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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余亮:没有天使的夏日 | 散文坊



【作者简介】庞余亮,1967年生,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做过教师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诗集《开始》《比目鱼》,小说集《为小弟请安》《鼎红的小爱情》《出嫁时你哭不哭》等;有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获过柔刚诗歌年奖,第五届汉语双年诗歌奖,紫金山文学奖,第二届扬子江诗歌奖等。










的夏日


没有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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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开始的夏天还没有那么漫长,父亲也还没那么肥胖。他更没有那么粗暴,他还是个壮年的父亲。

我记得我的老鹅还没被父亲宰杀。我的老鹅还在小鹅之外独自觅食。小鹅还小,但它们成为我们家宝贝的时间仅仅半个月。半个月后,它们就被赶到“广阔天地”里独立觅食去了。

它们身上那动人的鹅黄慢慢被白羽毛所替代。至于这样的替代是哪一天哪个时刻完成的,谁也说不清。就像我,实在回忆不出父亲什么时候打我我决定不求饶。

我在那座四面环水的村庄生活到十三岁,然后出门求学。此时我已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和初一初二,也就是一个标准的初中毕业生。偏偏那年有了初三,我必须离开这个村庄去乡政府所在地上学。父亲半是高兴半是担忧,他害怕我成为一个文也不能武也不能的半吊子。

我离开村庄的那天,村庄安安静静的,根本没有人起来送送我,除了河里的那群白花花的呆头鹅。我拣起一个土坷扔过去,没扔中——它们伸长了脖子嘎嘎地叫了几声,表达了它们一以贯之的骄傲。

这是一群新鹅。从去年夏天长到今年夏天的那只和我如朋友的老鹅,被父亲宰杀掉了。这是一群劫后余生的鹅。宰杀老鹅的时候,我目睹着这群劫后余生的鹅开始逃跑,它们张开白翅膀,一只跟着一只,飞快地掠过那清凉的水面。往往是那天,我不会听到它们骄傲的歌声。

到了晚上,它们又在我的呼唤下回到了鹅栏。

我觉得无比耻辱,又对父亲的命令是无比服从,甚至还去向父亲表功。

我是鹅们的什么?它们知道我扮演了什么角色吗?我甚至在杀老鹅的时候,我就悄悄藏起了老鹅一根最长的鹅毛。因为我看到过伟人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支鹅毛笔。后来那鹅毛根部的油脂太多,字根本就写不出来。

我出卖过多次我的鹅。

后来鹅没有了。夏天就变得无比漫长起来。

再过了很多年后的夏天,我的桌上多了两盆火鹤花。一个叫红掌,一个叫白掌。突然想到,那天杀我的老鹅时,父亲将那老鹅的那对“红掌”用沸水浇过之后,哗啦一下撕去老鹅脚掌上那外面的红皮。那“红掌”就这样变成了“白掌”,如我面前的这两盆悲伤的火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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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写过麦地的诗,那全是海子写过的麦芒。父亲曾问过我,你整天写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不要闯祸啊!我没有回答他。他搞不懂什么是诗歌,就像我也搞不懂麦地里的麦子为什么那样戳我的手指。

“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一种愿望/一种善良/你无力偿还。”

手指的疼痛无法休止,我的诗歌也不能结束。

记得那个初夏,我抱了本诗集回到家里。母亲对于我的回来表示了足够热情,父亲不在家,他在乡粮站看大门呢。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这个劳动节正好睡懒觉。

我从下午三点上床,一直睡到晚上七点多钟,是父亲的声音把我惊醒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声,他怎么也放假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主要是我不听话。我家平时要做一些打草帘做芦席的副业,上了初中,我就不肯做了,还捧着一本书装模作样,既偷了懒,还耗了“上计划”的洋油,父亲很不满,我拍着书理直气壮地说,这可是先生叫看的。这是很有效的,不识字的父亲有两怕,怕干部、怕先生。

第二天凌晨,父亲在堂屋里对母亲说话,没过多久,父亲就和母亲在堂屋里吵了起来,父亲叫母亲来叫醒我,母亲不同意,说我昨天晚上看书睡得很晚,父亲说,年轻人要睡多少觉,睡得多只会变成懒虫。母亲说,他已经做先生了,还要出猪灰,让人家笑话的。父亲听了这话,竟然吼了起来,笑什么话,将来文能武不能,更让人家笑话。父亲的哲学是,一个人要“文能武也能”,而我这样,只能文不能武的人,将来吃饭都成问题。出于赌气,我迅速起了床,只吃了一小碗米疙瘩,母亲叫我再吃一碗,我赌气不吃了。父亲把一根扁担递给我说,饿不死的。

清晨的村庄还是很安静的,我晃荡着粪桶就直奔我家的猪圈。我是很熟悉猪圈的,小时候要把捡来的猪屎往猪圈里倒,还要把拾来的猪草往猪圈里倒。上了高中,我就不怎么到猪圈去了,一是我寄宿了,二是我要考大学。足够的理由使得我远离了猪圈,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还是把我逼到了臭气冲天的猪圈来了。

父亲打开了猪圈的后门,我在他的指挥下动了两灰叉,刚才还浓缩在一起的臭气就涌到我的鼻孔里、头发里、身体中,早晨那一碗米疙瘩差一点吐出来。父亲见我这样,喝斥道,你可真的变修了,人家公社里的大干部也能做的,你怎么就不能做了?

我家的猪圈是在小河的一边,猪灰可以直接上船的。也许是我和父亲有了比赛的意味,也许是我怕乡亲们看到我劳动,反正我挖得比父亲快,也比父亲多,太阳有一竹篙高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一猪圈的灰出完了。拔船桩的时候,父亲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他,看着河水,我熟悉的河水虚幻,我熟悉的手掌火辣辣般疼痛。

父亲还是照顾我的面子,离了村庄之后才把手中的竹篙递给我。我接过竹篙,用力向下去,没有想到的是,起篙的时候,竟然没有力气把竹篙拔起来,如果不是父亲一把扶住我,我肯定要掉进河里去了。父亲把竹篙拔出来之后,想不叫我撑了,我坚决没有让,父亲也就没有坚持,把竹篙让给了我。可我再次出了洋相,过去我学的是空船,现在是重载船。重载船吃水深,下篙、起篙都是要有技巧的,我用尽了力,船却前行得很慢。父亲像是没有看见我的窘迫,索性用草帽遮在头上睡觉了。

船是靠稳了,就剩下两项农活了,挖灰和挑灰。我都不愿意做。父亲根本就不和我商量,把扁担给了我,意思是我挑。粪桶的重倒是其次,更让我为难的是,田埂上全是肆意疯长的油菜,它们拼命地阻止我前进,头一桶猪灰挑过去,我简直就要瘫了。待到小河边,父亲说,怎么这么久?我撒了一个谎,肚子疼了。第二桶过去,我还是回来了这么久,父亲又问了一句,我还是说肚子疼。父亲的脸色顿时就变了,说,懒牛上场,尿屎直淌,我看你啊,真是懒到底了,这样吧,我来挑,你来玩。

我就是被父亲的这句话激怒了,坚决不同意把粪桶再给父亲,最后一粪桶猪灰上去之后,父亲把手中的灰叉递过来,叫我平一平。我平完了,把灰叉扔到了麦田深处,麦子长得太高了,一口就把灰叉吞没了。

回去是父亲撑的船,到了家,父亲叫我回家,自己在河边洗船、洗粪桶。他没有问那把灰叉的下落。当天晚上,劳动了一天的父亲连夜回了粮站,而我则是没有洗脚没有吃饭就爬上了床,明明是累,可怎么也睡不着觉,手疼、肩疼、腰疼、腿疼,酸痛令我连翻身都很困难,半夜里刚睡着了,我就听见站在我家麦地中的那把灰叉在对着我喊,疼!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了,这一年,我十九岁,父亲六十六岁。父亲有意这样做的,本来运猪灰要在六月底,麦子割了,平田栽秧的时候才用得着猪灰,可六月底我还在学校教书,父亲肯定是怕逮不着我,就决定请假,利用星期天“修理”我一番。

今年我回家扫墓,父母的墓后两百米处,就是我和父亲当年出猪灰的地方。已是别人家的责任田了,那把扔在麦田深处的灰叉,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如此肥胖也如此漫长的夏日里,不能不提我的南瓜地、我的南瓜。其实在我上了大学后,我再也不愿意提到“南瓜”这个词。我的理由很充分:一辈子吃南瓜的重量是固定的,童年少年时代,几乎是南瓜当饭,揭开锅盖,全是金灿灿的南瓜粥南瓜饭,嘴巴里全是南瓜的生涩味,吃够了。

但不挑食不抱怨,才是贫穷人家的生存哲学,就连我们家饲养的猪一样,如果它对母亲送过去的猪食挑嘴的话,那它就必须承受母亲手中铁质猪食勺的猛揍。投胎于此,挑食不可能,抱怨无效,我将生涩的南瓜汁液狠狠地咽了下去。贫穷之胃会永远铭记这样的迫害。但迫害的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遗忘和对于南瓜恩情的遗忘在本质上没任何区别。

但追究到底,这不是我应该遗忘南瓜的理由。

我把我和南瓜的缘分统统梳理了一遍,反复出现的是在那个曙光初现露水满地的清晨,风流一辈子的父亲要教我给南瓜“套花”,将雄花外面的花撕掉,仅仅留下雄花的花芯,带着花蒂套进雌花中。当时我刚十二岁,父亲没有讲套花的道理,但我突然就明白了其中性教育的意思。父亲似乎没看到我的脸红,继续让我跟着他学做套花,但我的脸在发烫,身体在悸动。

——“发烫”和“悸动”,是属于少年的隐秘之事。

我决定把这隐秘的南瓜留在这漫长的夏日里,如果它能顺利地胖起来,就让它无休无止地肥胖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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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的夏日是不爱运动的,就像肥胖的父亲,他一运动就气喘吁吁。后来雨季就来了。

雨是父亲爱出的虚汗吗?

那么大的汗珠,不,那么大的雨点。

都是比蚕豆还大的雨点。

对,是蚕豆,而不是黄豆。不是比黄豆大的雨点,而是比蚕豆还大的雨点。啪嗒啪嗒,冷不丁地就往下落,从来不跟你商量,即使县广播站里的那个女播音员说了多少次“三千米上空”也没用的。想想也够了不起的,如果那比蚕豆大的雨点是从“三千米上空”落下来的,那当初在天上的时候该有多大?比碗大?比洗脸盆大?还是比我们的圆澡桶还要大?

“百帕”实在太神秘了,几乎是深不可测,究竟是什么意思?去问刚刚毕业回村的高中毕业生,这些穿白的确良衬衫的秀才们吱吱唔唔的,也说不清楚。但那神秘的“百帕”肯定与天空有关,而能把“百帕”的消息带回到我们身边的只有那比蚕豆大的雨点。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雨下得急,正在“发棵”的水稻们长得也急,还有那些树,大叶子的树,小叶子的树。比蚕豆还大的雨点砸在它们的头上,它们一点也不慌张,身子一晃,比蚕豆大的雨点就弹到地上去了。地上的水,流成了小沟,而原来的小沟变成了小运河,原来的小河成了湖——它把原来可以淘米可以杵衣的木码头吃下去了。

比蚕豆大的雨点就这样落在水面上,砸出了一个个比雨点还大的水泡。那水泡还会游走,像充了气的玻璃船,跟着流水的方向向前走,有的水泡会走得很远,如果它不碰到浮在水面上那几根麦秆的话。

母亲很生气:天漏了,一定是天漏了。

那些无法干的衣服,那些潮湿的烧草,那些无法割来的蔬菜,都令母亲心烦意乱。

我们估计是谁与那个“百帕”生气了,但我们不敢说。直到我去县城上高中,问起了物理老师,这才明白什么是“百帕”,“帕”是大气压强单位。播音员说的是低空气压和高空气压。一般近地面的压力大约是1010百帕,400百帕高度。

但母亲生气的时间常常不会太长,她为了这个小暑的“雨季”早储备了足够的腌制雨菜。所谓雨菜,是指菜籽收获后,掉在地上的菜籽萌发的嫩油菜。母亲把落在田埂上和打谷场上的它们连根拔起,然后洗净腌好贮藏起来。

有雨菜还不够,母亲抓起一把今年刚晒干的蚕豆,蚕豆还青着,但很坚硬。母亲把菜刀反过来,刀刃朝上,夹在两只脚之间。将干蚕豆放在刀刃上,然后举起桑树做的杵衣棒,狠狠砸下——蚕豆来不及躲闪,就被母亲劈成了两瓣。随后,母亲再剥去蚕豆衣。晒在竹箩里的蚕豆瓣如黄玉,光滑温润。

外面,那比蚕豆大的雨点还在下,比雨点还大的水泡瞬间产生破灭,但已和我们无关了。母亲做的腌雨菜豆瓣汤已盛上了桌。那些黄玉般的蚕豆瓣在雨菜的包围中碎裂开来,像荡漾在碗中的一朵朵奇迹之花。这咸菜蚕豆瓣汤,极咸鲜,极糯,极下饭。

夏日年年会来,雨季也年年会来,比蚕豆大的雨点也会落到我的头上,但亲爱的母亲、已离开我的母亲啊,我不吃这咸菜蚕豆瓣汤已有十三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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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

最肥胖的夏日里,鸟雀都不飞,胖子怎么可能再运动,就像我那同样肥胖的父亲,他要静养,我要反对,我反对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的夏日!

没有一丝风,下午有几丝西南风,还没到晚上,停了。

粗暴的大暑天,连凉席都是滚烫滚烫的,但父亲不准我下河:实在热的话,团到澡桶里,用水泡泡,也是一样的。

父亲是我们家的独裁者。他只说一句的话,就是命令,就是指示,就是真理。但我的内心如蝉一般鸣叫。你说一样?!怎么可能一样?!

我的犟脾气上来了:绝食。

父亲开出了条件:如果每天打好两条芦箔,就下河去,但不准摘人家的瓜,也不准掏螃蟹,摸点河蚌就好了。

两条芦箔!每条芦箔得用芦柴一根一根地编起来,编至十市尺长。每条芦箔可去砖窑上换砖头,也可卖上七毛钱。而十市尺长的芦箔要编多少根芦柴?我没计算过。我计算的是编草箔的草绳。每条草箔需要的草绳是十庹长。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庹”字,只知道这个tuǒ音。母亲比划过,“一tuǒ长”就是大人手臂完全张开,从左手指尖到右手指尖的距离。父亲下达的任务,就是让我每天晚上搓上二十庹长的草绳,然后在木坠上绕好,将数不清的芦柴编至十市尺长,接着再重复一次。

为了把每天下午空出来,我将晚上的时间定为搓绳的时间。为了防蚊,母亲燃起收割下来的苦艾。稻草在我的手心飞快地变成了草绳,又在我的屁股后面团成了蛇环的圈。手心滚烫,放在水盆里浸润一下,再搓。夜晚的知了依旧不知疲倦地喊叫,但我听不见了。如果明天下午我跳进清凉的河水里,那荡漾出来的涟漪会比地球还大吗?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漫长的夏日,也是我咬牙坚持的夏日。一个人独立完成两条芦箔,太难了!但我还是完成了。那个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的夏日里,我每天仅睡五个小时左右,搓绳至深夜,我的屁股后才有二十庹长的草绳。天刚蒙蒙亮,我得去绕绳,再编芦箔。我的手飞快地翻着木坠子,像无比熟练的纺织工人,纺织这十庹长的绝望夏日,纺织这二十庹长的绝望夏日,纺织这无尽头的绝望夏日。纺织完毕,我会扑通一声跳到水中,狗扒式般的仰泳自由泳,直至泡到黄昏,带着堆满河蚌的澡桶回了家。

从那以后,我家每天午饭的菜,不是咸鱼河蚌,就是韭菜河蚌汤。前者下饭,后者更是能饱肚。看着父亲满意的表情,看着全家人的筷子伸向那盛满了河蚌的碗,我自豪无比。

有一天中午,父亲忽然停止了咀嚼,从嘴里慢慢吐出了两颗“鱼眼睛”。父亲看了又看,说:“哎,珍珠!”

“煮熟了,可惜了。” 父亲又说。

正准备庆功的我呆住了。那年月,人工珍珠还没开始。传说慈禧太后每天都服用珍珠粉。还有,珍珠都是河蚌吃到树枝上的露水而形成的。难得一见,非常宝贵。而我没有见到那银光闪闪的她,她就成了被父亲的肥硕舌头和浑浊口水搅拌过的鱼眼睛了。再之前,她肯定在铁锅中哀求过、哭泣过,但我为什么没听见呢?为什么在剖河蚌的时候没有发现?为什么?

那天中午,我捏着那两个煮熟了的已成鱼眼睛样的珍珠哭泣,妄图在我的眼睛里哭出两颗珍珠,知了依旧在拼命地喊叫,听不出它们是没心没肺,还是幸灾乐祸。我手中煮熟了的珍珠,已是两个伤心的句号,这是比二十庹长还要漫长的绝望夏天的两个伤心句号啊。



肥胖的夏日还在继续。

我已离开了河水多年,但到了深夜,总是听见水在自来水管中低沉的呜咽,它肯定在怀念童年的四季、城市之外的万物,还有我破碎的夏日时光。被加工过的水在自来水管中奔突着,仿佛一颗隐忍的心——谁能够偿还我?偿还那个在河面上拼命叫喊的少年?

我和父亲说的话不是太多,他总是跟我说起1931年的大水。从天而降的大水淹没了我们的村子,父亲用一只小木桶把我的爷爷救起。

1991年,我决定离开我的学校去新疆石河子市(到现在我也没去过石河子市,因为我的诗歌常常发表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小刊物《绿风》上,我几乎固执地要远离家乡去石河子)。我讨厌我身边熟悉的生活,可肥胖的父亲却中风在床。夏日的雨无穷无尽,洪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围住我的村庄。乡亲们夜以继日地筑堤抗洪,我什么也不会,如一只困兽般坐在父亲的身边读汤姆斯•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买的,我记得那个书店在天安门前,叫三味书屋,而这本书的翻译者叫乔志高。

“毁灭人类的种子将在沙漠里开花,救药人类的仙草长在山野的岩石边;乔治亚州一个邋遢女人纠缠了我们一生,只是因为当初伦敦一名小偷没有被处死。我们的每一时刻皆是四万年的结晶。日日夜夜,分秒必计,就像嗡嗡的苍蝇自生自灭。每个时刻是整个历史上的一扇窗户。”

《天使,望故乡》是汤姆斯•伍尔夫的自传体小说,他是他父亲最小的儿子。我也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我从未有过读完书全身战栗的情景。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全身战栗,言语不清的父亲以为我在打摆子。我不理睬他的关心,继续在昏暗的灯下读。

“生命蜕去了重重雨雪的覆盖,大地涌出它从不枯竭的那股活力。人们的心头流淌过无尽的渴望,无声的允诺,说不清的欲望。嗓子有些哽咽,眼睛也被什么迷住了,大地上隐隐传来雄壮的号角声。”

尤金,我就是《天使,望故乡》的尤金。那年我二十四岁,这本书彻底地改变了我。洪水漫过了河堤,抗洪物资按照人口均匀地分配到每一家。就在那一年,父亲和我都是第一次吃到火腿肠、方便面、冻鸡。对于肉食,中风的父亲依旧吃得很欢。贫困中长大的父亲把肉食当成他的菩萨。

再后来的夏天就是第二年的大旱,父亲从病危中再次挺过来。“他曾经失落,但是世间所有人生历程无不是失落,瞬间的依恋、片刻的分离、无数幽灵幻影的闪现、高天上激情饱满的群星的忧伤——这一切无不是失落。”1994年的夏日无比酷热,肥胖的特征从父亲身上慢慢消失。我得一次一次为父亲洗澡。那一年为他洗澡的时候不再困难,他也习惯了我的用力方式,我也习惯了我所熟悉的生活,我以为漫长的夏日就这样每年如此冗长了,永远读不到最后一页,石匠甘德的小儿子,悄悄写诗的尤金。我拼命地抄写《天使,望故乡》中的句子。我为什么就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呢?令我战栗的另一个我写成的文字。

“我们之中有谁真正知道他的弟兄?有谁探索过他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一辈子被关闭在监狱里?有谁不永远是个异乡人,永远孤独?啊!失落的荒废,失落在闷热的迷宫里,失落在星星的光辉中,在这恼人的、灰暗的煤屑地上!哑口无言地记起来,我们去追求伟大的、忘掉的语言,一条不见了的通上天堂的巷尾—— 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找不到的门。何处啊?何时?哎,失落的,被风凭吊的,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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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已经失去,魂兮能否归来。熬过了1994年的酷热夏日,父亲去世在九月的一天下午。我一直没有哭泣,直到我在六年之后,我开始写我的父亲,写完那篇《半个父亲在疼》的深夜,我捧着文稿,任由泪水滚过我已发胖的身躯。窗外的晚饭花已经结籽,夜风吹过,那些黑色的籽在那狭小的庭院里叮叮当当地滚动。

现在,我不和父亲一起度过肥胖夏日的年头有三十二年了,父亲离开我快二十三年了,而我也开始肥胖,必须独自度过这漫长的没有天使的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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