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宁,潘莹莹：影视剧中方言的语言形象研究 | 语言生活研究

Original 王莉宁,潘莹莹语言战略研究 2022-04-13

2021年第6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王莉宁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资源学。

潘莹莹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

影视剧中方言的语言形象研究

王莉宁，潘莹莹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提要 对近10多年来400部方言影视剧从类型、所用方言品种和年度分布3个角度进行梳理归纳，并对剧中620个方言使用者的社会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粤方言、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以及东北官话在方言影视剧中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运用和展现，成为文艺创作重要的语言资源；自2016年起，方言影视剧的创作量增加，社会评价提升，经济价值显著；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体现为“中年”“男性”“体力工作者”“文化水平不高”“乡镇”和“富有喜剧色彩”；上述因素共同建构了当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语言形象的塑造传播必须以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同时，从利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应避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过度标签化。

关键词 语言形象；语言资源保护；方言文化；影视剧

一、引言

（一）语言形象

语言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Shuy（1981）提出了“语言公众形象”（public image of language）的概念，认为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对语言变异所持的负面评价反映了语言的公众形象。他认为，要改善英语的语言公众形象，须将语言变异视为资源而非缺陷，让公众知晓语言学家描写、解释语言变异并不是要破坏语言规则，而是要关注不同文体的语言变异以及重视语言变异对社会意义的建构等。英国语言学家Jervis（1999）通过6篇相关文章讨论了16～19世纪文献里的德语语言形象，阐释了德语在欧洲语言中的历史地位、语言纯粹主义在外来词和词汇隐喻里的表现以及德语母语者对法语、英语的语言态度等问题，指出德语母语者在发现并定义其周边语言性质的同时，也在塑造德语自身的语言形象。Lysaght（2009）以语言形象为研究视角，比较了爱尔兰语和毛利语在电视节目中的使用传播效果及其对少数族裔族群文化认同的作用等。国内学术界对语言形象的研究较少，李宇明（2015）对汉语传播的国际形象开展研究，认为影响语言国际形象的因素主要有3类，分别为语言所属国家或民族的形象、语言本体结构特点及其流通情况、人们对语言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语言形象的塑造者主要是‘母语人’或‘母语国’，但也有‘外语人’和‘外语国’，一旦‘外语人’‘外语国’参与某语言的正面形象塑造，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能量就会加倍增长。”[1]

本文的“影视剧”指方言影视剧，即以方言为主要媒介语的影视作品，最常见的类型是方言电影和方言电视剧，这既是大众传媒中方言使用最集中的领域，也是社会大众关注度最高、参与度最深的方言文化艺术产品。我们认为，影视剧对方言品种的选择及其使用频率、方言影视剧的创作数量、传播范围和社会评价、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等因素，共同建构了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它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和大众传媒对方言和方言使用者的态度；同时，在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巨大传播力的带动下，方言的语言形象会影响社会大众对方言的语言态度，并进而对方言的使用、传承和发展产生影响。

（二）影视剧方言使用问题研究概览

关于影视剧的方言使用，最早引发讨论的是“影视剧中能不能使用方言”。陈庆祜（1987）提出了“反对影视剧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使用方言”的观点；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历史人物可以使用带有浓重方言特色的官话，因为“广大观众还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它符合人物的自身特点”（碣黎1992）。21世纪初，影视创作出现了“方言热”，学者们认为，由于方言具有陌生化效果和纪实性特点，又能产生喜剧效果，对影视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汪静茹2016）；影视剧使用方言的优势在于贴近生活，能够拉近剧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还能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意蕴、刻画人物性格、再现历史人物形象以及还原历史真实；但也要注意因方言可懂度低、地域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对信息传播造成不利影响（金叙宏2017）。不过，“方言热”也催生出了部分方言使用失范或滥用方言的失准作品，为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分别于2005年10月、2009年7月发布《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视剧使用方言的通知》，对电视剧中的方言使用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学者的关注重点也随之转移到“如何处理好影视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上来。大部分研究认为，在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有其出现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这与普通话推广普及并不矛盾；限制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应注意限制的“度”，可在双语制的大框架下适当允许方言影视剧和方言娱乐节目的播映；方言影视剧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带来新的思考，要统筹兼顾普通话推广和方言文化传承，促进语言文化健康发展（参看张恒君2006；许小颖2009；王宇波，潘丹婷2021；等）。

随着语言资源观的兴起和发展，近期研究认为，方言是影视艺术创作所依赖的重要语言资源之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好方言对影视创作的积极作用。《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3期推出“语言跨界谈：电影艺术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专栏，卢奇、刘之冰、郭凯敏3位电影艺术家分别讨论了语言对影视形象塑造的创作心得，认为：“影视艺术最忌讳虚假，从人物形象到语言的真实再现，都是广大观众所期待的。”“成功的语言塑造可以引发创作者和观赏者之间强烈的艺术共鸣。”郭凯敏专门指出：“方言在影视作品的人物表现中起到重要的真实美学作用。影视作品那种一刀切的标准普通话是值得商榷的。”

可见，现有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讨论影视剧中方言使用的政策依据、尺度标准、功能作用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尚未见到从“语言形象”这一角度去关注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问题的研究，也未见到全面梳理或系统总结方言影视剧类型、方言品种分布、方言使用者社会特征等问题的调查报告，更未能将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状况与语言资源保护问题结合起来开展研究。针对当前研究的空白领域，本文以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为研究对象，描写分析其类型、分布和主要特征，并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方言的语言形象塑造和传播提出建议。

二、方言影视剧的类型和分布

（一）类型

本文从1905电影网、腾讯、爱奇艺、优酷、哔哩哔哩（B站）、央视影音、芒果TV等各大视频平台上，搜集了从2009年1月至2021年8月共400部方言影视剧，[2]包括电影262部、电视剧138部。从影视剧对方言的使用情况来看，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

1.纯方言型

指影视剧中基本上只使用方言，少用或不用普通话。共计66部，包括58部电影、8部电视剧。例如，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中原官话）、《无名之辈》（西南官话）、《罗曼蒂克消亡史》（吴方言）、《十八洞村》（湘方言），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粤方言）、《厝边头尾》（闽方言）等。

2.普-方多版型

指影视剧既制作了普通话版，也制作了方言版。共计259部，包括157部电影、102部电视剧。例如，电影《让子弹飞》《熊出没·原始时代》、电视剧《山海情》等。在该类型中，除了动画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制作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陕西方言2个版本）、西南官话（四川方言）、湘方言、粤方言版本外，其他各剧的方言版都限于1种主要方言。如果只看方言版，该类型与“纯方言”型相同，是只以方言为媒介语的影视剧。

3.普-方同用型

指影视剧中根据不同的场景和人物设定，同时使用普通话与方言，剧中方言的使用时长约占全剧三分之一及其以上，对人物塑造、情节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共75部，包括47部电影、28部电视剧。例如，电影《山河故人》中的主要角色沈涛、张晋生、梁子使用晋方言交流；电视剧《装台》每一集都会使用中原官话交流。需要注意的是，如不以方言使用的时长作为考察条件，将只要使用了方言的影视剧都纳入统计，那么“普-方同用”型的数量会大幅度提升，成为内地方言影视剧最常见的类型。

（二）方言品种分布

表1反映了上述3类方言影视剧所使用的方言品种。其中，“方言品种”列先排北方方言，再排东南方言，内部按照影视剧数量降序排列，灰色空格表示无此类型。如影视剧中多种方言共同使用且重要性彼此相当，则都纳入相关的方言品种统计。例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使用了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方言，表1则将其分别计入上述4种官话的影视剧数里，所以北方方言影视剧总计147部，东南方言总计284部，二者相加为431，大于400。

从数量来看，近10多年来方言影视剧仍以粤方言剧占绝对优势，其总数为263部，远远超过了其他方言，与此前大众对方言影视剧的认识多限于“粤语剧”的印象保持一致。根据方言区划标准，粤方言内部可分为广府、四邑、高阳、吴化、勾漏、邕浔、钦廉等7个小片，目前只有以广州、香港口音为代表的广府片方言广泛运用于影视创作中，这说明了粤方言影视剧的优势地位与广府片方言所负载的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后，香港流行文化向内地传播，其主要载体就是粤方言影视剧和粤方言流行歌曲，流行文化的传播既加深了粤方言母语者对自身方言的认同，也吸引了非粤方言母语者积极学习或使用粤方言，而大众传媒对粤方言流行文化也始终保持着亲近感和好奇心，这是粤方言影视剧一直拥有广泛受众基础的原因。除了粤方言，西南官话、东北官话和中原官话在影视剧中也较为活跃，各有48部、33部和33部；从方言人口来看，西南官话26 000万人，中原官话18 648万人，东北官话9802万人，[3]是目前我国最大的3种方言。官话通行区域较广、使用人口多、可懂度高，在字幕的辅助下基本不会出现理解障碍。可见，除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外，方言的使用人数和可懂度也决定了其使用于影视剧的活跃度和媒体传播力。

我们从表1里提取了27部社会评价和经济效益俱佳[4]的方言电影，对这些电影所用方言的品种进行了统计。其中，有14部电影制作了粤方言版，11部电影较多地使用了西南官话或制作了西南官话版，仅有2部电影使用了其他方言。由此观之，粤方言、西南官话在方言电影创作上最为成功，这两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也最为丰满，社会影响力较大。

从方言分布来看，263部粤方言影视剧中，256部来自香港，7部来自广东；48部西南官话影视剧中，20部来自四川，其他28部来自贵州、重庆、湖北、云南4省；33部东北官话影视剧中，21部来自辽宁省（其余12部无法通过剧情判断省份）；33部中原官话影视剧则为陕西18部、河南14部、宁夏1部。因此，当前以香港、四川、陕西、河南以及东北地区为背景的影视剧使用方言的可能性较大，相应的是，上述地区的日常生活、风土民情、地域特色能更充分地通过方言影视剧来呈现并传播。

从影视剧的类型来看，“普-方多版”为当前方言影视剧最常见的类型，总数达到259部；“普-方同用”次之，总数为75部；“纯方言”仅有66部，是数量最少的一种类型。同时，无论在哪种类型里，电影使用方言的频次都高于电视剧，这可能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规定了电视剧中一般情况应以普通话为主有关。

从方言品种与影视剧类型的对应关系来看，粤方言与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差异很大，互通度较低，粤方言影视剧基本上只有“普-方多版”，即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分别制作粤方言版和普通话版；而吴、闽、湘、赣、客等其他东南方言则较少出现在影视剧里。东南方言差异性大、可懂度低，对于北方方言区的人来说更是艰涩难懂，这导致大部分东南方言难以广泛运用于方言影视剧。而北方方言很少出现“普-方多版”，与粤方言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普-方同用”数量最多，是内地方言影视剧最为常见的类型，“纯方言”型则多使用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起，《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八佰》《金刚川》4部备受关注的主旋律电影均使用了5种以上的方言，包括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粤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等类别，这是否代表着“多方言同用”正在成为新的创作方向和审美需求，可进一步关注。

（三）时间分布

图1反映了3类方言影视剧在各年度的数量分布情况。从影视剧数量看，2009～2015年上映播出的方言影视剧共计179部，年度数量呈现“多折线”分布，峰值为2012年，达到39部；自2015年后，各年度上映播出数量基本持平，2016～2021年共计221部，总数比前6年明显增多。由此可见，自2016年开始，方言在影视剧中的使用逐渐增多。从类型来看，“普-方多版”在各年度里都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曲线分布范围在其他两种类型之上。其他两种类型的分布基本持平，如前文第二节“（二）方言品种分布”所述，该类型的大部分影视剧都来自香港。

为便于观察内地方言影视剧的情况，我们将香港出品的“普-方多版”共计256部粤方言影视剧剔除，并做了重新分析，见图2。“普-方多版”只在2010、2012、2015、2017、2019以及2021年出现过少量作品，与图1的分布态势明显不同；而“普-方同用”每一年度都有一定数量分布，这是内地方言影视剧最常见的类型。结合图1来看，在2015年之前，方言影视剧以“普-方同用”略占优势；从2016年开始，“纯方言”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从2018年起，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似乎说明了“纯方言”有望成为内地方言影视剧的主要类型。

与此相关的是，自2016年起，出现了21部高口碑高收益的方言电影（在2015年以前，同等质量的电影仅有7部），特别是从2018年开始，更是出现了8部票房收入超过10亿元的方言电影。结合图1、图2方言影视剧的年度分布来看，说明了近年来社会大众对方言影视剧的需求日益增加，方言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语言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也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方言电影的口碑和市场向好，也说明方言影视剧受众基础广泛，商品化、产业化的前景广阔。上述要素既是当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的组成要素，也会进一步增强语言形象的社会影响力。

三、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变量考察

我们从“纯方言”66部、“普-方同用”75部影视剧[5]中各提取了310个主要角色，共计620个人物形象，对其社会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观察当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人物抽样的原则为：只要是主要角色，且在大部分语境下都使用方言，即纳入统计；反之，使用方言时短量少、无明显身份信息或对情节推进作用不显著者，则不纳入统计。此外，我们还从“普-方同用”的75部影视剧中提取了150个只使用普通话的主要角色，对其社会变量进行考察，并与方言角色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观察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点。

根据剧情信息，社会变量考察维度主要是方言使用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地区4类因素。其中，“年龄”分为4段：幼儿（0～10岁）、青少年（11～30岁）、中年（31～60岁）、老年（61岁以上），若无法判断人物的准确年龄，则采用就大原则处理，比如无法判定其为中年或老年者，归入“老年”，以此类推。“职业”大致分为以下4类：（1）脑力工作者（包括干部、专家、教师和学生）；（2）体力工作者（包括农民、打工者、个体户、技工、无业游民等）；（3）警察和军人；（4）不详（即无法从剧情判断角色职业）。“地区”分为城市、乡镇（乡村和集镇）。

（一）性别和年龄

1.方言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者的性别、年龄分布

从表2可见，在年龄上，方言使用者以“中年”为最多，达到357人，占57.6%，优势明显；“青少年”157人，不足“中年”的一半；“老年”95人，“幼儿”最少，仅有11人。在性别上，各年龄段男性总数为434人，女性为186人，呈现出显著的男多女少面貌，且各年龄段都表现出相同的性别分布。因此，中年男性是当前影视剧中使用方言频率最高的社会群体。此外，“纯方言”与“普-方同用”在性别、年龄上的分布大致相同，只在“青少年”中的性别比例稍有不同，“纯方言”的青少年女性与男性的数量差距比“普-方同用”略小。可见，两种类型的方言影视剧在对方言使用者性别、年龄特征的呈现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来自“普-方同用”的150位普通话使用者的性别、年龄分布如下：

（1）性别：男性76人，女性74人，性别分布大体均衡，与方言使用者显著的男多女少有明显差异。

（2）年龄：幼儿6人、青少年61人、中年75人、老年8人。青少年、中年是普通话使用者的主要人群，这与表2的统计结论一致。其差异则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方言使用者中“中年”明显多于“青少年”，而普通话使用者中二者比例大体均衡。二是从年龄与性别的相关性来看，61位青少年中有27位男性，34位女性；75位中年人中，男性为39人，女性为36人。性别分布大体均衡，与方言使用者以男性为主有所不同。三是普通话使用者中“老年”的比例远远低于方言使用者，即在方言影视剧里，普通话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低于方言使用者。

2.方言使用者性别、年龄与方言品种的相关性

表3统计了“纯方言”“普-方同用”两类影视剧共计620个主要角色使用不同方言的人数。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东北官话、粤方言是出现频次最高的4类方言，其中，西南官话多见于“纯方言”型，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多见于“普-方同用”，中原官话在两种类型中分布均衡，这与前文表1的统计结果一致。

根据表3，我们进一步统计了性别、年龄与方言品种的分布关系（见表4、表5），以考察影视剧中方言品种是否会与性别、年龄相关。

从表4可见，大部分方言都呈现出男性为主的面貌，这与表3的统计保持一致。其中，西南官话影视剧数量和方言角色最多，男性为115人，女性为58人，男性比女性多1倍；中原官话次之，男性为97人，女性29人，男性为女性的3.3倍；冀鲁官话、东北官话、粤方言、晋方言、闽方言等方言男性使用者数量均在女性的2.4倍以上。[6]可见，影视剧各主要方言品种都以男性为主，且性别差异比较显著，男性基本上都在女性的2倍以上。

表5则显示，当前方言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以中年为主。在作品数量大、方言角色多的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东北官话影视剧中，中年占全部人数的57.2%以上；吴方言、晋方言、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等影视剧和方言角色数量都较少的方言里，中年的比重介于60.6%（冀鲁官话）～92.9%（胶辽官话）之间。此外，粤方言青、中年数量基本相同，北京官话青、中、老的数量大致均衡，是除了幼儿以外，性别分布最为均衡的方言。

综上所述，方言影视剧中各方言品种之间在性别和年龄的相关性上没有显著的差异，都以“中年男性”为方言使用者的主力军；而方言影视剧中的普通话使用者在性别、年龄的分布上则相对均衡，性别、年龄的特征不如方言使用者明显。

（二）职业

1.方言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职业分布

从表6可见，除去职业不详的117人，在剩下的503人里，“体力工作者”382人，“脑力工作者”90人，前者是后者的4.2倍。

从具体的职业类别来看，人数最多的前5类职业也属于“体力工作者”。其中，“农民”105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职业；“技工”“个体户”“打工者”数量大体相当，其中，“技工”包括民间皮影艺人、出租车司机、修车师傅、铁匠等，“打工者”多为从事服务业的草根阶层，如服务员、搬运工、清洁工、保姆等，其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虽不高，但都有一技之长并且从事正当职业。值得注意的是，表6中的“无业游民”多为剧中塑造的反面角色，如罪犯、嫌疑人、小偷和混混等，这类角色成为影视剧方言的高频使用者，甚至还与某一区域方言形成高度相关性（见表7），这可能会引导受众对方言的语言形象形成刻板印象，产生不利影响。

“脑力工作者”由“干部”“专家”“教师”“学生”组成，但从其背景来看，90人中有49人在乡镇生活和工作，主要是村干部、乡村学校的师生等，从其社会身份来看，也可认为属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其实表6也可以将这49人纳入“农民”统计，则“农民”数量将达到154人，也就是说，“农民”与方言之间的相关性更高；而“脑力工作者”则将仅剩41人，比“体力工作者”下任何一个小类数量都少，可见，方言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者很少有脑力工作者。

150名普通话使用者的职业分布则与方言使用者大有不同，有脑力工作者75人、体力工作者29人、警察和军人14人，其余32人职业不详。显然，普通话使用者以脑力工作者为主。需要指出的是，普通话使用者不仅以脑力工作者为主，且其职业类别也更为丰富全面，75名脑力工作者包括干部（6人）、专家（6人）、教师（12人）、学生（19人），还包括未在方言使用者中出现的医生（3人）、记者（4人）、白领（11人）、电商主播（3人）、艺术家（8人）等行业领域类别。体力工作者由个体户（7人）、技工（6人）、无业游民（2人）以及打工者（14人）构成，其中，打工者多为推销员、售货员、快递员、化妆师、导游等新兴领域的从业人员，与方言使用者多为服务员、搬运工、清洁工、保姆等也存在明显差异。

2.方言使用者职业与方言品种的相关性

表7统计了620个方言使用者的职业在各方言品种间的分布情况。从职业类别的覆盖面来看，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由于使用者最多，职业类别也最为齐全；东北官话、粤方言、吴方言次之，除了学生、农民以外，其他类别也均有分布；其他方言由于影视剧数量和方言角色数量都比较少，职业缺项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在脑力工作者方面，晋方言及其以下的方言几乎没有出现脑力工作者。需要注意的是，“警察军人”的总数虽不多，但这是方言影视剧常见的职业类别，大部分方言品种都有对这一形象的表现。

表7还显示了职业与方言品种的如下相关性：

（1）西南官话在“技工”“打工者”“个体户”等几个类别中的分布大体相当，这类职业的从业者都为出身草根的务工人员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无业游民”总数为17人，导致西南官话成为当前方言影视剧中与罪犯、嫌疑人、小偷和混混等反面角色相关性最高的方言。

（2）中原官话、东北官话都以“农民”出现频率最高，其中，中原官话的18位脑力工作者中有15位来自农村，东北官话的9位脑力工作者中有8位来自农村，在宽泛意义上，这23位也是农民。可见，影视剧中的农民形象大多是通过这两种方言塑造的，与“农村”的关联度会更高。与此相反的是，北京官话、粤方言、吴方言、江淮官话、赣方言等方言缺乏对农民的形象塑造，与“城市”的关联度相对较高（参看第三节第三小节“地区”）。

（3）西南官话、粤方言的“学生”数量比其他方言多，是塑造“学生”形象最主要的方言。不过，这两类方言的偏好也有所不同，从地区来看，西南官话有9人来自乡镇、8人来自城市，粤方言9人全部来自城市；从年龄层次来看，西南官话的年龄层更低，中小学生为15人，大学生2人，而粤方言小学生2人，大学生7人。

（4）表中北京官话及其以下的方言里，每个职业的数量都比较少，没有形成过于鲜明的特征，人数上明显以体力工作者为多。可见，大部分方言在影视剧中都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语言形象。

（三）地区

内地出品的144部影视剧，城市题材的有50部，占比34.7%；乡镇题材的有82部，占比56.9%；另外12部为战争灾难、历史古装题材，占比约8.3%，不纳入本节考察范围。这132部影视剧中，数量排名前3位的是：西南官话的43部（城19部，乡24部），东北官话的31部（城8部，乡23部），中原官话的27部（城8部，乡19部）。其他各方言品种的都不足10部，其中，粤方言5部，江淮官话2部，全为城市题材；晋方言5部，兰银官话2部，客家方言、湘方言各1部，全为乡镇题材；其他方言两类兼而有之。香港地区出品的有256部影视剧，城市题材的有212部，另有历史古装剧、动画片等44部，没有乡镇题材的。

由此可见，内地方言影视剧以乡镇背景为多，香港地区方言影视剧全以香港为背景，容易引导受众产生粤方言与大都市紧密关联、除了粤方言以外的其他方言多与乡镇关联的印象。与此相关的是，在方言影视剧的150名普通话使用者中，145人生活在城市，仅有5人生活在乡镇，虽然普通话与城市相关、方言与乡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实际面貌，但也说明了当前方言影视剧缺乏对城市方言使用情况的呈现。

此外，我们根据各大视频平台上对方言影视剧的介绍信息，对“纯方言”“普-方同用”共计141部影视剧的第一关键字进行了统计。有74部为“喜剧”，占52.5%；另外67部分别为“家庭”24部，“犯罪或动作”13部，“历史”13部，“爱情”8部，其他9部。由此可见，“喜剧”也是方言影视剧的主要特征之一。

四、余论

本文的调查研究显示，近10多年来，方言影视剧创作方兴未艾，涉及的方言品种丰富多样；特别是2016年以后，影视创作出现新一轮“方言热”，这说明当前方言仍活跃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方言对社会信息传播具有独特价值，社会大众对方言及其负载的地域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认同。

毋庸置疑，语言形象的塑造传播必须以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必要时使用”“适度使用”为原则指导方言文艺创作，要避免出现滥用方言的现象（参看第一节第二小节）。在此基础上，从利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应避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被过度标签化。当前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较为单一，以中年男性居多，多为农民或其他从事体力工作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参看表2～7）。艺术创作源于生活，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部分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但不宜以偏概全，将其简单等同于语言生活中方言使用场景的全貌。特别是当某一方言品种与人物的社会特征形成紧密关联时，易于加深受众对方言及其所属地域的刻板印象，如多作为反面形象的“无业游民”多为西南官话使用者，“农民”多为中原官话或东北官话使用者等；与此相关的是，方言影视剧中的普通话使用者与方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有着显著差异（参看第三节第二小节“职业”）。影视剧传播力越大，形象越生动，刻板印象就会越深刻，若由此引发对某一方言和方言文化产生偏见，这显然不利于受众形成正确的语言态度和语言生活观，更不利于对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截至2020年，我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80.72%，有关部门现已为进城务工人员、农业农村急需人才、转业军人、农村妇女等群体开展普通话能力培训（王春辉2021）；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逐步提高，城乡差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使用差异会逐步缩小，故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也无须刻意地与某一社会身份相关联，并引导受众产生地域窄化或方言使用者和使用场景单一化的刻板印象。此外，“喜剧”也常被作为方言影视剧的标签，从而形成了方言娱乐化的印象。诚然，方言在艺术创作上易于产生幽默诙谐的效果，但若方言文艺创作始终浅层次地屈从于搞笑的目的，必然会导致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方言在艺术中的生存地位和价值受到质疑（付欣晴2013）。在近两年最受观众喜爱的方言影视剧里，《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八佰》《金刚川》为带有正剧色彩的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山海情》《装台》等电视剧虽有欢快轻松的情节，但也不是无厘头式的喜剧。这说明了方言影视剧完全可以摆脱过度娱乐化的模式，拥有广阔的创作空间。

近日，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分别发布《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对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做出重要部署，明确当前要坚决抵制畸形审美、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现象。鉴于此，当前应积极探索并鼓励多样化的方言开发应用，在方言的语言形象塑造和传播上，要注意避免以方言为噱头，传播庸俗、低俗、媚俗的内容或“人设”，避免将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打上“土气”“恶俗”“低级趣味”“粗鄙丑陋”等负面标签，应通过影视剧塑造、传播高端、典雅、古朴、文化气息浓郁的语言形象，展示方言背后蕴含的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和丰富民俗，让方言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注释：

[1]　除了语言学以外，文学、传播学也使用语言形象这一概念，指“通过语言塑造的形象”，多从文学艺术作品或大众传媒的语言分析某一国家、地区、族群或人物等的特征，这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故不赘述。

[2]　以下3种情况未纳入本文考察范围：（1）使用方言的海外影视剧，以及由我国香港地区出品但未通过规范的途径进入内地上映播出的方言影视剧；（2）自媒体平台上的方言短视频、微电影；（3）仅有少量人物或情节使用方言、时短量少的影视剧。

[3]　数据来自《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第3页表二。

[4]　指在豆瓣、猫眼和淘票票三大平台上平均评分在8分以上且票房收入在1亿元以上。

[5]　“普-方多版”兼有普通话、方言版本，无法将人物界定为典型的方言使用者，故不纳入统计。

[6]　胶辽官话男性13人，女性仅1人，男女性别数量差异最大；江淮官话男性3人，女性10人，为唯一一个“女多男少”的方言，但这两种方言影视片的数量较少，其统计结果尚不足以作为规律对待。

（本文刊发于《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6期，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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