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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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艰难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建立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值得珍视的成绩，为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9期

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明确目标。总结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的学术收益，能为今日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带来些许启示。

中国近代史学学科体系与国学、文化史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标志，是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新史学”的提出，在现实层面是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新史学”在学术层面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具有两千多年悠久传统和深厚积淀的中国古代史学，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适合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路径。面对“西学”，中国旧有学问在清末民初出现了“国粹”“国故”“国学”的称谓，虽凸显了中西学术的分野，但也在客观上明确了未来中西学术融通的趋势，即中国传统学问体系如何转变为现代学术系统的学科分类体系。

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了“整理国故”运动。胡适给出的“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方法是：“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这其实是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将“国学”对接于“中国文化史”，用“文化史”统整“国学”，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中国近代史学的学科体系得到初步明确。经过“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否定，再到“整理国故”运动以“整理”的态度对待传统学术，直到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中国近代史学在学科体系上开始打通新旧史学的界限。胡适等人从学科分类角度提示了古代史学转型近代史学的方式，这次变化勾勒出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新面貌。

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对中国近代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1936—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共41种，其中很多专史成为开近代中国专史研究领域先河之作。文化史的“兴旺”带来的历史学分科而治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分科治史的具体实践，是近代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

然而，用文化史取代旧有的史学分类体系的努力，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胡适在1923年初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时只能在传统学术典籍中归纳出思想史和文学史两部分，其他部分不得不付之阙如，清华学生因此对胡适所说的中国文化史的十个方面提出质疑。王云五编纂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本着“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的宗旨出版了40余种文化专史，但柳诒徵指出如此分科治史难以避免内容多有重复且因分科“纵断”而失去因果联系的弊端。

从今天的角度看，前人对文化史的意义看得有些过重了。梁启超、胡适等人把文化史视为旧史学的替代对象，甚至赋予文化史以颠覆传统史学的使命，这样做的确夸大了“文化史”的承载范围。文化史研究本身只是将研究眼光聚焦于传统史学一直较少关注的文化史诸方面，当人们想要更新传统史学的治学模式和研究内容时，受到日本“文明史”和西方“文化史”的影响，文化史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对新的史学研究模式的寄托；文化史分科而治的特点便于撬动旧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壁垒，文化史多种专史研究领域的开辟，使中国史学构建新的学科体系成为可能。然而，文化史所关注的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文化”部分，并不能涵盖历史发展的其他各个方面，自然也不能承托历史学学科架构中的全部内容；如果把文化史的范围扩至胡适所说的过去一切的历史，那么文化史则又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勃兴，便是文化史所望尘莫及的，唯物史观史学强调用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也是文化史难以企及的。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随着高校历史院系专业设置与教学建制的逐渐学科化、正规化，以及专业历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及研究工作的展开，“国故”“国学”类概念出现和使用得愈来愈少，一些高校建立的“国学院”，大多是有“国学”之名，而行现代范式研究之实，历史学已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民国时期高校历史专业开设的断代史、专史、研究法、文献学乃至近世史、西洋史类课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并举，文化史回归其作为一门专史的原本位置，都昭示着史学转型过程中近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重构的新形态已渐次成型，而其间的得失损益，特别是“国学”与文化史在近代史学学科重构中潮起潮落、由显到隐的反转过程及曾经产生的作用，是今日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不能不重视的，也是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能不关注的。

汇古今中西于一体的

近代中国史学学术体系

基于历史学学科属性，在历史学学术体系方面，新史料的发现、新旧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史料观念的变化，对于夯实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新史料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以考证史料、“据事直书”为宗旨的德国兰克史学，被傅斯年等介绍和运用于中国史学研究中。新旧中西诸种学术元素促成的清末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学术体系趋于以史料考证为本位，后人更将其统称为“史料派”。然而考证并不能构成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全部，历史学学术体系应以历史观、历史认识及方法论为主体和灵魂。“史料派”成为民国时期史学主流，只是中国史学近代化初期的探索成果，与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尚有较远距离。

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是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中最具影响的两大历史观。“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进化史观的确具有改变国人历史观念的重要作用。进化史观的各种因素均渗透到近代史家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框架中，成为当时历史学学术体系的主要特征。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更多地取自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引入对人类社会的解释，背后有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色彩。严复等人推崇进化论则是为了强化国人的危机意识，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保种保国、自立自强。源自生物进化论的进化史观，面对人类历史的各种复杂现象，其“线性”历史观的简单化特征，对历史解释难以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进化史观并不足以支撑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不能满足时人对历史学功能的现实需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人们破解社会性质问题的权威理论，并在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被引入到历史学领域。1928年，郭沫若尝试“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标志性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了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构成了包含历史哲学、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诸子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架构，不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很快发展起来，而且充实了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为指导的更具特点的中国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考证史学是通过史料考证达到对史实“知其然”的目的，唯物史观史学是通过史料并运用理论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目的；进化史观主导下的中国历史叙事主要表现为单线演进的历史脉络，唯物史观史学则需要用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性质、考察以社会经济为核心的历史发展各个方面，并且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其现实功能。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复杂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未忽视史料和历史考证的重要性。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郭沫若就在《周易》《诗经》《春秋》等史料之外寻求甲骨文金文等新史料的支持，他本人也因卜辞金文等古文字学研究成就而跻身“甲骨四堂”。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不重视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也不乏郭沫若、范文澜这样具有深厚史料考证功底的史家，只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史料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是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今人需要在总结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建构得失损益的基础上，充实健全以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体系为核心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框架及理论内涵。

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及话语权

相较于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历史学话语体系大概是近几十年才明确的概念。笔者浅见，话语体系应该是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展现系统，涵盖了中国史学在历史书写层面的有效表达、掌握学术话语权、展示中国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和学术特色、传播历史知识和普及历史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同样是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如果按此标准以后世的眼光向前考察，中国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同样值得总结。

20世纪初以来，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在历史书写上遇到了很多无法绕开的具体问题。历史著述如何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如何从传统史书体例转变为章节体，都无本可依；古代史籍中的“天下”“夷夏”“大一统”等传统观念，已不能完全适应那些已经了解并接受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民族观等观念之史家的著史需求。用近代观点撰写中国通史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解决，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中国近代史学话语系统在史学转型开始阶段的20世纪初期处于某种“断裂”“失语”状态，笔者认为，当时出版的大量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弥合“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初的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编译自日本的“东洋史”或“支那史”。日本史家更早地用近代历史书写模式来编写中国史书，并为国人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仿效。但是，日籍中国史书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或处理并不符合国人认知或中国立场，编译自日籍教科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会根据需要做出相应的删削、补充、修改与调整。清末至民国年间国内政局动荡，不同的当政者也会对历史教科书有不同要求，故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常冠以“最新”二字。数量众多、版本各异、不间断地修改和重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观点、分期、体例、表述等方面为近代史学的历史叙事模式探索积累了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经历了清末民初不得不借助译介日籍中国历史教科书用于新式学堂历史教学的无奈，特别是看到日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那些贬低中国历史地位、宣扬日本扩张意图的政治元素，编译者自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强烈诉求被激发，而早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中国近代史学初始阶段中国史书写学术实践的作用，实为探索近代史学话语系统的较早尝试。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融通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中国史学和域外史学的学术资源，是中国近代史学不断充实其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过程中的常态，其结果是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中出现了大量来自域外的新概念和以旧寓新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为近代史学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其中一些域外概念转徙自日本，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使用常有误差，而沿用传统术语表达新观念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形成所谓名实不符的话语呈现。因时代不同而出现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果刻意因“名实不符”去怀疑并否定相应历史事物话语的真实性及存在价值，那么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便无从谈起。这些问题在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同样是不能回避的。

从初期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后来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学人，他们介绍的域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中国史家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自主掌握史学话语权的必要性，这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历史还需中国学者自己撰写，中国史家要掌握中国历史的话语权；第二，中国学者必须自己发奋努力，做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让中国史学的学术话语权回归中国本土。如陈垣曾呼吁中国史家要有“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向。历史学话语体系与中国史学的学术地位、学术形象直接相关，是中国史学研究实力的真实体现，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都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当今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是尤其不应被忽视的。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艰难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建立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值得珍视的成绩，为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来看，学科体系总体趋向西式学科分类体系；在新的学科体系的外壳中，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体系一直在融通古今学术内涵、消解中外学术冲突中探寻着中国史学新的学术体系；而话语体系则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下更新其表达方式、拓展其传播途径，并努力掌握学术话语权。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总结近代史学的相关建树，评估其得失，借此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研究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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