早给我们发来了演讲的全部文字稿和PPT，还就相关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先生讲座的题目是《我国语言立法的实践与思考》，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我国为什么要进行语言立法，我国语言立法在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生活、国际交流、语言文字工作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解释了我国语言立法涉及的一些问题，阐明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特点。特别阐述了普通话和方言、简体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外国语文在中国使用的相关政策问题，为上海《办法》作出相关规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先生的讲座获得广泛好评，上海的语言立法成果离不开先生一丝不苟的辛勤付出。

在筹办“党的语言文字事业在上海展”过程中，我和孙晓先老师、栾印华老师等几位当年亲历者翻找旧照片，找到了2005年先生来上海人大做讲座的几张照片。据栾老师回忆，当时人大不让外人进入会场，只能跑到导播室抓拍了几张，其中就有陈老师正在做讲座的这张，虽然是隔着玻璃，还模糊，但却是所有抓拍的照片中最有价值的。于是这张照片就成了“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板块的主打照片。不想恰是展览开幕当天收到魏丹老师的微信，我们感慨，这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2005年在上海人大做讲座后茶歇时，孙晓先老师和陈老师合照

自那以后的大概10年间，我和先生就几乎没有交集了。2014年我从上海市语委办转岗到上海市教科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任职后，和先生的“亲密接触”才逐渐多起来。我到岗后，中心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向、功能定位等都还在摸索当中。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的启发，我们汇总梳理了2014年我国学者发表的语言政策研究类论文，并择其精要进行了内容摘编，取名为《2014年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新进展》，上报语信司。同时请李宇明老师做序，李老师指出，这“事实上已具有些‘蓝皮书’的设想品格”。语信司后来决定将其作为语言生活蓝皮书，并定名为《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发展报告（2015）》，于2016年初出版。出版时，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专家咨询会，先生在郭龙生老师的陪同下不辞辛劳前来参会，和与会的李宇明、周庆生、周洪波等老师一起，就蓝皮书的编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2017年，中心又承担了语言生活白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的编制任务，我们邀请中青年学者、语委的老同志等共同参与。因为是第一次编，在框架体例确定、资料数据收集等方面都遇到不少困难，到6月初商务印书馆在宽沟开审定会时，稿子仍不是很成熟。写作组就在宽沟现场作战，在审订专家的指导下逐字逐句修改。先生是审订专家之一，那时已85岁高龄，但仍全程陪伴我们完成改稿工作。后来，先生一直担任白皮书的审订，有时与其他皮书一起联合召开审定会，先生总会到场；有时请先生书面审订。先生对书稿看得十分认真和细致，不仅定方向、把政策，别字错符也会一一指出来。

2017年，陈先生在北京宽沟《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审稿会上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审稿会全体人员合照，后排右三为本文作者

这些年的“亲密接触”中，先生总是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待我们提交的每一份“作业”，总是以深厚的学养和高站位、大智慧指导我们解决难题，总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帮助我们不断提升，总是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我们，总是以亲切的话语鼓励我们，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令我终身难忘。

愿先生安息，先生温润、睿智、平淡的长者形象将永留我们心间！

（孙晓先老师、栾印华老师对本文撰写给予指导和大力支持，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饱含着二位老师对陈先生的怀念）

作者简介：

张日培，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语委科研机构秘书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