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心脏支架发明史：将导尿管插入自己心脏的疯狂医生，沦为笑柄、被迫转行，蛰伏27年终获诺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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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急救室外，几个中年人正急得团团转。

自家的老父亲因心绞痛被送进了急救室。

在漫长的等待后，一脸疲惫的医生终于打开了急救室的门。

他们一拥而上，询问着老父亲的病情。

医生的话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可又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层担忧。

父亲的心绞痛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其实做心脏支架手术就能控制了。

可心脏支架手术，听着就吓人。而医生提到的血管穿刺，更让他们担心60多岁的父亲是否受得住。

冠状动脉狭窄

心脏支架手术，简单来说就通过穿刺血管，让导管顺着血管一路前行。

在导管到达病灶后，再用特殊的传送装置将支架输送到位。

其实相比需要开胸的心脏搭桥手术，很多情况下，支架手术有更强的普适性。

术后24小时能下床，3天即出院，这都是搭桥手术不可能达到的优势。

每年，心脏支架手术更是拯救了数不清的患者。

心脏支架手术过程

可在80多年前，当那位疯狂医生，将无菌导尿管塞进自己的血管直插心脏时。

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个“亵渎神灵”的疯子，他的尝试更是“愚蠢的小丑表演”。

直到27年后，1956年那一封来自诺奖委员会的邮件发出。

这位被遗忘在角落的“疯子医生”，才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年，这位年仅25岁的见习医生沃纳·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竟偷偷完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实验。

从这一天开始，现代心脏病学才终于高高扬起了它的顺利风帆。

沃纳·福斯曼

1904年8月29日，福斯曼出生于德国柏林。

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先他一步远离了人世。

所幸，他还有位当全科医生的叔叔。

在叔叔的教育与影响下，福斯曼一下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福斯曼就职的医院

才24岁，他就通过了国家考试，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在埃伯斯瓦尔德的一家医院里当见习外科医生，便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也正是那时，福尔曼对心脏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兴趣。

因为彼时外科医学已发展出了许多新技术，几乎能解决任何人体器官的毛病。

但唯独心脏手术，仍是个无法逾越的禁区。

试想一下，心脏每天能跳10万下，其产生的动力能将血液泵进10万千米长的血管内。

而心脏外科手术又是一个极其精密的过程，更需要没有血的手术视野。

稍有差池，哪怕最细微的外伤都会造成飙血不止。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病人的生命也就只能进入最后4分钟倒计时了。

再看那人体肋骨，像笼子似地将心脏保护起来，就知道其有多么“神圣不可亵渎”了。

就连“外科之父”西奥多·比尔罗特医生都曾说过，“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别去惹心脏”，也正是外科秘而不宣的共识。

“外科之父”西奥多·比尔罗特医生

但年轻气盛的福斯曼，可不吃这一套。

他早已厌倦了在病人死后，再去解剖那已失去活力、冰冷的心脏了。

如果能在心脏还强健跳动时去一探究竟，那该多好。

他也觉得，只有能触及心脏内部的检查方法，才能真正适应未来的心脏外科发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福斯曼了解到了这么个事实。

其实除了打开胸腔，通往心脏的途径还有一条，那就是全身主要的静脉。

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现代实验生理学创始人——克洛德·贝尔纳就曾做过一个实验。

为了研究动物的心血管问题，克洛德直接将导管插入了活着的动物心脏内。

克洛德惊讶地发现，实验动物仍能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没有什么异常，更没有死去。

尽管他的妻子因此认为克洛德在虐待动物还和他离了婚，走上了反对动物实验的道路。

可克洛德仍然认为，这是为了科学，并且动物也没出现不良反应，又怎么说得上是虐待呢？

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听说了克洛德的实验，福斯曼的脑子里灵光一现。

既然实验动物没太大反应，那人是不是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探知心脏内部的秘密呢？

很快，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医生叔叔。

没想到的是，他不但没有得到支持，还挨了一顿严厉的批评。

福斯曼

可福斯曼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他的设想与实验呢？

他又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司施耐德。

上司施耐德是当时医院里的外科主任，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实验有着重大的意义。

年轻的福斯曼

但施耐德也明白，福斯曼不过是个刚踏入医学界的毛头小子。

他尚无建树、籍籍无名，还敢这样贸然打破禁忌，注定招致灾祸。

因此，施耐德好心地建议福斯曼先进行一些必要的动物实验，确证他的实验的安全性。

但倔强的福斯曼哪里能听得进这样的建议。

他一心只想快点完成实验，想立刻就知道心脏内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可没有他上司的许可，他根本连手术室的大门都打不开。

强攻肯定是不行，思考了一番，福斯曼还是决定靠智取。

他翻看着医院的人员名单，手指滑过一个又一个名字。

嗯，就是她了，福斯曼合上了人员名单。

他决定要从那位负责管理手术室的护士格尔达·迪岑（Gerda Ditzen）下手。

只要格尔达愿意参与他的实验，那他就能拿到所需的材料和器械了。

在这之后，福斯曼就成天绕着格尔达打转。

他邀请格尔达共进晚餐，将自己珍藏的专业书籍借给她看。

下班以后，他还常把格尔达约到咖啡店，谈论他们对于医学的共同热爱。

一开始，格尔达在听到福斯曼说要将软导管塞进心脏，也莫名恐慌。

可在福斯曼的软磨硬泡，并在福尔曼答应“愿意一起分享成果”的诱惑下，格尔达动心了。

不过这位护士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她想成为第一个人体实验对象。

福斯曼先是一愣，随即笑了笑，便欣然同意了格尔达的要求。

1929年的某一天，福斯曼与格尔达鬼祟地溜进了手术室。

空无一人的手术室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两个人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不同的是，福斯曼是因为兴奋，而格尔达则是因为紧张。

福尔曼告诉她，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疼痛和并发症，还是打麻醉药物稳妥一下。

按照吩咐，格尔达在准备好了手术所需的材料后，便躺上了手术台。

可福尔曼的下一步动作，着实吓坏了忐忑的格尔达。

格尔达的手脚被福斯曼迅速捆起，并绑在了手术台上。

见格尔达的惊慌失措，福尔曼才连忙解释道，这只是为了防止她在手术中乱动。

格尔达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看福斯曼在一旁忙碌着，她还索性开始闭目养神。

然而，趁着格尔达没注意，福斯曼竟悄悄地背过身子，在自己的左臂打了局部麻醉药药物。

是的，福尔曼从来没想过在格尔达身上做实验，他只想通过格尔达获得使用手术设备的权利罢了。

当麻药起作用后，福斯曼就用手术刀切开了自己左臂肘部正中静脉。

之后，他便拿起一根润滑过的导尿管，缓慢地插入到自己静脉大约30厘米处。

当他用无菌纱布盖住了切口后，他这才解开了绑着格尔达手部的绳子。

而躺在手术台上的格尔达看到这一幕，吓得整个人都呆了。

如梦初醒的格尔达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福斯曼利用了。

导尿管

虽然格尔达被气到直哭泣，但眼前这一切已无法逆转了。

毕竟手术不能前功尽弃，格尔达也只能送佛送到西地，继续配合着这位狡猾而疯狂的医生。

随后，她便搀扶着福斯曼走到了楼下的X射线室。

通过镜子里荧光屏的指引，福斯曼再一步一步地将导管深入自己的身体里。

他以为会感受到刺痛，以为自己会晕厥过去。

可事实是，之前他所预料到的疼痛和各种糟糕情况都没有发生。

福斯曼捏着导管，紧紧盯着镜子里的景象。

导管越来越深，X射线室里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生怕一个不小心，面前这位疯狂医生就会死去。

终于，当导管深入福斯曼体内65厘米时，导管进入了福斯曼的右心房。

那一刻，看着X射线荧光屏上的图像，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感叹。

福斯曼自己也觉得十不可思议，当导管进入脆弱而敏感的心脏，他不仅没有感受到丝毫的疼痛，反而“感受到了一丝如太阳般的暖意”。

福斯曼的疯狂举动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医院。

不到一个小时，医院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有个“不要命的疯子”把导尿管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福斯曼心脏导管术X射线片

福斯曼的顶头上司施耐德虽气得不轻，但却也明白，这是一个颠覆医学界的实验。

在施耐德的建议下，福斯曼也将心脏导管术用在了治疗上。

他为一位因产后感染性休克而昏迷濒死的病人进行了心内插管，并直接进行了肾上腺素的注射。

实验结果证明，心内注射的效果比外周静脉注射的效果好多了。

后来，福斯曼还在自己身上做了9次自体实验，几乎用尽了自身所有的周围浅静脉。

由于先前的血管已缝合，他还改用大腿上的静脉，先将导管推进腹部的主要静脉，再往上推入心脏。

此外，他还将50%的碘化钠溶液（最初的造影剂，不透X射线）注入导管，拍摄了极淡的右心影像片。

最后一次，他甚至还尝试往自己主动脉内注射入造影剂。

只是这次运气不太好，针头不慎戳中了神经让他痛苦不堪。

当时，针还差一点就碰到了脊髓。

后怕的福斯曼知道自己离终身瘫痪只有一针之遥，他这才停止了这些疯狂的自体实验。

之后，他便把研究成果写成了论文，报告了心脏导管术及其在诊断、治疗上的应用。

同一年的11月，福斯曼在柏林的学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他本以为自己能凭借这篇论文，跻身于心脏病学学术圈中。

可谁知道，台下的医生们却对他嗤之以鼻。

“靠这些小把戏你可以在一个马戏团获得教授资格，但在一个严谨的德国医院，没门！”

福斯曼的论文

这篇被学术界称为“小丑表演”的论文在媒体中炸开了锅，人人都在讨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

而他这种逾越道德的自体实验，虽带来了临床心脏病学的一大进步，但也毁掉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压力与舆论不断地打击着年轻的福斯曼，甚至还有一些资深的外科医生说他剽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纵然经过仔细的调查，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

可这些事情，都让福斯曼感到心灰意冷。

他放弃了自己的研究，成为了一名泌尿外科医生。

二战时，他还加入德军，成为了一名军医随军打仗。

当他的论文终于被大洋彼岸的美国研究者重视起来时，他还在美军的战俘营中，直到1945年才获释。

获释后的福斯曼依然郁郁寡欢，在医院里从事着泌尿外科的工作，再也没有触碰心脏外科的实验。

大洋的彼岸，心脏导管术发展得如火如荼，已经积累了上千例的临床实验。

但在一些公开发表的冠心病历史书中，甚至只字未提这位泌外医生的心导管创举。

而远在德国乡村医院的福斯曼，也只有在泌尿外科，看着那最经常使用的导尿管，才能忆起当初的疯狂了。

195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福斯曼、考南德和查理兹）

直到1956年的10月，福斯曼与另外两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消息传遍了全球，他才终于为世人所知。

这位被学术界遗忘了20多年的乡村医生，被学术界讥笑为“小丑”的“疯子”，终于杀回了自己的主战场。

他先后成为了德国外科学会委员、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委员、瑞士心脏病学会委员…

福斯曼开创的这一方法，奠定了如今的多种心脏手术的基础，更是救活了数不清的病人。

这位勇敢而倔强的医生，更成为了现代的心脏病学的开创者之一。

而他曾经进行自身实验的那家医院，也改名为——沃纳·福斯曼医院。

80多年前，就在这家医院的一个手术室内。

一位25岁的见习医生将一位护士捆在手术台上，转身就将导尿管插入了自己的静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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