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存:阿德的余粮款
文/王辉存
他出生在一个贫民之家,父亲是个裁缝。他虽然是这个家庭里的独子,但在旧中国时期,父母却没有钱请教书先生,他没能识得半个文字。
他就是阿德,大山深处千千万万文盲中的一员。阿德的父亲,常年带着一个包裹走乡串户,一杆尺子 一把剪刀和一些针线是他的工作工具,也是他们全家人的生活依靠。
阿德的母亲双目失明,从他记事起,就是他牵着母亲的手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去大井担水。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在瞎子母亲的教导下,他还是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阿德长大后,乐于助人,善良诚实,性格温和,做事勤劳,他记得母亲常给他说的一句话:做人就要像你爹手里的那把尺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分有寸。
他的瞎子妈妈没能熬到他娶媳妇就丢下他们爷儿父子,去了极乐净土。
他老爹在他结婚后,再没有去外面做过衣服。自从有了大桥牌缝纫机后,手工活就没有几单生意,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在家做些家务,下厨房、上灶台、喂猪弄饭成了老爷爷的日常。
新中国成立后,他家分得了几亩土地,阿德夫妻俩的勤奋努力,把日子也过得好了起来。他们的儿子文文聪明可爱,给他家里带来了快乐和欢笑。
阿德心里计算着,要让文文多读书,千万不能像他那样。文文天生聪明伶俐,听话又会读书,是他们全家的希望。
这年, 文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恩施师范。阿德全家人都高兴的不得了,那些日子他们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幸福。
师范毕业后马上就要参加工作的文文与元元相爱了,阿德夫妇俩忙碌着找人给文文和元元合八字,又张罗着俩的婚事,心里乐滋滋的。阿德心里想着,自己虽然一字不识,但是儿子马上就要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这是多么自豪多么光荣的事业啊!
这些日子, 阿德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伸出大拇指给他美言,赞扬他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他也觉得自己一家人真的有了盼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文文却在快要到学校报到的前几天,得了一场重病,阿德四处求医也没能挽回文文的性命。他失去了独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天塌下来了,一家人痛不欲生。就在埋葬了文文后不久,一场大火又将阿德的三间木板房烧得一干二净,他的妻子在这场大火中被烧得面目全非。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才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
这接二连三的灾难,压得阿德喘不过气来,他真的想自杀,一了百了后解脱此生。
可是,我死了那老爹怎么办?我那残疾妻子的生活谁来照顾她?想到这些,他擦干眼泪站了起来,他要活着。
他请来打土墙的师傅,筑起了两间小屋,在山上割回毛草,把小土屋盖得严严实实。有了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后,他请人给他写了申请书,在林站批了一些木材,又找来木工师傅,在原来的地基上又修起了三间木柱架子房。
那时候是吃大锅饭的年代了,他和他那残疾的妻子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不管风吹雨打,不论酷暑严寒,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年终决算时,他成了小队里为数不多的余粮户。
那年他俩的余粮款是140元,要知道在70年代拥有一百多元钱那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在合作社买一斤盐才一角五分钱,打一斤煤油三角六分钱。一个土鸡蛋合作社收四分钱一个。记得我们可以用一个鸡蛋换一个小字本,两个鸡蛋换一只铅笔还找回你一分钱。
阿德拥有了这笔余粮款,他心中计划着把新修的木柱架子房再装修一下,这样就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有一个安居了。
可当他准备把这笔钱领了去办理所需要的材料时,会计告诉他说,你的钱被上面拿走了,说他在新修房子时多砍了集体山林里的树木,这钱被当作罚款上缴了。
阿德心塞,他根本就没有多砍木材呀,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把他这个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人打压到十八层地狱的底点,还要在上面压上一块石头呢?
他愤怒了,他要伸冤,他要将那些无中生有,欺压贫民百姓的蛀虫揪出来,要那些该死的贪官还回他的血汗钱。
阿德找到了识字的魏先生,请其代笔写下一纸诉状,要将会计和那些拿走他血汗钱的贪官们告上法庭,为自己讨回公道。
可就在他找来魏先生写下状纸的第二天,会计来到他家里大发雷霆。手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扁担倒在地上不认得是个一字的家伙,还请人写上诉状,你想翻天吗?你说我们干部拿走了你的钱,罚了你的款,你有证据吗?如果拿不出证据来,我劝你还是安分点儿,别到时候自己给自己找顶诬告罪的帽子,那才难得戴哟。"会计数落了一番后,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你就找死吧你。"
阿德不甘心,他不知道给他写诉状的老魏和那些干部是不是有什么瓜葛,他确实认为老魏是他最好的朋友,起码从老魏当干部退休过后是。要不是朋友,老魏怎么会隔三差五地来他家有说有笑地吃肉喝酒呢?但会计为何知道的这么快?阿德无从知晓。反正我夫妇俩一年苦上头的血汗钱不翼而飞了,总得找人给我评评理吧。
他找到大队里去,有个干部模样的人看了他的诉状后,让他回家等消息,这一等半年过去了没有音讯。他又跑到公社里去,社里的人说谁罚了你的款应该给你有个收据吧。他没有,他拿不出来。拿不出证据,你以后别来了,再来了我们会派民兵把你押回去的。
社里的人给他这样说了。
他回到家里,有人给他带来话说,再别到上面去了,小心把你捆了斗死你。
他再没去过大队和社里,只是每天埋着头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作。
太阳起来了他出工了,月亮起来了他扛着锄头收工回家了。
第二年,他们家又余下了83元钱,可这笔余粮款又被会计和大队里收缴去了。这次会计给他送来了一张收据。
他再也没有去找人写诉状,再也没有去上面找干部申冤了。他知道找也没用,那都是徒劳的。弄不好还真给自己惹上一身骚。
阿德一家又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吃野菜和一点玉米面做的清水粥。他几乎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家。直到他死后都还有几十里外的债主上门来讨他借过的粮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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