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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之后,王安忆这部上海新传的“幸”与“不幸”

姚峥华 冰川思享号 2018-11-13



王安忆笔法冷静,果敢,克制,又疏离。小说中陈书玉始终是一位旁观者,时代的变迁都以身边人的遭遇来作为一种反射,映衬着社会大潮的起起落落。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姚峥华

 

作家王安忆最新的长篇小说《考工记》在《花城》杂志上连载后,最近出了单行本。一如既往王安忆的烙印,笔风细腻,风格鲜明。


▲《考工记》封面介绍该书是“《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让人好奇的是,小说从上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的2000年,时间跨越大半个多世纪。对历史的各个节点,王安忆会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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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说题作“考工记”,是王安忆的本意,她说,顾名思义,这是围绕着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

 

众所周知,《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如,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玉石之工有五种,陶艺之工有二种。分工细密,人尽其能。这本文献对“工”的见解非常卓越。


▲历史上的《考工记》(图/网络)   

 

因了“工”,王安忆将男主角陈书玉,在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其鲜活个体与祖上老宅温情脉脉又若即若离相互偎依虚实参照,描划出一部与春秋《考工记》相呼应的营造史。

 

面对半个多世纪的世事沧桑离合聚散,王安忆笔端轻轻一挑,用一句“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这么云端梦里的,就稀松平常地让男主人翁走过了人生的历程。

 

故事梗概是,出生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奚子、大虞、朱朱,憧憬着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袭击而来,四小开猝不及防,被裹挟着,仓皇应对,各奔东西。奚子成为党的干部,朱朱到了香港,大虞退避乡下,只有陈书玉在学校里当老师。

 

“百姓的日子,似乎有恒常的性质,像水一样,无论从谁家岸边过,都一逕向前去,这里断了,那里又续上”。书中充满了王安忆哲理般的句子,就像这幢祖传的老宅,“木结构的宅院,追究起来,哪里是个源头!榫头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缝对缝,咬合了几百年,还在继续咬合”,世事的缠绕和生活的胶着,都聚合于木之“工”里,人之“工”里,时之“工”里,物之“工”里,情之“工”里。

 

2



这里边的面目,其实又是模糊的。

 

先是人物面目的模糊,不单单陈书玉的祖父,还是他的伯父,还是他自己的父亲。以及奚子到季处长,还有总在关键点出现的“弟弟”,瓶盖厂的老厨子……都在行文中裹着面纱般若隐若现。


▲作家王安忆(图/图虫创意)   

 

接着是事件面目的模糊,大虞父亲因“敌产”被抓又戴罪放回、财产充公,举家迁回乡下;朱朱因历史问题被抓收监,关进虹口的提篮桥,判了刑。最剧烈的镜头,是成为瓶盖厂的老宅屋檐下吊着一个模糊的身影——街道办汪同志;还有红卫兵抄家,圣母石膏像被掠,及至上课时他报告学校书记,昨天抄家了,言语中一抹靴子落地后的轻松……然则具体都是些什么事件,又点到即停适可而止。

 

也因此,时代的各种节点面目也是模糊的。陈书玉、大虞、谭小姐到外滩看解放军的锣鼓秧歌,预示着解放;大虞家变和朱朱的下场貌似一笔带过大时代中接踵而至的各种运动;香港的邮包,猪油拌饭,还有浮肿,点明了大饥荒;大字报,学生大串联,知青下乡又昭示了“文革”;接着就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陈书玉回归教书匠,市面流行补课、考学,笔端随之扑面而来的是改革开放的气息……

 

王安忆笔法冷静,果敢,克制,又疏离。小说中陈书玉始终是一位旁观者,时代的变迁都以身边人的遭遇来作为一种反射,映衬着社会大潮的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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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女性的视角,还是同类的相惜,小说中的女性,相比男性反而个个爽朗豪气。

 

锵锵如女烈士般的采采,凛然仗义到了香港也不忘在饥荒年代寄食物的朱太,利落应对的女干部奚子夫人,还有大虞结实质朴的乡下妻子,陈书玉所在学校历经革命风雨的女书记。尽管落笔不多,也都有型有款。

 

她们是配角,却佐证、补充也丰富着主角男性们的模糊形象,让“别人家的事”因此隔了十万八千里,“正史”反而如开篇时潜回老宅的陈书玉,疲惫中在大床上躺下,“更声敲响,不知是梦里还是醒里,过去还是将来,他乡还是故乡,再有,打更的人,是原先的一个,或是另一个?”

 

▲作家莫言(图/图虫创意) 


记得莫言获诺奖后曾接受采访说,“许多文学手法有政治包袱……可能有些尖锐或敏感的议题,不希望去碰。作家可以注入想象力,让他们脱离现实世界……我真的认为这些限制或审查非常有利于文学创作。”当时很多人闻之诧异。王鼎钧老先生则表示读懂了,甚至说这种“限制”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不知道王安忆的《考工记》是否也在“大幸”之列。不管怎样,它或许可算作《天香》的余韵,拿日常做底色,以小人物为对象,取旁观的姿态,将个体创伤书写嵌入宏大历史叙事,终究如一座被遗弃的年老失修旧宅,隐秘在车轮滚滚的历史隧道中夹缝穿行。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也”。 这是春秋的《考工记》,也是眼前的《考工记》。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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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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