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明尼苏达的警察与黑人
作者旧照
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不得人心，对黑人的侵犯，侵犯的不仅仅是黑人的人权和生命，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人权和生命。
菊子专栏持续更新中。5月24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头版登载了一千名新冠死者的名字，以此悼念所有在这次新冠流行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
仿佛这是为新冠死者们举行了集体葬礼，突然之间，占据美国新闻头条的就不再是他们。第二天，乔治·弗洛伊德的故事，成了美国新闻的头条。
5月25日星期一，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家熟食店，店员发现乔治·弗洛伊德试图用一张20美元的假钞付账，叫了警察。警察说乔治·弗洛伊德拒捕，于是，白人警察德里克·沙文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总共跪了8分46秒。根据对沙文的刑事申诉，其中2分53秒，是在弗洛伊德不再有任何反应之后。弗洛伊德后来被带到医院，医生宣布他已经死亡。
第二天，沙文和另外三名警察被开除。整个逮捕过程的录像被人放上社交网站，于是，从明尼苏达开始，美国各地都爆发了抗议活动。
黑人死在一名白人警察手下，这在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应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进行一宗联邦人权调查。明州州长也已经动员起国民自卫队。5月29日，沙文被起诉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另三名警察也将被起诉。检察官的起诉书引用了初步的尸检报告，该报告显示没有发现“外伤性窒息或勒死”的证据。相反，他的死因有几个综合原因：弗洛伊德受到警察控制、他的基本健康状况，以及他的系统可能有麻醉物。弗洛伊德的家庭要求另外做一次独立的尸检。
抗议组织者号召的是和平抗议，就像这些抗议者，他们很有秩序，而且，尽管天气炎热，除了极个别的口罩松开的，大部分人还认认真真地戴着口罩。
但是，就像所有的大型抗议活动以外，总会有失控的情形。这是星期五，明尼阿波里斯一家兑现支票的商铺被点火烧着。
星期五晚上，亚特拉大发生了大型的抗议示威，抗议者砸坏了CNN中心外停着的警车的玻璃。亚特兰大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就在CNN中心里面。有一辆警车被点燃起火。一名CNN记者被警察抓捕，一个多小时以后释放。
华盛顿特区的抗议者们在白宫外面举行抗议活动，迫使白宫被临时关闭了一阵子。目前白宫已经重新开放。
纽约各处也发生了警察和示威民众的冲突，抗议人员朝警察扔瓶子。到周六上午11点，至少有200人被捕。抗议最严重的时候，有37辆警车遭到涂鸦、砸玻璃，有人朝一辆警车扔莫洛托夫燃烧弹，所幸里面的警察没有受伤。
其他25个城市，包括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达拉斯、丹佛、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和新奥尔良，都爆发了抗议示威。
上面的抗议示威照片中，可以看得出，大部分抗议人士并不是黑人。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不得人心，对黑人的侵犯，侵犯的不仅仅是黑人的人权和生命，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人权和生命。于是，乔治·弗洛伊德的死，才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和抗议。
抗议仍然在继续，我希望它继续保持和平的方式，并且促成警察、社会和政府的改良。毕竟，美国已经有过一名黑人总统。1955年，黑人在公共汽车上，还不能和白人坐着一起，由此才引发了罗莎·帕克斯的抗议和随后的黑人平权运动。43年之后，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一名非洲移民。
中文读者大都熟悉一些有关黑人的经典作品，马克·吐温、《根》、《汤姆叔叔的小屋》、《杀死一只知更鸟》，以及诺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去年，我翻译了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虽然只是纸上谈兵，毕竟，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和相关的阅读，让我和书中描写的人物有了更近一步的接触。
2.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
拿到《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时，我并不知道詹姆斯·鲍德温是谁，更没有读过他的小说。
看他的照片，瘦骨嶙峋，也没有马上产生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然而，打开小说，第一句，就觉得亲近。是一个女孩子蒂希的自述。
我平时接触的黑人并不多，理念上自觉比较进步、平权，实际上，下意识中还是有很多偏见。初到波士顿上学时，住的地方周围有些公寓，公寓里有些黑人，而且，和这本书巧合的是，还有很多波多黎各人，夏天有个日子，波多黎各人还会在镇中心举办一次波多黎各文化节。
从编辑彭伦那里拿到英文原稿时，我觉得应该做些家庭作业。大约亚马逊的大数据偷窥到了我的搜索行为，Amazon Prime上推出来一部关于詹姆斯·鲍德温的纪录片：《我不是任何人的黑鬼》（I’m Nobody’s Negro”）。这部纪录片拍得很有激情——如果对主人公们缺少同情，估计会说它煽情——但我此时来看，却正好天时地利人和，奠定了我翻译鲍德温小说的情感基调。
起初，我并不知道，在很多黑人眼里，警察确实会故意捏造证据来诬陷他们。
1994年O.J.辛普森案发，这位黑人球星兼影星被控杀害了他的白人妻子妮可·辛普森。当时我正好在以色列，错过了那场热闹。后来听说，那一天，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的一律都是O.J.辛普森开着白色野马跑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的镜头。O.J.辛普森案宣判那一天，我和同上一堂研究生座谈课的同学、苏联前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继女塔吉雅娜一起吃午饭。当时我背对着屏幕，塔基雅娜则面对着屏幕，审判结果一宣布，我只记得塔吉雅娜脸上那难以置信的神情：他无罪！“He walked!”
我们都觉得很明显，应当肯定是辛普森干的，检方提供了看起来足够确凿的证据。后来的民事诉讼也判定辛普森有责任。调查辛普森案件的警官马克·菲尔曼（Mark Fuhrman）受这个民事案件结果的鼓舞，1998年写了一本书《格林尼治的谋杀》，指明肯尼迪家族的外甥迈克尔·斯盖科尔（Michael Skakel）是发生在1975年的一桩杀人案的凶手。这个案件已经被搁置很多年，斯盖科尔当时才十五岁，案件重开之后，斯盖科尔被判有罪，获刑二十年。
然而，很多黑人却对辛普森的清白深信无疑。他们就是觉得警方居心不良，菲尔曼故意安置了带血的手套，诬陷辛普森。初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读过一些历史之后，才开始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詹姆斯·鲍德温心中有很多愤怒。他对美国政治十分失望，认为美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黑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同时还是同性恋，于是更觉得在美国社会受到各种歧视和限制。他愤而出走，成年以后的大部分年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
小说是讲故事的，这个故事里面，小说男主人公、黑人男青年范尼被指控为强奸犯。受害人则是一名波多黎各女性。读故事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在偏见之前，哪怕是基于无知的偏见面前，要证实自己的清白有多么艰难，更何况，伴随着偏见的，还往往有刻意的恶意。
翻译到后面，感觉这本书并没有写完。鲍德温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而且书本来是有标号的，前面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一，二才刚刚开始，小说就嘎然而止。然而，作者尽量在告诉我们，他们会有出路。这也说明，鲍德温本人对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民权运动中，他还专程回到美国，就是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因此，他的文字中，就表现出一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度的人性的力量。他的信心和信念大约也来自这里。鲍德温不是像丹泽·华盛顿那样的英俊黑人男子，但他有一种很强的书卷气，赢得了我的信任，于是，我就用他的眼光是看待世界，看待他笔下的人物。尽管他笔下这些小人物都很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底层，满嘴俚语脏话，但是，他们身上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却能够超脱于底层社会的丑恶和肮脏，让我们能够透过表面的粗俗，看到他们的人性，他们的恩爱情仇，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小说结尾，哪怕是刚开始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写的人物，其实也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只不过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情势，使他们无法谈吐斯文、举止优雅，也无法享受锦衣玉食、成功辉煌。
詹姆斯·鲍德温的文字叙述非常优雅。男女主人公都很年轻，男主人公范尼很英俊，虽然出身卑微、受教育程度不高，却不甘沉沦。范尼喜欢雕塑，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把全副身心都放在雕塑上。鲍德温没有讲范尼是不是受过雕塑或艺术的基础训练，我感觉，他就是想让自己的主人公有一种超越自己的物质环境的意念和行动，然后告诉我们，他周遭的一切，又是在如何残酷地打破这个年轻人的梦想。
这种优雅很有必要。于是，我在翻译的时候，碰到粗俗俚语时，在翻译的权限内，尽量挑选一些不那么刺眼的词，因为我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传递原作的氛围和作者的意向。
说到底，这里有一点“附庸风雅”的味道，目的是为了对作品、原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的尊重，希望他们在书中的谈吐、衣着、甚至行为，不要遮挡了他们的人性。当然，这不是重新改写原作中的粗砺与锋芒，也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希望在新的中文语境中，仍然凸显他们的人格和人性。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认真的选择。
翻译过程中，除了具体的词句，更重要的，是把握一种情绪、一种心态。而且，这还不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态，而是原作者的情绪和心态。看完纪录片中的鲍德温之后，我就进入了一种情绪，其中有对情境的悲哀、无奈，也有对人的亲近和温情。大约演员演戏时也会这样，“进入角色”，然后言谈举止都有了一种特定的程式和风格。选定了这种程式和风格以后，白天照常忙碌上班和家务，一坐下来翻译，这种情绪就占了主导，翻译起来就觉得非常顺手。
进入角色，一气呵成之后，我把译文搁置在一边，过一阵子，再重新以审慎的目光去看它，调整具体的文字和遣词造句。然而这都是细节，前面的情绪基调把准了，文字斟酌乃至纠错都不过是小可而已。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拍了电影，而且，扮演妈妈的雷吉娜·金还获得了2019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色奖。同一年的《绿皮书》也是黑人题材，如果不是题材撞车，《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得奖项目说不定会更多。
和小说相比，电影更加温情，观众看起来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但社会问题依然严峻，川普上台以后，美国的种族隔阂继续扩大。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人类会学会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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