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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靠不住啊,连季羡林也没想起这些文坛往事

姚峥华 冰川思享号 2018-12-22


风云际会中历史的恩怨无人可以说清辩明,仅就记忆偏差与否这一项,幸好还有日记的“一仍其旧”,可以让我们穿越岁月的迷雾,稍微廓清一些枝蔓,让细节还原,历史显真。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姚峥华

 

人的记忆靠不住,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记忆,如果没有资料核实,容易造成混淆以致于以讹传讹。同样的例子在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中即有所发现。


▲《清华园日记》(全本·校注版),季羡林  著,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8月

 

季羡林写过一篇文章《沈从文先生》,有怀念沈先生的意味。当中有一段文字交待当年他们相识的缘由: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亲》出版之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求郑振铎先生在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认识了。我当时是一名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作家。社会地位,虽不能说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点儿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让我非常感动。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我居然也被邀请。

 

这些天,看《清华园日记》,季羡林1932年至1934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所写日记。这本著名的日记自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年初版后,近二十年来,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如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过,201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2018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校注版全本。


再读,还是意味多多,正如季羡林2002年在《清华园日记》准备出版时说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在人前难以说出口的话,都写了进去。这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


2001年1月17日,季羡林在北大朗润园的家中(图/图虫创意)


对照《清华园日记》,我发现有几处记忆出现偏差。不知是季先生因“一仍其旧”故,不改而特意保留原错呢?还是后来记忆不可靠而张冠李戴?


这里列上几例,以满足自己侦探般发现蛛丝马迹的读书之乐。


1


当年季羡林撰写书评并不是针对丁玲的《母亲》,而是丁玲的《夜会》。

 

1933年11月8日:


今天整天都在沉思着《夜会》的书评,一抬头,就使我感到困难。


......


晚上终于硬着头皮把《夜会》的评写完。

 

1934年3月6日日记写道:


看到沈从文给长之的信,里边谈到我评《夜会》的文章,很不满意。这使我很难过,倘若别人这样写,我一定骂他。但沈从文则不然。我赶快写给他一封长信,对我这篇文章的写成,有所辩解,我不希望我所崇敬的人对我有丝毫的误解。

 

3月10日又记道:


今天接到沈从文的信,对我坦白、诚恳的态度他很佩服。信很长,他又劝我写批评要往大处看。我很高兴。

 

▲沈从文(图/网络)


可见,后来季羡林的文章《沈从文先生》,提到的书评应该是丁玲的《夜会》,他错记为《母亲》了。不是日记有误,而是记忆有误。晚年时助手姜德贵协助季羡林做口述史,谈及此书评,季老还坚持说:


《文学季刊》上我写的第一篇书评是评丁玲的《母亲》。


......


我对丁玲就是那么个印象,拿胡也频做手杖,没有好印象。她的《母亲》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2


季羡林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求郑振铎先生在创刊号再版时,把他所写的那一篇书评抽掉。


事实上,书评被抽掉不是他的提议,而是巴金先生主动拿掉的,为此他们还发生了一些纠纷,被称为“《文学季刊》抽稿事件”。


在《清华园日记》里,校注者叶新有很详细的记载:


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登载了季羡林一篇书评,对作家丁玲1933年6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夜会》有所批评(这个出版时间在几个资料上有出入),是书评编辑李长之约的稿子。该创刊号告罄之后马上再版,巴金不经编委会的同意抽掉了这篇书评,引起了李长之和季羡林的不满。主编之一的郑振铎和朱自清也认为巴金的做法欠妥。李长之甚至退出了《文学季刊》编委会,转而筹办自己的《文学评论》杂志。不仅于此,李长之、张露薇和巴金之间还在报纸上打起了嘴仗,引起了郑振铎的不快。这些在季羡林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载。

 

在1934年3月26日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长之说到几个人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

 

▲批评家李长之(图/网络)


可见,人的记忆是多么靠不住。胡适在《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跟他的秘书胡颂平多次提到,记忆靠不住,所以,许世英的《回忆录》错误太多,无从说起。


3


季羡林说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他和沈从文认识了。事实也不准确。早在1933年年底,他们因文章往来已有所交集。


1933年12月26日季羡林记道:


长之把我的《枸杞树》寄给沈。他信上说接到了。我仿佛有一个预感,觉得这篇文章不会登,不知什么原因。心里颇痛苦。


12月27日又记之:


今天《枸杞树》竟然登出来了。不但没有不登,而且还登得极快。……前几天,长之告诉我,沈从文很想认识我,我怎好去见他呢?——居然登出来了,万事皆了。

 

从日记可以看出,书评抽稿之前,他俩已经互相相识了。


 

4


因了“《文学季刊》抽稿事件”,甚至牵出巴金、沈从文,还有郑振铎等,不免好奇季羡林的文章如何评论,以致于各方反响剧烈。其中本为好友的沈从文与丁玲,后来甚至反目成仇,也让人唏嘘不已。

 

在《清华园日记》附录中,可以看到季羡林登于《文学季刊》1934年第一卷第一期的书评,文章中写道:


最近又读到她失踪前不久出版的《夜会》,在这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的进展的影。


......


在某一个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做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


就这样,无论穿的是旗袍或马夹,穿的是蓝布裤褂;但是,她还是她,转变也只是转变了衣服。

 

以这个时间推算,文章应该是写于丁玲被捕失踪期间。


▲青年丁玲(图/网络)

 

沈从文结识丁玲是在1925年的北平,沈从文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三人结下深厚友谊。


1927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1931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记胡也频》以示悼念。1932年丁玲有了新的生活伴侣冯达。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昆山花园路家中被秘密绑架,1933年10月她的短篇小说集《夜会》出版。


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全力营救,并发表了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沈从文又写下《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


(丁玲)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


鲁迅先生也强烈关注此事,他写了《悼丁君》,并呼吁良友公司尽快出版丁玲的小说《母亲》。


▲现代书局出版的《夜会》与良友公司出版的《母亲》内页(图/网络)

 

《夜会》是短篇小说集,由现代书局出版。《母亲》是以丁玲亲生母亲余曼贞为原型,由良友公司出版。这是丁玲所著的两本不同的作品。


季羡林在1934年1月发表的书评,貌似言之有理或以一己之见自圆其说,但因不知其生死,革命伙伴为丁玲忧心忡忡的情境下,该文发表明显是不合时宜的,难怪沈从文不满意,巴金也将文章一举拿下。

 

5


有意思的是,50年后,78岁沈从文想不到76岁丁玲写了痛骂他的文章,刊登于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


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晚年(图/网络)


风云际会中历史的恩怨无人可以说清辩明,就像20岁出头记日记的季羡林,并不知道晚年等待他的家变会引发多少故事,而这些缠绕成团的罗生门哪怕在他逝世十年后,甚至在他儿子季承也作古之后,依旧剪不断理还乱。

 

仅就记忆偏差与否这一项,幸好还有日记的“一仍其旧”,可以让我们穿越岁月的迷雾,稍微廓清一些枝蔓,让细节还原,历史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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