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晨 || 近代中国天主教徒的皈依动机——以直隶乡村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近代以降，天主教会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迅速扩张和发展起来，皈依教徒人数甚多。在宗教心理学上，皈依通常是指从不信仰宗教转到信仰宗教，或者是从一种信仰传统转到另一种信仰传统。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及社会环境的不同，人们加入宗教团体的动机各不相同。目前，学术界虽有个别学者对近代天主教徒的皈依动机给予一定关注，但缺乏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笔者根据宗教心理学对于皈依的定义和分类，拟以直隶乡村地区为例，对近代中国天主教教徒的皈依动机做一类型学的分析和诠释。
所谓理智型皈依，乃是“通过书籍、电视、文章、讲座和其他对社会影响不太重大的媒体来寻求关于宗教或属灵问题的知识。皈依者主动探索分析以决定是否皈依。一般来讲，其信仰产生于参加宗教礼仪或加入相关组织之前”。实验型动机，指人们先对宗教进行考验，然后才做出承诺。这两种皈依动机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是一种渐进的皈依方式。
（一）理智型动机
近代以来，直隶乡村一些略有文化的教徒的皈依属于理智型动机。他们主要通过阅读宗教书籍，研究天主教教理，在理解与认同的基础上，进而加入教会。
综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和《献县教区义勇列传》两套资料，统计教徒近5000人，其中通过研读宗教书籍渐近皈依天主教的乡民甚少，典型事例不逾十例。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清季同光年间知识分子很少皈依天主教的事实。笔者对《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以下简称《致命》）一书中教徒职业分册作了统计，总计有明确职业记载者共512人，以务农者居多，共计254人，占49.61%，其次为手工匠人62人、仆人佣工52人、杂役46人，四者合计414人，占总人数的80.86%。另有行医者18人、教书者4人、官差者15人、洋差者6人、商人55人（其中小商贩29人、开铺商人22人、不详者4人）。这些务农者、佣工仆人、手工匠人及杂役基本处于文盲及半文盲状态，缺乏阅读书籍的能力。教书、行医等职业者虽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但人数较少，两者相加不过20余人。而以商贩、官差、洋差等谋生的乡民文化知识水平亦不高。从上述教徒职业分类统计看，晚清直隶教徒多以下层平民百姓为主体，乡村知识分子与士绅基本淡出教徒群体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天主教会触动了士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排斥。同时，近代天主教带有的殖民主义色彩伤害了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他们不愿意加入被视为外国教的天主教。相反，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村民众，因面临动乱、灾荒等方面的威胁，往往易于被劝化入教。
理智型皈依作为纯宗教式的皈依，是对宗教教义的真正理解和信服。这种皈依因受民众个人文化水平的制约，一般发生在略有文化、粗识文字的民众身上，对于文盲民众则不适用。近代直隶乡村，理智型皈依的天主教徒并不占多数。
（二）实验型动机
在近代直隶乡村教徒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存在民间秘密教门成员及其他宗教教徒改信天主教的现象。笔者经过研究发现，直隶秘密教门成员的皈依并不像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山东研究的那样，“教派组织成员改信基督教的最普通动机是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在直隶乡村，一些民间秘密教门成员改信天主教的主要原因在于“好道”。针对两种宗教教义的不同甚至对立，这些教徒没有盲目排斥或信奉，而是经过考验、对比、研究，然后才做出承诺，改信天主教。北京白鹿寺人白本笃入一炷香教，与信奉天主教的族兄辩论道理三年，渐为天主教的一些道理折服，终于领洗进教。中国民间秘密教门种类繁多，教义纷杂。与天主教相比，其教义缺乏相应的哲学深度与理论根基，在解释世界起源及人类生死等重要问题上不如天主教教义完整、深刻。民间秘密教门的一些教徒正是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上述差异，在宗教对比过程中逐渐接受天主教。
如果说民间秘密教门较之天主教存在教义上的劣势，那么，与天主教教义基本类似的耶稣教教徒为什么改信天主教呢？这一问题可以从下述事例中找到答案。原为耶稣教徒的涿州杨家楼村民李庆和听天主教徒说“耶稣教是路德马丁所立，谓之裂教，万不能救灵魂”，“始知迷途误入，急思弃假归真”。故城县小月庄韩坤平为寻找真教，“舍离了祖传的外教进了誓反教（耶稣教），到后来见誓反教论说纷歧不相统一，遂又舍弃了誓反教进了天主教”。上述耶稣教徒改归天主教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耶稣教为裂教，天主教为正统教；二是认为耶稣教派门林立，论说分歧，天主教组织完整，教义严密。这些教徒限于自身条件，不可能对两教的教义进行充分的研究，只能把一些基本教义做对比，由此得出不利于耶稣教的结论，导致部分耶稣教徒转奉天主教。
在他教改信天主教的教徒中，佛教徒占相当大比例。这些佛教徒在接触到天主教后，多被天主教不同于佛教的新鲜教义所吸引，进而验证考察，直至最终领洗入教。武清县牛镇村佛教徒阎大海的邻居皈依天主教后，向其讲解天主教死后救灵魂、升天堂享永福的道理，大海觉得“句句入耳动心，情愿保守奉教”。阎大海皈依天主教的事例说明，天主教在解释生从何来、死归何所等人生诸重要问题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独到见解，其迥异于佛教的教义让长期浸润在佛教文化中的教徒耳目一新，这些教义爱好者本着对宗教的考验与追寻，逐渐接受了天主教。
实验型皈依动机亦是一种纯宗教性质的皈依。皈依者出于对新宗教的兴趣与爱好，开始对新宗教进行研究、考验，或皈依新宗教，或坚持原来信仰。前文所述例子属于前者。当然，他教改信天主教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他教教徒出于维护自身宗教考虑，对天主教多持排斥态度。
二、神秘型和感情型动机
神秘型皈依通常是指由幻象、幻音或其他离奇的体验引起的突发的、精神创伤性的顿悟。感情型动机是指个人在遭受生理、心理或经济等方面的“丧失”时，出于感情需要而皈依宗教的现象。“在感情型皈依中，人际关系应作为皈依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被一个团体及其领袖人物们关爱、呵护和认可的个人经历。”从上述两种皈依动机的特征看，两者都是一种突然发生的、非理智的皈依。
（一）神秘型动机
近代直隶乡村天主教徒自述因异象、异音和其他超自然的神秘体验而皈依天主教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获鹿县西里村（今属石家庄市）一个秘密教门成员皈依天主教的事例。该村约有20户村民属于白莲教，可其中有几个人相信听见一个神秘的声音，命令其“寻找十字架”。他们到河南和山西各地寻找“十字架”，但一无所获。后来其中两个人到邻村帮工，偶然在一个教徒家中看到一本祈祷书，该书以“Per Siqnum Crucis”（通往十字架）一词开始。他们忽然意识到这就是一直寻找的宗教。听了解释并读了该书后，他们与同村人至正定府拜见了董若翰主教，受洗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邻村东焦村等也愿信奉天主教。从该事例看出，神秘声音是引导西里村这批秘密教门教徒放弃原来信仰而皈依天主教的主要原因，是典型的神秘型皈依。
神秘型皈依教徒中有人自述曾梦见已故亲人、乡邻“显灵”，从而导致他们入教。河间县蔡间村秘密教教徒王端林说，是其哥王端升死后“发显”给了他，才突然改信天主教。在宗教徒看来，兄弟关系紧密，亲人“托梦”“显灵”等尚属人之常情，不足为奇。下述发生在深县高士庄的事例，则被教徒看作是一个灵迹。此村天主教徒刘本原在义和团运动时致命，七八年后，该村大香头刘洛三临死时忽然说：“刘本原奏着音乐来迎接我了，我愿意奉教，跟他去升天堂。你们快去请奉教人来给我付洗。”其领洗后不久去世，临终前嘱咐全家人学经奉教。刘洛三与刘本原并无亲近的血缘关系，且时隔久远，刘洛三又为大香头，笃信佛教，照常理讲刘洛三与刘本原不可能有“托梦”“显灵”的机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刘洛三自述的异象被天主教徒看作是刘本原死后已升天堂的证据，刘洛三的皈依属于神秘型皈依动机。
神秘型皈依作为典型的皈依现象，在直隶乡村民众中发生较多。这些神秘体验多由教徒自述得来，或是梦境，或是幻象，抑或是偶发事件，无法验证其真实性，加之教会极力烘托渲染，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对于乡民来说，那些让他们无法理解的异音、异象等，无疑激起了其对天主的崇敬与恐惧，促使他们下决心皈依天主教，从而完成向天主教的神秘型皈依。
（二）感情型动机
在宗教心理学中，多数学者把心理冲突与感情需求作为皈依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理斯·Y. 格洛克引入“短缺”这个概念。“短缺”的英文原文为“deprivation”，含有被剥夺、丧失等意，社会学家用它来表示人们需要有或应该有的东西却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得到。“短缺”导致人们心理冲突与感情失衡。为了寻求感情的放松和理性的解释，皈依带有彼岸世界性质的宗教群体成为逃避艰难现实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手段。宗教团体及其领袖和成员对“短缺”人员的照顾、关爱与抚育，慰藉了他们的心灵，促成了他们对宗教的皈依。这种皈依在宗教心理学上被称为感情型皈依动机。
近代直隶乡村部分教徒的皈依属于感情型皈依。以任邱县石家营村刘王氏为例，她被丈夫虐待、抛弃后，与幼子靠乞讨度日。段家坞连姓教徒见其可怜，借房让其住，又给她银钱，教她做小买卖糊口。在刘王氏母子生活安定后，连姓教徒开导劝说她皈依天主教。后刘王氏母子都领洗进教。刘王氏属于典型的感情型皈依。她身处社会最底层，心理受到严重伤害。在此种状况下，连姓教徒的关爱与帮助对她无疑是最好的感情支持，其所介绍的“穷人安身顺命，死后可以升天堂”的天主教道理也容易为刘王氏认同，为她贫穷困苦的境遇提供了很好的心理慰藉。出于对连姓教徒的感激与对天主教的感情需求，刘王氏皈依了天主教。
在感情型皈依的教徒中，有一类特殊的人群比较引人注目，那就是狱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狱囚身陷囹圄，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格和自由，有些死刑犯甚至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多数狱囚感情麻木，心灵扭曲，精神萎靡，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与目的。这些为社会所不齿的狱囚，自民国以后逐渐为天主教人士所关注，成为他们劝化的对象。较早开展狱囚皈依的是北平公教进行会。自1929年秋开始，北平公教进行会宣讲团在各监狱宣讲，成效卓著。后又赴天津提倡。至1930年12月，天津公教宣讲团在第三监狱宣讲22次，该监狱罪犯李铭决意保守进教。安国、宣化、献县等直隶其他地区也纷纷开展狱囚皈依工作。在河北宣化府，1936年出席公教进行会成员举办的演讲会的犯人数目众多，权威部门只好批准用篱笆围起的场地做讲演所去容纳他们。
上述资料表明，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直隶各教区乃至全国天主教界都非常注重对狱囚的皈依。天主教会深知狱囚缺乏人们的关爱与同情，这时天主教人员伸出友爱之手，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感激。天主教救灵、赎罪及天堂、地狱等教理，又给狱囚们深怀罪恶感的心灵带来了安慰。据教会文献记载，囚犯在没有听天主教道理之前，往往厌世悲观，其后则眉开眼笑，痛苦大减。正是出于精神支持与心灵慰藉的需要，一些囚犯皈依天主教，甚至一些死刑犯出于死后救灵考虑，也在刑前领洗进教。因此，把狱囚皈依归为感情型动机应是成立的。
三、社会型和婚姻家族型动机
四、宗教功利型和世俗功利型动机
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多神论现象的实质在于皈依者的实用功利动机。在天主教的传播过程中，一些乡民认为天主比其他众神灵验有效，从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出发，最终皈依了天主教。这种皈依既带有一定的宗教成分，更带有实用功利目的，因之称为宗教功利型皈依。世俗功利型动机是指完全没有宗教成分的皈依，皈依者纯粹出于世俗目的和实际利益需要而加入天主教。
（一）驱魔功效型的宗教功利型动机
在中国民间信仰中，附魔和驱魔的观念是很普遍的，由此衍生一批以驱魔为职业的巫师等。他们宣称能以符咒、“仙术”等手段降妖伏魔，引起乡村民众广泛信仰。在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较量中，宗教的灵验性成为它们吸引民众信奉的关键。为了争取大量信众皈依天主教，一些传教士和教徒经常充当驱魔士的角色。永年教区田水庄袁炳政因母屡患附魔病，请奉教先生为其母驱魔治病，并许诺好后全家人入教，半月后母病果好，因而全家领洗。1934年，交河县淮家洼村王泉亭请司铎佘裕仁为其家驱魔成功后，乡民惊异，“有突变平素蔑视信友态度者，有来叩问公教道理者，甚有改奉公教者。二旬之间，请司铎到家驱魔者，竟有四五十家之多”。
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是否真的具有驱魔功效，迄今仍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就近代直隶乡村的多神信仰传统而言，某些乡民对天主教的驱魔功效毫不怀疑。一旦认为天主教比传统民间宗教更为灵验有效，便毫不犹豫地领洗入教。从其皈依动机看，主要是实用功利目的使然。当然，其皈依并不完全是纯粹的功利目的，还含有一定的宗教动机。传统的附魔观念及鬼魂信仰为乡村民众接受天主教的魔鬼观念准备了前提。正是本着实用功利目的的驱动和对天主教基本教义的某些认同，部分乡民在天主教驱魔“成功”后自然而然保守奉教。他们的皈依被称为宗教功利型皈依。
（二）天堂吸引和地狱恐惧型的宗教功利型动机
天主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对“生从何来、死往何所”等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做出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阐释。天主教认为，人是由天主所创造，人只有信仰天主，死后灵魂才有可能进入天堂。那些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死后灵魂会下地狱，受地狱的苦痛，即“永火”。相对于天主教来说，佛教所阐释的涅槃彼岸对芸芸众生的小民来说是难以企及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功绩和过失引起的果报在“六道轮回”中沉浮流转，永无了期。在这种情况下，深受佛教影响的直隶乡民一旦接触天主教，多为天主教所宣扬的天堂美景所吸引。对于实用功利的乡民而言，天堂作为人之灵魂的终极归宿，不仅使他们摆脱了无休无止的“六道轮回”，而且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比进入佛教涅槃彼岸容易得多。在他们看来，只要信仰天主，遵守教规，死后灵魂就可以得救。出于对天堂向往和对地狱恐惧的宗教功利性目的，直隶乡村一些民众皈依了天主教。
天津宝坻县后六家口村程永才的皈依属于典型的天堂吸引型动机。程永才在天津作活时，“常闻圣教道理，恭敬一个天主，死后方能救灵魂，升天堂，便立志信教”。升天堂、享永福是乡村教徒普遍而真实的愿望，特别是对一些年老的乡民有更强的吸引力。以通州龙庄刘国禄之母为例，其屡次拒绝信奉天主教，80岁时，自觉终期已近，担心死后无人为她焚香烧纸，祭奠她。在孙女劝说下，立时保守教规。刘国禄之母表面担心死后无人祭奠，实际是对死亡充满了焦虑，临近终期的她渴望进入天堂。出于这样的功利目的，她毅然皈依了天主教。
直隶乡民在对天堂充满向往的同时，对地狱则更加恐惧。中国佛教及民间宗教中，不乏对地狱的恐怖描绘。尽管天主教描绘的地狱与乡民熟知的地狱有很大不同，但地狱给他们所带来的恐惧感是相同的。对地狱深深的恐惧感是促使部分乡民入教的真正动机。天津宝坻县小薄甸村刘柱儿在教徒王静安剃头铺做饭，王静安常劝其奉教，“伊初闻不欲，后闻不奉教恭敬天主，死后下地狱、受永苦，伊甚畏之，即方欲保守奉教”。刘柱儿的皈依属于典型的地狱恐惧型动机。
无论是天堂吸引型还是地狱恐惧型动机，均是对彼岸终极目的的追寻与关怀。这种追寻与关怀除建立在对天主教基本教义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外，也具有某些功利目的。与佛教的彼岸世界相比，天主教的天堂乐园不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而且简单易行，普通教徒一般都可以达到灵魂得救的目的。这就解脱了佛教生生死死“六道轮回”的烦恼，灵魂从此得到永生。同样，当某些乡民闻知不奉教灵魂将要下地狱时，出于对地狱的恐惧，赶紧领洗进教。因此，天堂吸引型与地狱恐惧型动机不仅具有宗教成分，亦包含一定功利目的，属于宗教功利型动机。
（三）诉讼型的世俗功利型动机
近代以来，天主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治外法权，干预地方政务，介入民间词讼，“成了政府中的政府”。天主教会的政治优势吸引了普通乡民的注意。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处于官僚、绅士的强权压制下，毫无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当无奈、悲哀的乡村小民看到教会拥有对抗地方官僚、绅士的权力时，出于维护生存权利的需求，转向教会寻求保护。一些传教士则利用乡村民众的上述心态，以帮助打官司为承诺，吸引乡民入教，由此开创了诉讼传教方式。
直隶西南宗座代牧区主教董若翰是诉讼传教方式的代表。仅他亲自处理的案件即有多起，新乐县东田事件是其中典型的案例。该县南青铜村一张姓富户仗势欺压邻近东田村村民，东田村民状告张家未果，遂去见董主教，并许诺：如果主教能保护他们，就全部信教。主教施加影响，使张姓富户的张四彪被杀。东田村民感到高兴，主教为他们派了要理老师，其后建了一座小堂。“董若翰时代有100多人，现在有300多名教徒，成为那个堂区的主要地方。”
上述因诉讼而入教的乡村教徒，多数是迫于官僚与士绅的欺压，为求得生存，以入教为条件，寻求教会保护。可以说，他们入教是在世俗功利目的驱使下，为挽救生存危机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当然，在诉讼式教徒中也不乏恃教为护符的不法乡民。教会在义和团运动后逐渐放弃了令人诟病的诉讼传教方式，诉讼教徒也随之减少。
（四）政治庇护型的世俗功利型动机
天主教会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不仅为一些乡民赢得诉讼，也为那些遭到政治迫害和强权欺压的乡民提供了保护。一些乡民出于躲灾避难的世俗功利目的入教，以寻求教会的政治庇护。
近代直隶乡村因不同原因遭受政治迫害的乡民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为秘密教门组织成员。周锡瑞指出，秘密教派组织成员入教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方面的：他们需要保护。周锡瑞的研究主要反映了山东省的状况，直隶乡村民间秘密教门成员为躲避政府迫害而入教的现象不如山东省典型与普遍。在现有资料中，笔者仅发现几则材料。其中一则是周锡瑞书中所提到的资料：19世纪70年代，在直隶东南部地区有5000～6000名白莲教徒皈依了基督教。另一则材料是广平县张洞村开教。1850年左右，南方柰卦在广平、肥乡一带暴动失败后，改奉天主教者颇多。张洞村张兴旺等多人一同入教，其目的在奉天主教后，支应门户，不被逮捕。这里秘密教门成员躲避政府逮捕、寻求教会保护的功利目的十分明显，是典型的政治庇护型动机。
在周锡瑞的研究中，土匪亦经常寻求教会保护。他们因怕捉拿“摇身一变成了天主教徒”。周锡瑞由此得出结论：皈依基督教者绝大多数是秘密教门成员、土匪和穷人。对于周锡瑞阐述的山东模式，李仁杰提出不同看法。他从总理衙门的案例和法国传教士的信简中都没有找到土匪团伙为直隶地区天主教所吸收的证据。在大多数村庄，至少在地方权力斗争这个阶段，天主教徒似乎同传统的教门、土匪相冲突。笔者尽管也未找到直隶乡村大批土匪加入天主教的证据，但并不否认有土匪皈依天主教的事实。直隶东南代牧区即有一例。1867年，大名府张东村的土匪因抢劫犯法。他们找神父鄂答位帮助，神父为四位主要人物领洗后去见长官，说他们已成为教友，保证完全悔改。就普通乡民而言，加入会匪与加入天主教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其摆脱生存危机的一种手段。如果秘密会门或土匪组织不能保护其生存权利，他们转而会加入天主教会。
在政治庇护型皈依动机中，因躲避战乱而入教的乡村教徒属于其中的一种类型。直隶乡村社会自近代以来，战乱频仍。一些民众为躲避战乱寻求天主教堂的庇护，抗日战争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大名1937年冬被日军侵占后，男女老幼数百人涌入天主教堂避难，避难男女纷纷要求受洗入教，于是教徒大增。
直隶乡村教徒政治庇护型动机除上述几种情况外，还有部分义和团团民害怕教徒、教会报复而入教。涿县百尺竿乡细各庄原本无天主教徒，该村义和团曾攻打过西什库教堂，运动失败后法国人到处追杀义和团员，并扬言说“只要奉天主教，就可以不杀”。一些人为了活命就奉了教。细各庄一些义和团员之所以从反教斗士陡然变成天主教徒，主要原因是害怕教会报复，他们的入教是政治色彩很浓的皈依。
直隶乡村向教会寻求政治庇护的乡民成分相当复杂，既有反抗政府的教门成员，也有扰乱社会的土匪；既有走投无路的义和团团民，也有躲灾避祸的普通乡民。他们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出于世俗功利目的，都向教会寻求庇护。教会利用治外法权等特权，为上述各类人提供保护，引起民众不满。特别是土匪等人的入教，极大损害了教会形象。在口述资料中，有人认为“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这种说法虽言过其实，但也代表了社会部分人士对教会的看法。当然，教会为战祸中的乡民提供保护，则引起了当地乡民的称赞与感激。可以说，政治庇护型皈依是直隶乡村教徒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出的一种有利于自己生存的选择，是世俗功利型动机的主要类型之一。
（五）生计所迫型的世俗功利性动机
近代直隶乡村多数农民入不敷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乡民的贫困与灾荒，天主教会开创了以经济救助为手段的传教方式。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一些为生活所迫的贫民与灾民出于生计需要的功利目的入教，以寻求教会的经济救助。
直隶乡村最需要救助的是生活无依的孤寡老人和年幼孤儿。他们由于得不到政府及社会慈善机构的有效救助，濒临死亡。在这种困境下，一些人只得皈依天主教，来寻求教会慈善机构的帮助。涿州北张村的边玛利亚年老无依，求教徒送到仁慈堂中保守，“始沾领洗之恩，后在南堂养老院中养老”。东安县北长道村张自海弟兄二人幼年父母去世，家贫无度。他们求教徒送至南堂为婴孩，数年后领洗。
除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外，一些在生活上突然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的贫民为从教会获得救助，也本着世俗功利目的加入天主教。最典型的事例是河间县范家圪垯村的开教。1877年该村亢旱成灾，村民外出讨饭。灾后回家，因缺乏农器、牲畜无法种地。村人拜见神父贺乐耽，求借一头毛驴，并许诺说：“若蒙神父垂允，我们十来家人，都一齐奉教。”司铎出钱让村民买驴耕地，村民从此保守奉教。
近代以来，购买或租贷大量土地吸引移民耕种，进而促使移民奉教是塞外天主教会的一种重要传教方式。为了吸引关内移民，教会规定了三个办法：一是以低价租给迁来的人民以田地、农具、耕牛；二是代迁来的人修盖房舍，建立新村；三是确保治安。教会的这些优惠条件使大批移民接踵而至，他们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纷纷加入天主教，由此形成了南壕堑、七号村、平定堡（今沽源镇）、公会村、锥子山（今围场镇）、沙拖（陀）子等多处教徒村。
灾民是世俗功利型动机最为典型的入教人群。近代以来，直隶乡村灾荒频仍。许多传教士加入赈灾行列，由此开创了赈灾传教方式。教会以各种方式对灾民实行赈济，但前提是灾民必须研究教义并学习必要的经文。1910年10月，献县教区还规定：接受教会赈济者须表示接受信仰并交出财产抵押卷，中途不肯入教者须交还赈济款并领回财产抵押卷。在教会的严格要求下，许多灾民为了活命，只能以入教为条件，换取教会的赈济。1917～1918年直隶大水灾中，直隶东南代牧区有700名灾民领洗入教。
与灾民世俗动机类似，直隶乡村也存在一批以“吃教”为目的的贫穷乡民。直隶北部代牧区主教林懋德曾创立免费供给望教者饮食的传教方式。1900年后，有些教区进而发给望教者银钱，让他们自己解决饮食。天主教会的这种传教方式对于在死亡边沿苦苦挣扎的贫民无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中共太行区党委1944年对邢西党内教徒调查统计，共有天主教徒15人，其中三人载有明确入教动机，都是“为了吃点粮食”。一些口碑资料也反映“穷人入教为的是沾点便宜”。这些为贪图教会饮食、粮食及钱款而入教的贫苦乡民被称为“吃教者”。民间流传的“你为什么奉教，我为小钱八吊；为什么领洗，为了一斗米”等歌谣，正是“吃教者”入教动机的真实写照。
（六）治病型的世俗功利型动机
直隶乡村民众由于不讲卫生、缺乏必需的医疗条件，导致疾病流行。针对这种情况，天主教会在各地设立施药所、诊疗所或医院等机构，一面为乡民免费施药治疗，一面向他们宣传教义。在教会的救治下，一部分乡民出于对教会的感激而进教。另有部分乡民则以病愈奉教为条件，寻求教会医疗机构救治。
近代直隶乡村为治病而入教的乡民很多。延庆县上百泉村张兆龙妻口上生疔疮，其岳母请教徒郭满堂医生医治，郭满堂劝她奉教认识天主。她说：“你要把我女儿的疮治好了，我一定奉教。”郭满堂将毒疮割下，数日而愈。张兆龙之妻先保守奉教，后兆龙及岳母也领洗奉教。张兆龙全家奉教属于典型的世俗功利型动机。张兆龙岳母在女儿身患重病时，以治愈女儿为入教条件。在其世俗功利目的达到后，他们即遵守承诺皈依进教。
与上述承诺型动机比，直隶乡村多数病民因得到教会救治感恩进教。任丘县石家营村刘桂林在天津忽染重病，穷困无归，仁爱会修女将其收入医院诊治，刘桂林“甚觉感激，听修女的善劝，弃邪归正，领洗进教”。京郊农村一对父子亦因感恩而入教。1916年，其子来京寻父病倒，被修女救治，“其父则为慈善之念所感动，甚愿得闻圣道，遂与童子领洗归真”。无论是承诺型教徒还是感恩型教徒，均是本着治病功利目的而入教，他们的皈依属于世俗功利动机。
五、结语
谭桂林 || 现代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信仰书写——以冰心、北村、丹羽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