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源流初探
《诗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原的诗歌就只以乐府的形式存在，在楚地，出现了屈原——一般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留下姓名的诗人，以及以他为主体的《楚辞》的繁荣，从秦到汉，是中原诗歌的低潮。
在汉代，《诗经》产生了分化，大雅的部分似乎成了史官的专利，史官继承大雅之风的史诗部分，把这一传统保留下来，象《板》、《荡》那样的内容忽然不见了踪影，小雅则和风一样流落民间，并在流落民间的过程中不知所终了。
汉代有个不太好的特点，可能是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吧，出现的一些“专业”的“专职”的文人，其作用也类似俳优。失去了《大雅》之声，又不肯低就民间乐府的文人，被当做了皇权的点缀，这时候的文人创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写出来就是专门给皇帝和贵族欣赏的，它的宗旨不可避免地以贵族生活皇权盛绩为轴心。
除了楚地祭祀用的“楚颂”，屈原还有一些直抒自己胸臆的内容，到了宋玉，就差不多完全是围着皇权来“组装”文字了。文学一旦成了附庸，成了点缀，就背离了它的本源，不可避免地要回避真实的内心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内容甚至真实的格调，必然向着形式主义的方向无限地膨胀。
虽然在汉代，上层文人把五言诗当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低俗之声，但真正成为皇权的附庸的，却正是这些上层文人的形式主义的堂皇之作，反而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取悦于人”的目的之民歌乐府，才有那么多深刻的现实感和抒情力度。
说《古诗十九首》出自乐府，有它的道理，它的咏事环节有乐府之相，不过，我们不可以把《诗经》同乐府混作一谈，乐府比《诗经》的内容要窄得多，它更多地继承的是《诗经》中的风的一部分，大雅之声自不必说，在汉乐府民歌中，一直少了弱了的小雅的声音，更与《古诗十九首》的风调暗合，比如《诗经~鹿鸣》和《古诗十九首~今夜良宴会》等，《诗经~采薇》和《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古诗十九首》都还没有达到《关雎》、《蒹葭》和《黍离》那样的高度。
如果说，在《诗经》中，小雅和国风的特色还有某些关联，比如《黍离》、《蒹葭》与小雅中的《采薇》就如出一辙，但是小雅中更多的作品，比如《鹿鸣》就与国风中的《硕鼠》《氓》等完全不同调了，初期的汉乐府传承的是国风中的叙事作品的传统，类似小雅风格特色的那一种风，在早期的汉乐府中也不见了踪影。
当党锢之祸起，文人地位再度下降，发热的头脑也清醒下来，大家才又重拾起《诗经》这只金笔，书写自己的失意落寞，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啊。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黄河一样，就像我们的母亲，文人一旦地位上升，就会背离“母亲”的教诲，滑向形式主义的泥潭，不知道自己想什么写什么，围绕着一时的时髦富贵大展孔雀羽毛，“母亲”被一次次的忽略甚至抛弃，但她还是坚持守护着自己的儿女，等着他们受伤受挫受难的时候，再回归到母亲的怀里疗伤养气，重新振翅高飞。
从风格上说，《古诗十九首》的绝大部分是继承了“小雅之风和风之小雅”的传统，与其不断地去探究它与乐府民歌的异同，不如把乐府民歌与它都拉回到《诗经》的本源中去探求，它到底属于哪个门类便一目了然。
当然，五言的形式，却是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可以说，五言形式的发展，是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对母亲《诗经》的第一次超越，但从风调韵致上，它们都不出《诗经》的小雅和国风，是赋比兴在五言基础上的又一次自由和谐。
择其要者，也可以说，《古诗十九首》的贡献是给《诗经》加了一个字。
不过，这一个字非同小可，它是在新的节奏中有效调和赋比兴的元素，唱出新的和谐完美。我们感觉它美，是因为它调和赋比兴到了《诗经》那样的高度和谐，我们觉得它新，是它发展了《诗经》的“格式”。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已经被《诗经》定位，象《诗经》的，我们就觉得好，后世于诗歌的成就，总是探索在新的“格式”上调和赋比兴，以便达成《诗经》那样的完美和谐。
《古诗十九首》跨出了自《诗经》以来的第一步，到目前，这个成就，除了与乐府民歌的关联，我还看不出与汉代正统文学样式的大赋有哪些关系，“于其所不知”处，只好暂且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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