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麟|特区发展与新时代的跨越:以深圳为例
编者按:在2020年12月19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教授发表了题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与新时代的跨越》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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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区域发展过程当中所选择的路径是一个以点联线,以点带面这样逐步推进的过程,是点线面结合的过程。最初的点就是40年前我们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所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今年是特区建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个月前亲临深圳,参加了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我们国家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并且今后要继续办下去,还要越办越好。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刚好也是要完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转向一个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阶段,所以是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思考特区成长的过程,思考它如何在新的时代实现新的跨越,继续发挥好引领作用,应该说是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下面我就从三个问题进行阐述。
一、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月前的讲话当中提到五个特区,其中四个是1980年建设的,1988年的海南从广东省划转出去建省同时建经济特区,这个特区也有32年了。这五个特区当中深圳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经济总量从1980年建特区第一年的2.7亿元跃升到去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20.7%,经济总量在整个亚洲城市排行榜中位居第五,成为我们国家一线城市,并且是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化影响力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我把深圳特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是1980—1991年,这个阶段是起步阶段。这个阶段基本完成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创新。在特区建设初期,按照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明确给这两个省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时建特区。当时要求在这几个特区当中,我们国家的中央各部委以及各个省市,包括广东省在内都不能够直接去特区办企业,一定要把这个空间留出来。一部分是外商独资,一部分是中外合资,当时这个选择是考虑到中央给特区的政策叫做只给政策不给钱,你最初的钱从哪里来?因为国家刚刚是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国家财力有限,所以通过这个办法来去吸引外资,对接国际市场,开启改革开放的试验。第二个原因是刚好面临着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大转移的机会,所以我们是虚位以待的去引他们,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企业进去以后,可能是会挤压一定的空间,本身这几个特区的空间在当时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很大,像深圳特区当时是300多平方公里而不是全市。再一个更重要的是避免内资企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去抢占地盘,把特区改革探索的使命扼杀掉。在中央赋予的政策支持下,深圳经济特区成功开局并发挥了它的重要的窗口功能,最初搞的是“三来一补”,属于比较低层次的利用外资。到这个阶段中后期,开始以“三资”企业为主了;在这个阶段的后期,1991年的时候深圳外贸出口额已达34.46亿美元,在当时仅次于上海,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外贸出口口岸城市,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亿多美元,全国第一。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深圳特区建设取得了最初的突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视察深圳时做了重要表态,这个表态对整个特区发展起了“定心丸”的作用,也极大地激励了各地加快改革开放这么一种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定了把特区的四个点扩展成一个线,设立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北起辽宁南到广西,每个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当中实施跟特区相类比的开放政策。当时因为最初的四个特区里面有三个都在广东,所以广东经济学界特别活跃,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经济特区应该是市场调节为主的模式,这在当时全国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情况下,特区是率先实现体制改革探索的平台。特区的成功又推动了广东经济学界在1987—1988年掀起了双月研讨会,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大张旗鼓地提出中国改革目标模式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经济特区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转型,是突显以创新为特色的阶段。因为前一个阶段的成功,使特区发挥出带动全国加快开放的效应,使得深圳这样的特区开始感觉到自己先行一步的开放政策的优势慢慢淡化,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优势,要研究怎么去发挥新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深圳市委市政府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停留在原来引进外资、引进设备这么一个阶段,没有自主的创新力,这条路走不长,特别对于率先发展的城市来说是走不长的,因为这个事情在别的地方做起来也很容易,讲得肤浅一点,就会变成拿来主义,只要有人愿意来投资我欢迎他来就可以解决发展问题了。所以深圳提出二次创业,着重抓基于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在1995年前后真正贯彻到实际过程当中去,从1995年提出二次创业到201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了80倍,其中在整个城市当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企业占比超过6成,从2004年起深圳成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于首位的中国城市,到2011年由深圳提出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45.4%,差不多一半,创新型城市的优势可以说是凸显出来了。同时1999年深圳创办了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一直办到现在,成为我国高技术领域国际化展会的重要平台和品牌。这个阶段深圳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是成功的。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制度建设,包括人才引进,但是它很重要的特点是确立企业为创新的主体。在国家专利统计当中,专利申请者和专利授权的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大专院校,可以是科研单位,可以是企业,可以是机关团体;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可以更直接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这在深圳表现得非常明显。从2010年当时的比较来看,深圳由企业完成并获得授权的专利在整个专利授权当中占了71%,这一比例当年是和上海市持平,但已远远领先于北京、广州。
(三)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进入新时代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提升改革与科技创新的绩效,走向打造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城市范例的道路。这个阶段现在正在延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后的首次离京就选择了深圳,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动摇。2018年10月,习总书记再次来到深圳考察并参观了“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他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央对深圳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寄予厚望,因此在2019年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确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引擎即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它是其中之一。到了2019年8月,进一步确立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这是目前第一个这类示范区,也是唯一一个。希望深圳能够成为新时代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范例,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这是中央有关决定当中对深圳提出的要求。两个月前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地指出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并且总书记回顾了中央推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考虑,要求深圳要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深圳发展有了新的跃升。首先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2019年全市研发强度达4.3%,这个研发强度也就是说R&D的投入和GDP的比例。超过4%,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能够比的就是以色列这样极个别的经济体,能够超过4个点,所以深圳可以比肩世界研发强度最高的经济体。它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继续有明显跃升,2019年比2012年增长1倍多,仍在不断快马加鞭。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深圳设市之初,产业比较薄弱,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没有历史包袱,这也使它在最初布局的时候就可以立足于比较前沿,现在仍在继续保持这么一个前沿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先进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在201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不仅制造业的结构在继续的优化,服务业的结构也在优化,金融、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当中也突破70%以上。再有就是建了广东自贸区的前海片区,还有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继续提升,去年人均GDP达到20.35万元,是我国唯一一个该指标突破20万元的城市。社会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也在加快,原来这块它比较弱。2015年和中山大学签协议,2016年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都签了协议,就是在深圳建校区。比如说跟我原来工作的中山大学签的协议,是一下子给了5000亩。在教育、医疗事业发展上用心良苦,体现出很大手笔。此外,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6万多,体现民生改善的实惠。
二、深圳等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和对于如何办得更好的思考
总书记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总结了十条经验,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念了,这十条基本上在全国都可以复制,而且有些已经在复制推广了;比较特殊的是后面两条,第九条关于落实好一国两制,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合作,深圳开展与港澳合作,确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条件,它可能合作起来更方便,但这一条同样适合于全国,其他内地省份也可以和港澳合作。第十条是必须更好地发挥特区辐射带动作用,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讲以前特区主要是体现虹吸效应,通过政策把全国优质资源吸引到深圳的话,现在的虹吸效应必须更多地向辐射效应转化,这样才能体现特区的作用;办特区毕竟不是仅仅想让你这个地方富起来,个别地方强起来,从根本上说,最终还要以点带面,更好带动全国各地,这才是我们的初衷。
总书记强调特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的更好。让我们首先从一些主要指标上看一看现在几个特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态势?在研发创新方面刚才讲深圳做的不错,今年公布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截止到2018年底。根据这一普查数据,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是2.7,厦门2.0,珠海1.56,汕头才0.57,而全国平均是1.23,我们有个别特区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特区在创新方面该怎么做?虽然我们说各个特区可以有一定的差异性,有各自的特色,但在创新发展这个大问题上不应示弱。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典范,其同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796.07亿元,占全省七成,并占全国达22.36%(即1/5强)。产业结构方面,各特区之间差距也非常大。按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深圳39.5%,珠海27.9%,厦门17.2%,汕头4.4%(全国是9.5%)。在城镇化方面,2019年海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23%,未达全国平均水平(60.6%),有其历史原因,也反映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推进的力度相对不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以人均GDP观察,有的特区在国内遥遥领先,也有的特区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19年人均GDP观察,深圳20.35万元,全国第一;珠海为17.55万元,排全国第四位;深、珠、厦三市均达到人均2万美元以上(深圳已接近3万美元)。但汕头仅为4.77万元,海南为5.65万元,汕、琼两地均显著低于全国的7.09万元的水平,其中汕头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
所以我们说现在特区办了40年,海南特区也办了32年,但是有的特区,某些重要的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值得我们决策者反思。深圳自己在发展中也有短板,特别是相对于其他一线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一定短板,比如省教育工作会议曾经提及的特殊教育学校覆盖各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深圳房产价格高企,平均价格已与北京比肩甚至更高;房产价格毕竟直接影响投资与生活成本,价格过高的压力不容轻视。第三个问题是老龄化,深圳人口老龄化在逐步推进,办特区的初期与中期进入的一大批年轻人,现在就要向走向老龄化过渡,大概在“十五五”中期,2027年至2028年前后,深圳将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而且因历史上人口结构的特点,会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的高峰,这对于深圳发展的影响是迅速而长远的。这些因素的具体分析,因时间关系就不再细化了。
三、新时代经济特区要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三、新时代经济特区要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经济特区要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就必须在新时代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其中海南经济特区尤其需要加快实现跨越发展。我们看到,在2010年,国家给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政策,当时它拟定的宏伟目标是2020年初步建成国际旅游岛。今年是2020年了,可能因为有新冠疫情了,国际旅游有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去年它处于怎么样的态势?去年在海南岛所有的游客当中,外国人只占1.3%,绝对数107.9万人次,这叫做国际旅游岛吗?这一比例还明显低于上海市同年的1.9%的占比和734.7万人次的数量。海南未实现其国际旅游岛的蓝图,关键在于它只是简单的克隆东南亚以海滩、热带风光为旅游条件,而没有文化的打造和经济活动的支撑,那是难以形成独特吸引力及持续发展力的,因此所形成的国外游客的客源很窄,这是办不好的。
所以特区办得好不好,很多时候是靠你怎么谋划。现在很多特区的谋划力度是不足的,因此下一步要加上系统性、整体性的策划,体现引领性,怎么做?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和浦东讲话,特别强调几个概念,即整体性、系统性、集成创新、集成化。过去这些先行先试的点,包括特区和浦东新区的点可能重点在单个突破,一个一个东西去突破,而现在要重在系统突破,这是新时代的要求,所以要上升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它作为现代城市整体进行打造,这样才能在国际上体现制度优势、体现全面而客观的竞争力。全生命周期概念也是要注意的,这个也是总书记今年讲的特别多的概念。因为城市是个有机体,特区是个有机体,它的全生命周期,就如一个人健康不健康取决于它的短板,心脏不好还是肺不好。前面讲到的某些短板必须要找到它,把它理顺,延长它的短板就可以加倍延长它的生命周期,加倍增强它的活力。同时,建议在顶层设计上,国家对各个特区的政策应该尽可能统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各个特区之间制度设计的差异性,使得他们有共同政策在一个起跑线上继续跑。再有是建议强化特区之间的横向协同机制,我甚至觉得有必要建立特区间的对口帮扶,因为有些特区落的太后了,这里面需要大量干部之间的交流,有些是当地文化的因素,有些是当地干部的惰性,维持一种陈旧的思维定式,使特区“特”不起来。这仅仅换一把手是不行的,必须大比例的进行调整改造,这样可能才能够真正把特区作为整体而发挥好它的引领作用。最后一点是资源辐射力的问题,辐射力发挥的范围,包括空间及领域,能不能真正带动更大范围、更广区域的发展并取得实质性绩效,是对今后特区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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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妤婕 审核: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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