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2022巴菲特股东会最强译文来了！（下）芒格：一生避免做三件事和两件始终做不成的事
芒格抢答！指数基金的激烈模式有问题
Q13
贝琪（代问）：目前，被动投资工具控制了美国股票市场将近50%的股票。很多投资者认为，他们更适合通过被动投资工具做投资。然而，随着被动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型指数基金逐渐成为市场上最具话语权的激进投资者。
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手中的权力太大了，他们甚至可以左右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被动投资工具的基金经理手握大量股票，代替投资者行使投票权。我们是否应该制定一些规则，对基金经理的投票权加以限制？请问沃伦和查理怎么看？”
芒格：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提问的人说得很对。目前，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手中的权力太大，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国家的公司治理，怎么能由几个年纪轻轻的基金经理说了算？这不是什么好现象。（掌声）
我认为，指数投资的占比达到90%，指数投资就会失效。到目前为止，投资指数基金还是可以的。
巴菲特：是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基金经理，他们不是坏人。换了是你我，我们也会那么做。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在乎的不是投票权，而是自己管理的资产规模。在行使投票权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尽量与公众意见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政府的不满。他们最担心的是政府对他们感到不满，监管机构对他们感到不满。所以，他们总是很小心。
我敢说，如果美国公众不愿让少数基金经理控制投票权，那些基金经理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投票权，他们真正追求的是把管理资产的规模越做越大。
如果他们没有做大的强烈意愿，他们也不会坐到现在的位子上。有果必有因。也不是说，基金经理只一味追求做大，他们当然也希望为自己的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收益。但是，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管理的资产规模，他们绝对不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基金经理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公众意见保持一致，与政府的主张保持一致。
他们现在是受益者，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国会更改法律。大家知道，1940年颁布的《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对基金等投资公司加以限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谁敢和联邦政府做对？如果政府限制指数基金的投票权，指数基金会俯首听命。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会说：“让我们放弃投票权，我们就放弃。或者让我们跟着别人投票也行，别人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
跟投可能行不通。如果指数基金的规模达到90%，一个激进投资者只要买入3%、4%的股票，就能把一个公司控制了，因为指数基金会自动跟着他投票。
将来，我们自然会知道事情如何发展。这是一件大事，但理解起来并不难。
公用事业公司必然要保持高资产负债率
Q14
ERICERTA：我的问题是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股权结构有其历史原因，伯克希尔并非完全控股。
格雷格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股权。这样的话，从激励机制方面考虑，格雷格似乎没有与整体的伯克希尔保持利益一致。
1995年，有一位名叫查理的智者，他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经典的演讲。在演讲中，查理告诉我们，激励机制对人类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保守估计，格雷格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股票，价值在5亿美元以上。
请问将来格雷格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股票，是否会转换为伯克希尔的股票？如果不会转换的话，请问格雷格的激励机制是否完全合理？
我还想请教一个关于资产负债率的问题。您多次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做保证，它的资产负债率不高。尽管如此，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负债数字仍然是非常大的。
伯克希尔一向以稳健著称。请问如果伯克希尔对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100%控股，我们还会保持这么高的资产负债率吗？
巴菲特：好的。谢谢。第二个问题好回答，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难一些，我把它留给查理。（笑声）
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是一家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愿意收购更多公用事业公司。
各个州、各个监管机构，要求公用事业公司使用大量的债务资本。监管机构很清楚，长期以来，与股权资本相比，债务资本的资金成本更低。
监管机构允许公用事业公司获得合理的净资产收益率，咱们假设这个净资产收益率是9%。与此同时，公用事业公司可以轻松筹措到大量债务资本，只需支付3%的利息。
监管机构明白，如果公用事业公司全部使用股权资本，公众就需要支付更高的水电费。
在我们的公用事业公司中，我们愿意在资本中全部使用股权资本，但是这样一来，用户的负担会更重，监管机构不同意。
所以说，公用事业公司必然要保持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监管机构不可能允许我们在全部使用股权资本的同时，获得我们期望的净资产收益率。
在股东大会开始前，来到现场的股东看了一个短片。看直播的股东没有看到这个短片。在短片中，大家看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将在爱荷华州投资30多亿美元。
按照历史惯例，监管机构一直要求私营公用事业公司保持一定比率的债务资本。公用事业公司的债务资本占比越高，公众支付的水电费越低。
所以说，即使我们100%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我们仍将遵守规定，保持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代表着各州民众的利益。我们将始终按照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要求，经营我们的公用事业公司。
查理，该你了。
芒格：第一个问题也很简单。那是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的，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利益冲突，也不会影响格雷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格雷格一样，他也持有大量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股票。沃尔特担任伯克希尔的董事很多年了。他的情况，同样是偶然因素造成的。我觉得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从没发现格雷格与伯克希尔有什么利益冲突。
巴菲特：是的。自从2000年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之后，我们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进行了其它一系列收购，我们的持股比例随之上升。
我记得，那是在我姐姐举办的一场聚会上，大概有30多人参加。沃尔特朝我走了过来，他说：“借一步说话，有件事，想和你谈谈。”
我们去了书房。沃尔特说：“我们有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但是，它作为上市公司不太合适。你可以把它收购下来，私有化。”我说：“好啊，等着咱们把价格定一下吧。”
后来，我们回到了奥马哈。沃尔特带我见了大卫·索科尔。大卫·索科尔和沃尔特一样，也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我们谈好了价格。我记得沃尔特对大卫说：“别和沃伦讨价还价，你跟他讲价，他可甩手就走。”
我们把这家公用事业公司买了下来。从一开始，这家公用事业公司的结构就比较特殊，它原来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把它私有化了。
经过多次收购，伯克希尔现在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91%的股票。沃尔特去世后留下的股票，去向如何，我不知道。沃尔特没和我说过，我也没问过他。
沃尔特留下的股票，占比为将近8%。格雷格持有的股票占比为1%。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沃尔特留下来的股票，还是格雷格持有的股票，如果他们打算转换成伯克希尔的股票，我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实，无论转换，还是不转换，格雷格都不会与伯克希尔存在利益冲突。如果因为这点事就存在利益冲突了，那我们也不可能选择格雷格作为伯克希尔的管理者。转换的话，可能程序麻烦一些，涉及内部人交易等问题。
大家知道，我的利益与伯克希尔100%一致。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他们也许略有一些迟疑，但他们总是会说：“既然沃伦觉得这笔交易没问题，那就一定没问题。”董事会很信任我，他们是对的。
任何一笔交易，由我来做，比较容易，用不着经过太多复杂的流程。如果我不在了，伯克希尔的董事会可能面对一定的压力，他们也许要咨询律师，按律师的要求做。说不定还得找投行做评估什么的。
这些流程全是走形式，白花很多钱，也浪费很多时间。如果要转换的话，最好是我还在的时候转换，但我们会尊重沃尔特的继承者以及格雷格的意愿，不强求他们进行转换。
我们当然愿意将我们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的比例从91%上升到100%，那样的话，我们将获得更多的盈利。如果沃尔特的继承者有意转换，我们也会向格雷格提供同样的转换机会。
有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占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的便宜。等我不在了，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以起诉我的财产继承人。我们不可能占你们的便宜。总之，还是在我在世的时候转换容易一些，等我不在了，那就比较麻烦。
芒格：我倒是希望我们再有20个这样的利益冲突。
巴菲特：是啊。你说得很对。问题问得有道理，但大家可以放心，在这方面，不会发生利益冲突。将来需要转换的话，我们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沃尔特的继承人有什么打算。
是否转换，由他们决定。沃尔特是我们的合伙人。在我们看来，沃尔特的继承人也是我们的合伙人。他们很清楚，他们可以完全放心，我们不可能占他们的便宜。
如果他们不想转换，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决定。如果他们想转换，我们也能理解他们的决定。这个问题问得还是不错的，谢谢。
Q15
贝琪（代问）：这个问题是问查理的。您曾经多次赞赏中国，说中国值得投资，说中国的股票更便宜。请问您现在怎么看？您认为中国值得投资，请问您如何评估政治因素？”
芒格：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最近几个月，最近几年，随着中美关系紧张，美国投资者确实对投资中国存在疑虑。
受此影响，中概股的价格掉了很多，特别是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前两天，中国政府表示，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看到了曙光。
没错，与在美国投资相比，我们投资中国，会遇到更多困难。中美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距离中国很远，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信仰。
我之所以投资中国，是因为我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公司。中国的很多好公司，价格特别便宜，我愿意承受一些不确定性。
很多人和我不一样，他们特别担心那些不确定性。与两三年前相比，现在很多美国人对投资中国充满疑虑。我答完了，就这么回事。
巴菲特：我没什么补充的。（笑声）（掌声）
对自己掌控的资源心中有数，
知道自己能抓住多大的机会
Q16
TOMRINGE：在今年的致股东信中，您多次谈到伯克希尔的保险浮存金，您谈到了浮存金是怎么来的、伯克希尔的每股浮存金、回购对每股浮存金的影响。说到回购，谢谢您明智地进行回购操作，谢谢您谨慎地发行股份，我们作为合伙人受益良多。
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将来会有年份好的时候，也会有年份不好的时候。总的来说，我们的浮存金能否长期保持规模稳定，长期保持接近零的成本？
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像我们一样经营，为什么它们无论是在浮存金的规模上、还是在成本上，都赶不上我们？谢谢。
巴菲特：很奇怪，我们的竞争对手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经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从概率上分析，我们将来仍然能保持较低的浮存金成本。如果我判断，我们将为浮存金付出较高的成本，那伯克希尔也不可能继续在这做这个保险生意。
长远的将来到底会如何，谁都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浮存金成本，而且我判断，我们将来仍然能如此。
我的判断不是没有出错的可能性。查理和我都看好我们的保险生意，我们拥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我们不比任何同行差。概率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很可能保持较低的浮存金成本。
话虽这么说，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911事件，我们预测出来了吗？没有。我们也不敢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芒格：建议你们这么考虑伯克希尔的浮存金，你们就想想我们的浮存金有多大的潜力。如果伯克希尔用所有的浮存金买入股票，每年能实现税后8%的收益率，那能赚多少钱？
巴菲特：110亿美元到120亿美元，我学会抢答了。
芒格：是啊，这是多大一笔钱啊。
巴菲特：每年都有这么多钱。
芒格：没错，而且我们的浮存金还一直在增长。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笑声）我们有这么多浮存金，多好啊。
巴菲特：查理刚才讲的话，提到了假设。假设我们能赚到那么高的收益率，那才行。
做资产配置，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觉得我们不比任何人差，我们能做好这份工作，否则我们也不会做这么多年。
我们要想清楚，哪些生意是好生意，值得做。哪些生意是烂生意，我们可能不得不退出。决定退出的时候，总是很难，例如，当年的纺织生意。
至于保险生意，刚开始我并不懂这门生意。1967年的一天，在中午12点一刻，杰克·林沃特(JackRingwalt)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从那一天起，我们正式与保险生意结缘。
查理和我知道，杰克有个特点。每年总有几天，他会被监管部门气得火冒三丈。
监管部门的约束，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会说：“这破公司，卖了得了。”一天，查理正好碰上杰克发脾气，查理告诉我：“杰克的脾气又上来了。”我说：“赶快把他带来。”
于是，那天的12点一刻，杰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说他想把自己的破公司卖了。
监管部门要把他逼疯了。我说：“好，我买。”我问他：“你觉得价格多少合适？”他说：“每股50美元吧。”我说：“好，成交。我不需要审计，什么都不需要。”
这时，杰克缓过神来了，他马上不想卖了，但他是个讲信用的人，又不好改口。于是，他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代理公司也卖给你？”我立刻回答：“不用。”如果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马上就会说：“那算了。”
我继续说：“不用，杰克，代理公司，你可以留着。”杰克又问我，我是不是想这样、那样。我一一回答，不需要。杰克希望我给他个借口，让他可以把话收回去。
过了15分钟、20分钟，他发现，他说什么，我是什么。最后，他只好同意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我。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们就是这么进入的保险生意。我们很走运。
芒格：沃伦，你就说吧，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伯克希尔的浮存金？
巴菲特：当然了。
芒格：我们太喜欢浮存金了。
巴菲特：我们充分利用了伯克希尔的浮存金。以前，我们利用的效率不高。后来，阿吉特加入了伯克希尔，我们才真正把浮存金的威力发挥出来。
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管理保险生意，但始终不得要领。没想到，1986年，阿吉特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在他的领导下，伯克希尔的保险生意蒸蒸日上。
我们当初也没想到，伯克希尔能把盖可保险这颗明珠收入囊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最初的时候，是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只能始终做好准备，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机会来了，就别让机会溜走。
幸运的是，我拥有称心如意的工作环境，当机会到来时，我能马上行动，把机会抓住。在别的环境中，我可能没这样的自由，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试想机会来了，董事会却说：“我们要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要做尽职调查，审核通过才能行动。”碰上这样的董事会，我可不和他们玩。我会说：“你们愿意找谁找谁去吧，我没空和你们走流程。有那个时间，我干点别的多好。”
有时候，运气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当真正的好机会到来时，立即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当然了，也要对自己掌控的资源心中有数，知道自己能抓住多大的机会。
芒格：与别的大公司相比，伯克希尔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伯克希尔没有官僚病……
巴菲特：这一点，太难得了。
芒格：因为伯克希尔没有官僚病，我们健康发展了很多年，多赚了很多钱。
巴菲特：我在这样的公司中工作也觉得心旷神怡。
芒格：这多好啊。（掌声）
巴菲特：一方面，我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可以灵活配置浮存金；另一方面，我们始终确保我们拥有强大的财力，足以应对任何理赔需求。在阿吉特加入伯克希尔之前，我收购了两家小型保险公司。
其中一家，由我亲自管理，另一家，由别人管理。这两家小型保险公司都亏了不少钱。如果不是有母公司在背后支持，它们早破产了。
后来，我们不想继续经营这两家小型保险公司了。我们把它们欠下的债务还了，把它们并入到了伯克希尔的其它保险部门。
我有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在我眼中，伯克希尔如同一幅画作。伯克希尔这幅画很大，大得没有边界。伯克希尔这张画布可以无限延展，我可以在这张画布上自由挥洒。
如果别人想在这张画布上画别的东西，我宁愿安静地走开，找到一张更小的画布，画自己的画。
我说的是一个比喻，我对真实的绘画一无所知。别人带我去美术馆，我根本不会欣赏，只想躲到卫生间里。我对美术作品不感兴趣。有的人具有艺术细胞，他们懂得欣赏画作，他们能看出来门道。
对我而言，伯克希尔就是我的画布，我也是在绘画。我的这幅画是为我的合伙人画的，我希望他们能获得良好的收益。
但是，我本身更享受绘画的过程。我的心中总想着伯克希尔这幅画，画的年头越多，这幅画的景致越绚烂。只有做这一件事，我最接近于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无意让别人学我，这只是我的生活方式。
有时候，在欣赏自己的作品时，我会发现，“咦，这个地方应该改一改。”我就回去重新画一遍。在绘制伯克希尔这幅作品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
但我早已很清楚，什么事让我幸福，什么事让我不幸福。我已经找到了让自己幸福的事，夫复何求？这东一句西一句的，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我都忘了。（笑声）
货币乱发，美国遭遇商品抢筹潮
Q17
贝琪（代问）：去年，沃伦表示，伯克希尔明显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伯克希尔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伯克希尔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上涨了。
去年的股东大会之后，通货膨胀继续上行，甚至有明显加速上升的态势。美国在1970年代、1980年代，都经历过通货膨胀。请问与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通货膨胀相比，这次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如何？美国的公司和民众该怎么做，才能降低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巴菲特：政府在采取措施遏制通胀。作为个人，每个人应对通胀的最好办法是，学个真本事。有一技傍身，将来无论货币怎么贬值，别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向你付费。
从伯克希尔子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看，我们明显感受到了通货膨胀高企。
贝琪，你不是采访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 Furniture Mart)的厄尔夫·布朗金(Irv Blumkin)吗？在过去两年里，家具的成本不断上涨。我们只能不断提高价格。然而，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我们涨价之后，人们的购买意愿仍然很强烈。
有些商品出现了紧缺的情况，根本买不到。就像在二战期间，政府印了很多钞票，但是人们买不到汽车、冰箱。糖、咖啡、汽油等日用品的供应也不充足，只能凭票购买。人们得到了很多钱，但是商品紧缺，价格自然会上涨。无论政府怎么呼吁，价格都不可能降下来。
每次的通货膨胀总是和之前的通货膨胀不一样。在经济领域，一个现象出现一次后，第二次出现，总是和之前不一样。因为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当事情第二次发生时，人们的态度会发生变化，而人们的态度变了，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
经济学的教科书是根据过去发生的事写的。人们读了经济学的教科书，从中学到了经验，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他们就不像以前那么做了。然后，人们还很奇怪，为什么事情没按照教科书中讲的发展呢？
总之，美国政府印了很多钞票，给人们发了很多钱。钱多出来这么多，多到一定程度，钱当然会明显贬值。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你们听了可能很吃惊，反正我看到这个数字时，我很吃惊。每周四，美联储会公布一张资产负债表。美联储、财政部，是非常复杂的政府机构。美联储管理着多家联储银行。美联储定期公布各家联储银行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我在前面给大家展示了几张纸币。大家知道，纸币是由美联储发行的。我手里这张是现在流通的纸币。所有流通中的纸币都是由美联储印刷的。纸币发行后，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口袋。
现在，很多人说“现金已死”，说我们进入了“无现金社会”。大概10年之前、15年之前，美国的货币流通量是8,000亿美元。星期四，美联储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目前，美国的货币流通量为22,000亿美元。
美国大约有3.3亿人。3.3亿人，22,000亿美元的货币流通量，平均下来，每人手里有7000美元的现金，包括每个男人、女人、儿童，所有人都包括在内。
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好像不太对。美联储的账目，基本上是很准的。美国确实有这么多流通中的货币。至于这些货币具体在哪，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在欧洲，也许在南美，说不定都在查理手中。
22,000亿美元的货币流通量，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人们说“现金已死”，但美国平均每人手里有7,000美元的现金。也许大家还没太想明白，我换个说法，再讲一遍。假如华盛顿做出了一个秘密决定，向美国的每个家庭发放100万美元。
美国大概有1.3亿个家庭。政府打算给每个家庭发放100万美元，但是政府有个前提条件。你收到钱之后，一个月内，不能声张，否则这笔钱就会消失。过了一个月之后，你才能花这笔钱。
一夜之间，美国的家庭财富突然增加了13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家庭财富翻倍了。政府把钱发给了民众，但是要求民众守口如瓶。
政府发放了这笔钱之后，美国的家庭财富增加了130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一个月之后，人们就可以花这笔钱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价格会上涨。
价格是一下子就涨起来吗？开始的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得到了这笔钱，不知道别人也得到了这笔钱，所以还没有抢购商品的想法。
渐渐地，消息走漏了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政府发了很多钱。价格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必然的。
好比说，你家的钱增加了10倍，别人家的钱也增加了10倍，但整个经济中，面包的总量、汽车的总量没有增加，商品的价格必然上涨，货币的价值必然下跌。货币的购买力必然下降。
与此同时，出现了商品短缺的情况。人们得到了很多钱，但是可买的东西却少了。我们遭遇了供应链中断的困扰。
大量发行货币叠加供应链中断，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人们进入内布拉斯加家具城，买起东西来毫不手软。在我们的其它子公司，我们也见到了类似的情况，人们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很吃惊。
疫情之前，总的来说，珠宝店不是特别好的生意。两年之前，商场把店面租给珠宝店，商场还发愁珠宝店交不起租金呢。
现在，所有的珠宝店都咸鱼翻身了，它们做梦都没想到，存货竟然下的那么快，人们进来就是买买买。人们根本不等什么打折促销，只要走进店面，就没有空手出去的。
主要是人们兜里有钱，买得起。政府发了很多钱给民众。现在，这种漫天撒钱的结果，逐渐显现出来了。结果的显现，需要一段时间。整个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的复杂是我们难以洞察的。
总之，现在结果确实显现出来了。刚开始发钱的时候，你得到了100万美元，但不知道别人也得到了。这时候，人们还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政府不停地发钱，一个月接一个月地发钱，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渐渐地，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抢购了。宏观经济是由无数个体的行动组成的。
现在发生的情况是，通货膨胀高企。撒了那么多钱，通货膨胀怎么可能不高？美联储大量发行货币，也许是明智之举。如果美联储没有及时出手，现在我们很可能要面对更加糟糕的局面。
美联储力挽狂澜，救了美国的经济，但是也造成了通货膨胀高企。谁知道将来如何发展呢？也许我们能遏制住通货膨胀，但是要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
我们过去经历过很多次经济衰退，我们将来还会有经济衰退的时候。衰退、萧条都是经济周期中的一部分。
这次的通货膨胀，它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和以前的哪次通货膨胀一样。只有事情完全过去之后，我们才能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么发展的啊。”宏观经济的变化，不是我们能预料的。
1942年，我买入了人生中的第一只股票。那时候，我哪里知道未来会发生那么多大事？我那时候对未来一无所知。
那时候，美国刚刚宣布参战，也许我还懵懵懂懂的，但是，我像美国的所有小孩子一样，我们相信美国一定会赢。
二战那么大的坎，美国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坎过不去？二战期间，储蓄债券的收益率是2.9%。我记得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家买了。开始的时候，叫战争债券，后来改成国防债券，最后改成储蓄债券，其实，只是名字不一样了而已。
大量发行货币，货币的价值自然会降低。关于宏观经济，我知道的不多，我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出来了，看看查理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芒格：这次放水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只要你说自己是公司老板，只要你说自己雇佣了多少员工，政府就给你发放补助。有一段时间，政府真是漫天撒钱。就像你刚才讲的，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但是，这次放水的规模确实前所未有。
巴菲特：因为我们这次遇到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
芒格：是的，我并不是说，这次放水有什么不对。
巴菲特：在我心中，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Powell)是一位英雄。他做到了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他在那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那会怎么样？
我知道，在历任美联储主席中，有的人就是那种犹豫不决的性格。如果是他们坐在杰伊·鲍威尔的位子上，他们一直犹犹豫豫的，经济非崩盘了不可。就算经济崩盘了，也没人会怪到他们头上，人们只会埋怨新冠病毒。
芒格：讲到宏观经济，日本是个让人搞不懂的国家。起初，日本大量回购国债，现在，又开始大量回购股票了。多少年的经济停滞了，日本还没走出来。这都25年了。日本的情况，有谁能预测得到？
巴菲特：谁的预测都不可信。我们对任何人的预测都不感兴趣，包括我们自己的预测。我们只知道，我们不能辜负你们的信任，我们不会做任何辜负了这份信任的事。
我们悉心经营伯克希尔，只要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们会尽可能防范所有能够防范的风险。当然了，核战争的风险，是我们无法防范的，那就没办法了。
伯克希尔能防范所有我们能防范的风险，我们这就放心了。我们无法做到完美，我们很想做到完美，但我们做不到。
最恶劣的行为不在法律之外，而在法律之内
Q18
ELIABUSHAKAR：我想请教一个关于通用会计准则(GAAP)的问题。请问如果由您来修改通用会计准则，您会在哪些方面做出修改？如何修改？谢谢。
巴菲特：我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查理，你行吗？（笑声）
太难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改。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通用会计准则要反映的是什么。通用会计准则无法准确反映价值，但是有些时候，又不得不给出一个价值。
通用会计准则是一套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方面，它在制定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对审计机构的保护，否则会产生大量法律纠纷；另一方面，它在制定过程中也考虑到了上市公司的诉求，总的来说，市场想看到什么数字，上市公司就可以操纵出什么数字。
我不知道该怎么修改通用会计准则。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人绝对是好人。我愿意和他们做邻居。如果我要出差两个星期，我可以放心地托他们照顾我的孩子。如果我的钱包丢了，他们捡到了，他们肯定会还给我。但是，就是这样的好人，他们操纵起财务数字来，一点也不含糊。
有的上市公司经常操纵财务数字，在这样的公司里，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处境很尴尬，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你要是表示有异议，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大概是15年前，我写过一个东西，我写了审计委员会应该问的四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在可口可乐的审计委员会任职。总之，那时候，我就很清楚问题之所在。没办法，你只能像别人一样装糊涂，否则就会引火烧身。我提出了我希望了解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合情合理。可惜，没人把我提的这四个问题当回事。
就这样，多少年来，通用会计准则基本没有改变。审计机构偶尔会被告上法庭，但这样的情况不多。
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了很多规则，我非常敬佩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为国家做了很多好事。然而，想要制定出一套人们无法钻空子的会计准则太难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无能为力。
我有一位朋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最恶劣的行为不在法律之外，而在法律之内。”让法律法规密不透风，实在太难了。
我们需要证券交易委员会，但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力有不逮，没办法阻止所有恶劣的行为。审计机构也有难处。它们需要一套明确的规则和流程，这样他们在审计时才有章可循。
在拯救所罗门的时候，查理进入了所罗门的审计委员会。当时，所罗门有大量衍生品合约，这些衍生品合约的价值定得很随意。我记得，那时候为所罗门公司做审计的，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审计机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芒格：它早就倒闭了。（笑声）
巴菲特：对，早倒闭了。当年，它是最大的。在一次审计中，查理发现了一笔2,000万美元的错误。
芒格：审计师说，这是一个小窟窿。审计师和你讲“小窟窿”，这样的审计师，还能信吗？（笑声）
巴菲特：这个故事，以前我从来没讲过，我给你们讲一下。
来到现场的股东们，在我们播放的短片里，有一个片段，是我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回答问题的发言。当时，国会要严查所罗门。在出席听证会之前，我就想好了，我要实话实说，绝对不打马虎眼。
我做好了准备，接受问询时，我有一说一，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参加听证会的时候，我刚到所罗门十天。我对听证会的委员们说：“虽然我刚来十天，但是在这十天里，我还没发现所罗门在会计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我那时候真才刚到十天。除了让所罗门惹上大麻烦的那位，我还真没发现别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可能发现什么别的问题。所罗门每天做的交易难以计数，到底哪里存在什么问题，不是那么好找的。
我在听证会上表示，就我现在看到的情况而言，所罗门在会计方面是合法合规的。幸好我是在来到所罗门十天后出席的听证会，因为后来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个月之后，所罗门的首席财务官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沃伦，有个事，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我说：“什么事？”他告诉我，12年前，所罗门和大宗商品交易商菲布罗(Phibro)合并为一家公司。所罗门，作为一家大型投行，与菲布罗强强联手，它们合并之后，成为了一家实力更强劲的大公司。
首席财务官告诉我，12年前，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菲布罗以商品贸易为主，而所罗门以证券结算为主，这么多年，一直没搞明白，如何把两家公司的账目合并到一起。负责审计这笔合并交易的是安达信，它可是美国当年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于是，所罗门的这个账总是对不上，每天一直在浮动。每天总是要把数字调整一下，让资产等于负债。今天是173,412,000美元，明天就是另一个数字。
我很庆幸，我是一个月之前出席的听证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如果国会再把我传唤到听证会，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个情况。“我们有一个数字，每天都在浮动。这个账目，12年了，一直没搞明白，安达信也对不上。”（笑声）
资产必须等于负债啊。那怎么办？只能每天调整了。大家听了可能觉得，这事也太离谱了，但真就有这么回事。
芒格：咱们可以给这个数字起个名字，就叫它“浮动的小窟窿”吧。（笑声）
巴菲特：可以啊。那时候，查理在所罗门的审计委员会任职。
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只是这个建议不可能付诸现实，我非常理解个中缘由。市场中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衍生品，人们对衍生品的准确价值却不得而知，只是每天主观地填上一个数字。银行、投资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都持有大量衍生品。
在伯克希尔的公用事业部门，为了遵守监管机构的要求，我们也利用衍生工具进行一些对冲操作。对于我们持有的衍生品的价值，我们同样是自己填上一个数字。
在衍生品的会计处理方面，我曾提过这样一个建议：安排工作人员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把那些条款最复杂的衍生品合约找出来，看一下同一个衍生品合约，一方给出的估值是多少，另一方给出的估值是多少。随机挑选100个最复杂的衍生品合约，最后汇总一下研究结果。
有时候，同一个衍生品合约，一家给出的估值是2,800万美元，另一家给出的估值是3,300美元，而且两家公司还是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这条建议，我以前提过一两次，但没有人真这么做。如果我来改革会计制度，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衍生品合约的估值。
然而，生活中有很多事是不得已的。没人愿意像我说的这么做，谁都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谁都不想冲上风口浪尖。我对此表示完全理解。
有个话题，我准备好了，特别想讲一下。可惜，现在还没人问我。我只好自问自答了。（笑声）
我们收购阿勒加尼公司，开出的报价是848.02美元。有没有人觉得这个价格有些奇怪，怎么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
这个价格是我报的。最初报价时，我说了，我愿意出的价格是每股850美元，减去阿勒加尼公司支付给财务顾问的费用。
阿勒加尼公司一定会聘请财务顾问，它只是像其它上市公司一样，遵守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的规定。在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时，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上市公司的董事可以免于承担一定的责任。
大家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做事，我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是想用我的行动，引起特拉华州的法官、法律制定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想用我的行动表明，其实，做这笔收购，我愿意支付每股850美元的价格，但是，如果我们收购的对象需要向财务顾问支付1,000万美元、4,000万美元的费用，这笔钱是从谁的口袋里拿出去的？是从我们买方的口袋里拿出去的。
多少年来，游戏规则一直如此。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我给大家讲一点我们的历史。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历史上，在过去57年里，我们有两次需要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出具公允意见。
在这两次情况中，我们确实应该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其中一次，是涉及多元零售公司与伯克希尔的合并。我同时投资了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两家公司，但这两家公司还有各自的其他股东群体。在这两家公司合并时，我是最大的潜在受益者。
虽然我的持股最多，但由我来决定合并的价格不合适。总之，我们需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获得公允意见。这是伯克希尔历史上第一次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
于是，我找到了查理。在这方面，查理比我懂得多。
我对查理说：“咱们需要一个公允意见书。怎么算公允？你知道，我知道，桑迪也知道。如果只是我们三个之间的事，十分钟内，就能得出一个咱们三个人都认为公平的结果。但是，还有公众股东，就不能只由我们三个说了算了。”
我们第一次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是在1978年11月27日。
我这里还有一份记录，我在写给所有股东的公告中说：“我相信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的股东都将受益于此次合并。然而，此次合并是否进行，将由两家公司除我之外的所有股东投票决定。只有除我之外的其他股东大多数赞成合并，我才会投票同意合并。”
我向所有股东保证了，由他们投票决定此次合并是否公平。我说的不算数，我们还必须获得一家大型投行出具的公允意见书。
我对查理说：“查理，这东西要花一两百万美元。投行派一个新招的员工过来，他出具一份没几行字的报告，就要收我们一两百万美元。
他们其实什么也没做，对这两家公司毫不了解，只是出个报告，就要收那么多钱。我们没这份报告还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碰到类似的问题，我总是找查理。
查理说：“沃伦，很简单。把最有名的十家投行列出来，按我说的做。”我说：“好的，怎么做？”
查理说：“把它们按照名气的大小，从1到10排好顺序。先给第一家打电话，你就说，6万美元，出一个公允意见书，干不干？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对方一定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不可能答应的。他真接了这个单子，往后就没办法做其它公司的生意了。人家会说‘巴菲特，你就收6万美元，凭什么向我们收200万美元。’”
查理接着说：“别管他，你就说，你就出这么多钱。对方可能很恼火。你接着给第二家打电话，还是这个报价。从第一家打到第十家，如果没人接这个单子，再从第一家开始打一遍，这回把价格提到8万美元。”（笑声）
于是，我按名气大小列出了十家投行。第一个电话，我打给了E.F.赫顿(E.F.Hutton)公司的杰克·沙德(JackShad)。杰克·沙德是汤姆·墨菲(Tom Murphy)的朋友，也是比尔·鲁安(BillRuane)的朋友。杰克·沙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银行家。
我和汤姆·墨菲、比尔·鲁安很熟，与杰克·沙德并不熟，只是通过朋友介绍和他见过面。我给他打电话说：“杰克，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杰克说：“久闻大名，你是我朋友的朋友，有话就说，别客气。”
我说：“我要说的这件事，是要让你吃大亏的。我很清楚，听我说完，你很可能大发雷霆，把电话一摔直接挂掉。”我接着说：“我们制定的流程是这样的。”
我给他讲了我们的流程，我告诉他，我们第一个电话打给他，如果他拒绝了，我们会接着打给普惠公司(Paine Webber)。我告诉他：“我列出了十家投行，如果从头到尾打了一遍，没人接单。我会再打给你，把报价提高到7.5万美元。如此重复，直到最后有人接单。”
我接着说：“杰克，我第一个打给了你，6万美元，你要是接了这个单子，那你是砸自己的牌子，以后别的客户会说‘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你们只收了6万美元，凭什么让我们交200万美元？’”
杰克说：“别担心，沃伦，我能搞定。”他说：“我们接了。”就这样，我们找到了一家，还需要再找一家。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普惠公司，我讲了同样的话。
我说：“E.F.赫顿愿意给我们出一份公允意见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普惠公司回答我说：“我们愿意收6万美元，出另一份公允意见书。”
芒格：他们派来的是一个不中用的酒鬼。（笑声）
巴菲特：这两家投行都只收了我们6万美元。
芒格：他们提供的服务就值6万美元。
巴菲特：不是啊，查理，我们得到的报告和其它公司得到的报告一样啊。
芒格：是，我知道。
巴菲特：我讲的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
后来，杰克·沙德当了七年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克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他说得没错，接我们的单子，没有对他造成伤害。我们付了E.F.赫顿6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E.F.赫顿就做了一笔同样的业务，收了200万美元。
这些钱其实是白花的。过了四五年之后，将蓝筹印花并入到伯克希尔时，我们又找到了这两家投行。受通胀影响，物价上涨，我们把价格提到了11万美元。我现在还保留着此次合并的公告呢。
这两家投行仍然是很干脆地说：“我们接了，别担心其他客户，我们会找一些说辞，搪塞过去的。”谁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其他客户解释的呢？我只是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指出这钱是白花的。
虽然是白花的，但有人必须花这笔钱，不花就不行。只有花这样一笔钱，才符合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的章程。律师会告诉上市公司的董事，只有他们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才能免于承担某些责任。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把这件事的真相说出来。
所以，在收购阿勒加尼公司时，我开出了848.02美元的报价。在过去，我们经常通过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上课，让大家看清楚金融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带来的种种影响。
这次，我们又给大家上了一课。看清了金融的现实，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家长都想把孩子培养成金融精英，而不想把孩子培养成电工。
你们的董事会主席是个怪人，他有时候会做一些怪事。查理，这件事是你出的主意，你怎么看？
芒格：我们是有些古怪。有时候，古怪未必不是好事。
巴菲特：这次收购阿勒加尼公司，把报价定为848.02美元，我事先没和查理商量。我记得，有四次，我遇到了棘手的事情，查理给了我非常务实的建议，结果问题迎刃而解。
查理，给大家讲讲那次你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事吧。
芒格：什么事？
巴菲特：有一家保险公司，不给你赔付，你对那家保险公司说：“把理赔金额提高，你认真陪他们玩。”那是1960年代的事了，你还记得吗？
芒格：我不记得了。
巴菲特：我记得。
芒格：那你讲吧。（笑声）
巴菲特：那时候，查理管理着一家小型基金，他在太平洋证券交易所(Pacific Exchange)有一个交易席位。有一个员工，从公司偷了大概12,000美元。
芒格：我想起来了。他偷了一些交易凭证。
巴菲特：有人从查理的公司偷了钱。查理的公司买了雇员忠诚保证保险，这项保险是必须交的。显然，在查理的公司，员工偷了钱，做出了欺诈行为。
于是，查理向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提出了索赔12,000美元的要求。这家大型保险公司拒绝赔付，他们说：“这个人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根本不存在这个员工，所以我们不能赔付。”
查理得到这个答复之后，他立即提笔给这家保险公司的头号人物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提出了12,000美元的索赔要求。我们购买了员工偷窃保险，现在有员工偷窃行为出现，我们理应得到赔偿。”
查理接着说：“你手下有一些员工，你每个月发给他们薪水，他们和我在这拖延。区区12,000美元，我浪费不起这个时间，没空和你的员工周旋。
也许您很清楚，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您的员工讨价还价。恕我冒昧，您是否故意利用这种不对等的地位来拖延赔付？
也许这不是您的本意。我知道，您是一个崇尚公平的人。既然如此，咱们何不把索赔金额乘以10，从12,000美元提升到120,000美元？谁输了，谁付给对方120,000美元。把筹码提高，我才愿意赔你们玩。”
查理给那家保险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写了这样一封信。很快，他收到了回信，回信中随附了一张12,000美元的支票。（笑声）
查理真是有办法。查理还教我了两个别的高招。我先不给你们讲了，我自己还留着用呢。
比特币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价值
Q19
贝琪（代问）：关于比特币，在过去两年里，有人对比特币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的时候，他认为，比特币纯粹是骗局，是一场投机泡沫。后来，他对比特币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他认为，比特币可能有一些用处。他的问题是：“请问您关于比特币的态度，是否发生了任何改变？”
巴菲特：关于比特币，我最好不说话，但我还是要说。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人在收看我们的股东大会。其中，很多人是比特币的多头，没几个人是比特币的空头。断别人的财路，会遭别人恨的。我完全能理解人们的心理。我自己也不想别人断我的财路。
这么说吧。假如在座的所有人，你们拥有美国的所有农田。你们要将美国农田的1%卖给我。你们的要价不高，就算2,500亿美元吧。我很愿意买下来，今天下午我就会付给你们2,500亿美元，买下美国所有农田的1%。
再举个例子。假如在座的所有人，你们拥有美国的所有房产。你们打算将美国房产的1%卖给我。你们的要价是多少呢？还是2,500亿美元吧。我还是会非常乐意付钱买下来。我会很痛快地把钱付了。
现在，假如你们告诉我，你们拥有全世界所有的比特币。你们要将所有比特币卖给我，你们只要25美元。我根本不买。这些比特币到我手里有什么用？除了把它们转卖出去，没别的用处。也许可以通过转卖比特币获利，但是比特币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价值。
房产能带来租金，农田能带来粮食。如果我拿到了所有的比特币，那是一点用处没有。十几年前，创造比特币的人，他能把比特币搞得很神秘。
所有比特币到了我手里，没人会买的。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要卖比特币，人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要从你那买比特币？你这个虚拟货币怎么不叫巴菲特币？你这个虚拟货币没什么用，我们不买。”
人们不买才是对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资产能创造价值，而有的东西不能创造价值，玩家靠击鼓传花获利。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人们交了很多佣金，这些佣金是真金白银。这种游戏，摩擦成本非常高，很多钱财被做局者收割了。
在这场游戏中，你赚到的钱，就是别人输掉的钱。每当有新人加入，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钱进场。但总的来说，在整个局中，所有的钱都是参与者自己兜里的，钱只是在参与者之间倒手。参与者要交佣金，可能还会被收割。
比特币并不新鲜。各种各样的庞氏骗局，历史上多了去了。有些东西有价值，但它们确实无法创造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例如，伟大的绘画作品，出自著名画家之手，也许在500年后值很多钱。
有些东西属于这种情况，人们愿意出钱买。例如，金字塔，你把金字塔买下来，可以收门票费，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参观。金字塔能流传于世，它虽然不能创造出实际的东西，但是人们懂得金字塔的历史价值，人们愿意去参观金字塔。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能创造出实际价值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资产。另外，只有美元才是美国的法定货币。其它的这个币、那个币，都不是法定货币。我们可以推出伯克希尔币。我们不敢推出伯克希尔美元。
我们要是敢发行自己的美元，那真是胆大包天了。只有我手里拿的这个美元，这才是法定货币。人们只接受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美国的货币流通量是2.3万亿美元，包括每个男人、女人、儿童在内，美国平均每个人手里有7,000美元的现金。
在美国，只有美元，才是法定货币。谁要是以为美国政府可能放弃美元的法定货币地位，允许随便什么人发行自己的货币，那可真是太天真了。
一年后、五年后、十年后，比特币是涨是跌？我不知道。我只坚信，比特币不能创造任何价值。比特币被附魔了。很多东西被附魔过。附魔是华尔街的技能。没听说过这样的话吗？“我们不是一家保险公司，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
其实，就是一家普通的保险公司而已。很多人通过这样的包装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他们说：“别拿看待传统保险公司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实际上是一家科技公司。”
上市之后，这家公司其实还是做保险业务的，而且上市之后不久亏了很多钱。编瞎话，才能骗到钱，所以……
芒格：对于比特币，我的看法和你略有不同。（笑声）
巴菲特：那我卖给你一些吧。
芒格：在我一生中，我始终尽量避免做三种事：第一种事是蠢事；第二种事是坏事；第三种事是让我在别人面前丢脸的事。比特币把这三种事占齐了。（笑声）
第一，说买比特币蠢，是因为比特币很可能归零；
第二，说买比特币坏，是因为比特币破坏了美联储系统，破坏了美元的法定货币地位。美元的法定地位必须稳固，是绝对不容动摇的；
第三，我们允许比特币存在，让我们在中国面前很丢脸。中国禁止比特币。我们自称拥有先进发达的文明，却允许比特币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中国。（掌声）
巴菲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激怒了全国25%的人。请大家注意，最后做总结陈词的是查理，而且查理的言辞最激烈。（笑声）
社会呈现越来越强烈的部落主义倾向
巴菲特：我有个感觉，我发现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我没法改变，也无法用准确的事实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确实感觉到，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呈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部落主义倾向。
我们的国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处于这种状态了。人们支持不同的政党、信仰不同的宗教，这很正常。只是人们的极化和对立很严重，呈现出了部落主义的倾向，这就不太正常了。
我可以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什么是部落主义。
大家知道，内布拉斯加州橄榄球队的球迷就属于一个部落。在看橄榄球赛时，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我们内布拉斯加州队的球员出界了，他的脚踩到了界外。
但是，也许是角度问题，裁判员没看到，将其判为“界内”。接着，电视转播画面反复重放出界的画面，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球员出界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是在界内。这就是部落主义。
当我们作为部落中的成员，展现出部落主义倾向时，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在社会中，一个部落高喊“二加二等于五”，另一个部落高喊“二加二等于三”，两个部落的成员各自喊着自己的口号，整个社会可能陷入混乱。
我年纪很大了。在我的记忆中，上一次我们国家呈现出如此强烈的部落主义倾向，还是我小时候，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分成两派：一派强烈反对罗斯福，一派强烈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竞选对手是阿夫尔·兰登(AlfLandon)，还是温得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人们根本不关心。人们要么完全支持罗斯福，把罗斯福的相片挂在墙上，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罗斯福；要么就完全反对罗斯福，盼着他早点下台。
1930年代，美国也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部落主义倾向，但罗斯福的部落占上风。在我看来，罗斯福的部落做了一些好事。我小时候，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只有说完罗斯福的坏话，才能上甜点。如果你是个小孩子，说了罗斯福的坏话，才能吃到甜点，你也肯定会说的。
我们也经历过部落主义退却的时期，例如，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与史蒂文森(Stevenson)竞选总统时，火药味就没那么浓。
人们总是有自己支持的政党，总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部落主义倾向，这是正常的。我想说的是，人们的部落主义倾向过于严重，不利于社会发展。（掌声）
查理，你属于哪个部落？
芒格：在加州，通过选区划分操纵选票的情况非常严重。能留在立法机构的，不是极端的左派，就是极端的右派。本来中间派就没剩几个，但左派和右派都容不得中间派。
于是，在每十年的选举中，左右两派调整选区划分，把为数不多的几个中间派彻底赶出去。在加州的立法机构中，分化和对立就是这么严重。
跟随自己的内心，不要学别人
”遍历所有不擅长的事，把它们全部排除“
Q20
SAHEJ：我们很多年轻人还没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请你们给一些这方面的建议。谢谢。
巴菲特：我运气非常好。我是怎么走上投资之路的呢？我父亲的工作与投资相关。我父亲对投资没什么兴趣，但是他的书房里有一些关于投资的书。我非常崇拜我父亲，我经常去父亲的书房里读书。读了那些书之后，我就对投资产生了兴趣。
幸好我父亲不是职业拳击手。我要是去打职业拳击，得被人打得满地找牙。我走上投资之路有一定的偶然性。你要是对一件事有心动的感觉，你就知道了，这就是你要做的事。一个人要做什么事，得跟随自己的内心，不能学别人。
我对学生们讲过：“找到你们热爱的事。”一旦选定了做什么工作，很可能要做一生。既然如此，怎么能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有时候，迫不得已，我们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有选择的话，还是要追随你最敬重的人，做你最喜欢的事。
有一次，我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场演讲，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听完我的演讲，过了一两天，有一个学生来到了汤姆·墨菲的办公室，希望能为汤姆·墨菲做事。这个学生做得很对。
当年，我毕业之后，也是这么做的。我特别想为本·格雷厄姆工作。只要能为他工作，我根本不在乎薪水是多少。在那时，我心里就非常清楚，投资是我想要做的工作。
我软磨硬泡，求了格雷厄姆三年，他才点头答应，允许我为他工作。在为格雷厄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更愿意为另一个人工作，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工作。
在我一生中，我为四个老板打过工。大学期间，我为《林肯日报》(The Lincoln Journal)工作过，我一时想不起来我当时的老板叫什么了，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板。
我还在奥马哈的杰西潘尼百货公司(J.C.Penney)打过工，老板叫库珀史密斯(Coopersmith)。我遇到的几个老板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还是更愿意为自己工作。
年轻时，查理和我还在我爷爷开的商店打过工，我们是真心不喜欢那份苦差事。我想不起来了，我为什么要打这份工。查理，你为什么要去我爷爷的商店里打工呢？
芒格：我只是为了获得工作经验。我不需要钱。我父亲给我的零用钱很多，而且我自己也能赚钱，我有自己的小生意。我去你爷爷的商店工作，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巴菲特：一天工作12个小时？
芒格：是啊。
巴菲特：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芒格：对，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巴菲特：现在回想起来，你不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吗？
芒格：我之前没在商店工作过，我只是想体验一下，我本来也没打算干很长时间。
巴菲特：好吧，反正我去那工作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笑声）
芒格：我给这位年轻的女士一条建议：遍历所有自己不擅长的事，把它们全部排除。
巴菲特：对。
芒格：沃伦和我就是这样，最后发现我们最适合做投资。
巴菲特：没错。
芒格：别的事情，我们试过了，我们都做不来。
巴菲特：我们给很多人打过工，最后发现最好的老板是自己。最后，我们只想追随自己了。
芒格：沃伦经常讲，“为你敬重的人打工”。我们敬重的人是谁？是我们在刮胡子时，从镜子里看到的人。
巴菲特：查理给的这条建议非常中肯、非常实用。自己有得选的话，还是有选择更好。1940年代，查理去参军了。当兵期间，他无法选择自己的上司。选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芒格：其实，仔细想想，有两种事，是我们始终做不成的。
第一种，我们不感兴趣的事，我们怎么都做不成。
第二种，我们缺乏能力的事，但这事又很难，我们也是怎么都做不成。
巴菲特：没错。60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一路走来，我们一直非常享受整个过程。
芒格：其中的道理，耐人寻味。有的人很聪明，他们自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劲，就算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事，他们也一样能做好。其实，是不可能做好的。
巴菲特：是这样，我可以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举出很多例子，我们不展开讲了。
芒格支持储备大量石油
石油行业的公司堪称楷模
Q21
贝琪（代问）：2008年，你们表示，25年之后，如果全球石油产量低于每天8,500万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今，14年过去了，我们来到了2022年，现在的全球石油产量大约是每天7,90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消耗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这么做是否明智？美国是否应该未雨绸缪？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十年之后，可能出现怎样的后果？
巴菲特：查理是石油专家。至少和我相比，他是专家。
芒格：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先有虱子，还是先有跳蚤，真不太好分。”在石油方面，我俩是半斤八两。（笑声）
关于石油，我的观点和别人不一样。我支持储备大量石油。如果我说了算，我会把美国地下蕴藏的油气资源保护起来，不管花多少钱，就从阿拉伯人那买石油用。
我认为，在今后200年，石油会成为非常珍贵的资源。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我根本不在意。我知道，别人是错的。（掌声）
巴菲特：我们的观点也是随着现实情况改变的。如今，联邦政府在动用石油储备，每天向经济中投放大量石油。大家知道，就在不久之前，石油生产商还很发愁，生怕石油积压在手里。它们度日如年，每天要想着怎么把1,100万桶石油销出去。
关于石油，每个人的观点各不相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分成几个部落。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只要我一张嘴，就必然得罪很多人。这么说吧，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多数人觉得美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储备是好事。
我们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石油。如果三年后、五年后，我们的石油少了，那时会怎样？谁知道呢？反正我觉得情况可能不会太妙。
查理，你讲几句吧。得罪人的话，你来说吧。（笑声）
芒格：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的石油行业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不堪。我们的石油行业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认识一些石油行业的工程师、炼油厂的设计师、输油管道的设计师，他们是一群非常优秀、非常靠谱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美国的石油供应才能保持稳定。（掌声）
我很敬佩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我没觉得我们的石油行业做了什么恶。恰恰相反，与美国的大多数公司相比，我们石油行业的公司堪称楷模。
回购并不是教条的数字游戏
Q22
GLENTONGUE：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回购的问题。从两年前起，伯克希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回购。在每个月的回购中，动用的资金量在1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
我进行了估算。当伯克希尔的股价低于内在价值20%左右时，你们每个月投入大约30亿美元进行回购；当伯克希尔的股价低于内在价值10%左右时，你们每个月投入大约20亿美元进行回购；当与内在价值相比，伯克希尔的股价只便宜不到10%时，你们每个月投入大约10亿美元进行回购。
请问我估算的对吗？请问你们在回购时，还会考虑什么别的因素？
巴菲特：你提问之前说的话，我们听了非常高兴。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回购的。在过去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里，如果有人愿意把50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卖给我们，我们会买下来的。就这么简单。
我在前面讲了，四月份，我们没有回购股票。如果按照我们的评估，回购能为留下来的股东提升价值，我们就会进行回购。否则，我们就不进行回购。
与回购相比，我们更愿意买入好生意。当然了，无论是回购，还是买入好生意，手里都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我们进行回购，不需要冥思苦想什么复杂的公式。我们进行回购，也不是因为我们没事找事做。
如果查理、你、我，我们三个人开了一家冷饮店。这家冷饮店每个星期能赚1美元，我们三个人各自持有一定的股份。你说，你想退出。你提了一个价格。我们这家小小的冷饮店公司中有钱，我们觉得价格可以，我们就会同意把你的股份买下来。我们觉得价格不行，我们就不同意。
伯克希尔的回购也是一样的。另外，在回购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回购不会给伯克希尔带来风险，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财务负担。只有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会进行回购。总的来说，我们的回购没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负担。
前段时间，查理在讲话时，提到了亨利·辛格尔顿(Henry Singleton)。辛格尔顿回购了自己公司89%的股票。在股票价格很高的时候，辛格尔顿大量发行股票。在股票价格很低的时候，辛格尔顿再把股票买回来。
辛格尔顿之所以能回购到大量股票，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他拥有猪对手。只有对手认为他是傻瓜，他才能买到那么多股票。
还有一些别的公司，它们也能回购到大量股票。伯克希尔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的股东很理智。如果我们的股东是一群玩短期期权的人，我们很快就能把整个公司的股票都买下来。
回购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我买的第一只股票是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优先股。我买的第二只股票是德克萨斯太平洋土地信托公司(Texas PacificLand Trust)。这只股票是德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Texasand Pacific Railroad)破产的产物。
德克萨斯太平洋土地信托拥有300多万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并不富饶，但是它地上的森林、地下的矿藏，所有东西都属于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明确规定，它会逐步将土地卖出，并每年将卖出土地的收益用于回购股票。
当时，我才十三四岁，我就想了，“如果我活到一百岁，这家公司整个都是我的了。”显然，我的算计不太对。我还没活到一百岁，那家公司也没有完全变成我的。那家公司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家公司。那么大一片土地，300多万英亩，每年的放牧费能收6,000美元。
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油田。这家公司一直在回购股票，每个星期都在回购。我算了好多遍，什么时候整个公司能全部归我。显然，我那时想得太美了，不是那么回事。
即使现在看来，我仍然觉得这家公司值得投资。公司拥有300多万英亩的土地，它可以把这片土地全部卖出去，保留采矿权，不断回购股票。只要你买入的价格足够便宜，有耐心等待，一定能获得良好的回报。
后来，事实证明，长期投资这家公司的人确实赚了大钱。只是当初没人预料到在这片土地下会发现储量丰富的油田，也没人预料到厄尔巴索市发展得那么快，甚至连这片曾经的荒地都值钱了，这都是后话了。
回购的道理很简单，不是吗？有些搞学术的，写个关于回购的博士论文，能写好几百页，其中还有很多像天书一样的希腊字母。其实，回购就是把你的合伙人的股票买下来，就看你买的价格是否合适。
如果你手里资金充足，回购的价格合适，没其它更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回购？在这种情况下，回购是很好的选择。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比较起来，有其它更好的机会，那就不回购。从绝对的角度来看，如果回购本身不合适，你也不回购。
查理，你有什么补充的？1943年，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已经当兵了吗？
芒格：嗯，沃伦，我们白手起家，一路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感谢上天眷顾。
在这一路上，我们有志同道合的人相伴，我们的运气多好啊。（掌声）
巴菲特：是啊。明天，市场开盘后，伯克希尔的股票会进行交易，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进行回购。
说不定哪天，真有机会回购少量股票的时候，我们会回购。
伯克希尔的股东太聪明了，我们想回购也买不到多少。
我们无意把哪位股东赶出去，我们想着的是那些和我们始终在一起的股东，我们要为他们提升价值。回购没那么复杂，是否回购，主要看合适与否。我们没什么特殊的公式，只是遵守我前面讲过的原则。
我们的继任者，我们的继任者的继任者，他们在进行回购时，应该会遵循同样的原则，因为我们的股东是一个理智而忠诚的群体。
“独立董事”往往不独立
Q23
贝琪（代问）：您在前面提到，您在做收购时，可以迅速拍板。那么，将来格雷格掌舵时，他也能像您一样迅速拍板吗？也能在不经过董事会商讨的情况下，决定做几十亿美元的收购吗？
巴菲特：我估计，在与格雷格合作时，伯克希尔董事会的做法有可能像其它公司的董事会一样。
在与我合作时，伯克希尔的董事会完全让我做主。在与格雷格合作时，伯克希尔的董事会可能多走一些程序、多做一些限制、多进行一些商讨。其实，我们的董事会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格雷格。然而，在与格雷格合作的初期，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了解格雷格。
我们的董事希望遵守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的章程，免得出了什么差错，他们要承担责任。他们的做法可以理解。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买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我们伯克希尔没买，我们的董事和高管没有这个保险。
一个人加入了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成为一名董事，他就承担着信托责任，应该代表股东的利益。博物馆有董事会，大学也有董事会。成为博物馆的董事、成为大学的董事，是一种荣耀。既然你荣耀加身，你就得为博物馆、为大学做贡献，捐钱。
在我看来，做伯克希尔的董事，比做大学、医院的董事更有意思。当然，我没进过博物馆的董事会，我不知道他们在博物馆的董事会上讨论什么。
一位董事一年可以领取30万美元的薪酬。这笔钱，对有的人来说，很重要，对有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如果所有上市公司规定，董事不领取薪酬，那么董事将成为一个荣誉职位，仍然会有很多人愿意担任董事。现在的董事，他们从上市公司领取薪酬，拿钱拿得太容易了。所谓的“独立董事”根本不独立。
芒格：一个特别需要30万美元的人，他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怎么可能独立？
巴菲特：是啊，他需要这笔薪酬。
芒格：他完全依附于上市公司，根本不独立。
巴菲特：我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在一封信中写的。为了保护写信人的隐私，我对文字做了少量改动，但我读的基本上就是原话。我不想透露这个人是男是女，为了方便，下面我讲话时，我会用男性的“他”。
这封信是我很多年以前收到的。写信的人说：“给您写这封信，我感到惭愧万分。但凡有别的出路，我也不会向您开口。我需要一笔钱，但实在是筹措无门。”
当时，写信的这个人需要两三百万美元，我并不认识写信的这个人。走在大街上碰面，我也不会认识他。他写信给我，说他急需两三百万美元。
他在信中接着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董事薪酬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我查了一下他的相关信息。我发现，他同时在五家大公司担任董事。他以前还在很多别的公司担任过董事。
他说他急需用钱，他说自己的所有收入全部来源于董事薪酬。大家知道吗？在每一家他担任董事的上市公司，他都被划分为“独立董事”。我觉得，这有点太离谱了。
2006年，我们持有可口可乐公司9%的股票。可口可乐公司没给我什么好处，可能就是给我免费喝了几罐可乐。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可口可乐公司9%的股份，我们当然非常关心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
在我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期间，加州公务员养老金(CalPERS)等机构提议投我的反对票。
我记得，有两家机构投了我的反对票，它们认为我是利益相关者，我不够独立，因为伯克希尔旗下的DQ冰淇淋和可口可乐存在关联交易。其实，就是DQ冰淇淋的加盟商销售了一些可口可乐的产品。
难道我的脑袋有问题，我不会算账吗？伯克希尔持有几十亿美元的可口可乐，我怎么可能损害可口可乐的利益？我真是服了。
那一年，我忘了是2004年，还是2006年了，选举我担任董事的支持率从96%下降到了84%。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觉得我不适合履行董事的职责。
对于很多董事来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在他们的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这倒不是说，这些董事不是好人，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一个人迫切需要董事薪酬，他竟然还算得上“独立董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人持有大量上市公司的股份，例如，伯克希尔曾经的董事沃尔特·司各特，他倒不算“独立董事”了。我很难理解。
上市公司的规则如此，我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们仍然会遵守规则。
芒格：沃伦，现在的规则又改了，只有“独立董事”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匹马、一只兔子、一头牛什么的。（笑声）
巴菲特：我有些体会到伽利略的感受了。
芒格：董事只独立还不行，还得是多元化的独立。
巴菲特：是啊。一位董事，迫切需要领取董事薪酬，他只有这一项收入来源，他在五家上市公司同时担任董事，在每家上市公司都被划分为“独立董事”。
他希望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能多给他引荐引荐，再成为第六家公司的董事。另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听：“这个人怎么样？”这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行，没问题。”意思就是说，“他不惹事。”
芒格：总之，现在上市公司所谓的“独立董事”，和我们心中的“独立”不是一回事。
巴菲特：真不是一回事。
问答环节到此结束。（掌声、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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