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尽管有少数文献对不同时期政治语言学特定研究方向 (如政治话语分析) 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 (Gastil 1992; Randour et al. 2020)，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语言学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仍缺乏系统、清晰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对政治语言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比较系统、全面地描绘出政治语言学研究图景，为未来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2.政治语言学的界定政治语言学形成于语言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学者们对此已经达成共识(Burkhardt 1996; Маслова 2008; Wodak 2012; 孙玉华等2015; 孙吉胜 、袁莎2019)。但是，目前学界对政治语言学学科属性及其学科内涵的认识仍有待深化。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动了不少人文、社会学科的“语言学转向”，如文学、艺术学、社会学等。20 世纪 80 年代末，政治学也开启了“语言学转向”，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者强调“语言是政治的媒介”，日益重视从政治文本中挖掘政治事实与知识 (Bell 1975: 12；孙吉胜、袁莎 2019: 150)。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则出现了“政治学转向”，主要表现为语言学研究者对政治话语分析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研究的关注，对语言政治功能的探索以及对服务国家政治事业的宏观层面语言学研究(如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 究) 的 重 视 (van Dijk 1997; Chilton 2004; Dunmire 2012; 常 俊 跃 、冯光武2017)。政治学的“语言学转向”与语言学的“政治学转向”使得语言学与政治学不断交叉融合，政治语言学逐渐形成与发展。
政治语言学究竟属于语言学还是属于政治学目前仍存在争议。黄国文(2020: 8) 指出，“在跨学科框架下，所涉学科中的一个学科通常比另一个或其他学科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他并以语言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为例，说明两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了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前者属于社会学而后者属于语言学。同样，政治语言学应当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虽有一些学者指出政治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个二级学科 (Burkhardt 1996)，或者政治语言学属于政治学(孙吉胜、袁莎 2019)。但是，大部分国内外研究者还是强调政治语言学属于语言学。国内学者孙玉华等(2015)、德国学者 Klein (1998)、俄罗斯学者 Маслова (2008)、英国学者 Wodak (2012) 等都强调了政治语言学的语言学定位。
但是，学界对于政治语言学学科内涵的认识仍未统一。Klein (1998) 认为，政治语言学是“政治交际的语言学研究”。Burkhardt (1996) 主张，政治语言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语言的学问。Wodak（2012: 527）指出，政治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衷是研究政治话语。以上学者都认为政治语言学包括话语(语言)研究，但对政治语言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还不够充分。Blommaert (1997: 1) 强调了政治语言学学科内涵的丰富性，他认为该学科不仅包括话语（语言）研究，而且涵盖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领域。基于这一认识，不少学者指出，政治语言学是“语言与政治交互”的语言学研究，强调从语言（或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切入探讨政治问题(Bell 1975: 12; Blommaert 1997: 1⁃ 2; Dunmire 2012: 736)。
3. 政治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文献分析发现，政治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话语分析(如van Dijk 1997; Chilton 2004; Wodak & Forchtner 2018；刘兆浩、常俊跃 2021)以及宏观层面上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究 (如Esman 1992; Krzyżanowski & Wodak 2011; 常俊跃、冯光武 2017)。
首先，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为政治话语分析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 van Dijk 1997; Chilton 2004; Fairclough 2005; Wodak 2011;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现有研究表明，政治话语分析既有助于促进话语分析研究的发展，也可能对政治科学乃至社会科学有所贡献 (van Dijk 1997: 11)。政治话语分析对政治科学的贡献可以总结为：1) 政治话语分析能够展现话语中“简化(或反映、沉淀)”的政治 (Fairclough 2005: 55)。政治行为、事件和过程往往十分复杂，但我们又需要知道它们是如何在话语中组织与表达，以及在话语中“沉淀”后对公众的认知会有何影响。深度政治话语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较为直观地认识这些复杂的话语政治实践 (discursive political practices)，如内阁会议、议会辩论、政府文件、媒体采访等 (van Dijk 1997: 41)。2) 政治话语分析能够揭示话语如何建构政治“事实”。政治话语的建构性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强调政治话语能够建构政治“事实”、政治“现实”、政治“知识”、政治“历史”、政治身份等(van Dijk 1997)，即话语能够产生非话语层面的影响 (non ⁃ discursive effects)(Fairclough 2005: 56⁃57)。在此观照下，国家、国际组织(如欧盟)等“仅仅是话语” (states are“just discourse”/EU is a discourse) (Wodak 2011)。政治话语分析则有助于揭示话语与非话语成分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转化的。基于以上两点认识，不少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使用本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政治话语分析研究。例 如 ，Wodak (2011) 借助话语历史分析法研究了欧盟话语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采用实际论证理论 (practical argumentation theory) 分析了英国财政大臣向下议院提交的财政报告。
其次，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研究者对于政治话语分析研究的贡献不可忽视。会话分析理论、顺应论等语用学理论与方法被应用于政治话语分析研究，政治言语行为、政治话语标记语、政治指示语得到了不少政治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例如，Murphy (2015) 研究了英国政治道歉言语行为， Al⁃Gublan (2015) 使用顺应论分析了政治选举话语。认知隐喻、认知转喻、范畴化、概念合成等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方法也被应用于政治话语分析研究。例如， Charteris⁃Black (2011)探讨了政客们如何使用隐喻实施劝说功能、获取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leadership)，Kwon (2019) 结合认知隐喻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了政治漫画。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则使用本领域的高频词分析、关键词分析、搭配分析、情感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开展了政治话语分析研究，如 Baker et al. (2013) 借助以上分析方法研究了英国报纸如何构建伊斯兰形象。
第三，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相互交叉融合形成了语料库语用学、批评认知语言学等新领域。在这些语言学新分支领域内，同样有不少研究者关注了政治话语分析研究。语料库语用学形成于语料库语言学与语用学的交叉融合。语料库语用学视域下，Albalat⁃Mascarell & Carrió⁃Pastor (2019)研究了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的指示语，Schubert (2019) 探讨了美国总统初选辩论中的回应发起语。批评认知语言学形成于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融合。相关研究中，Koller & Davidson (2008) 将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隐喻理论相结合，研究了英国的“社会排斥话语 (discourse on social exclusion)”，Cap (2015) 则运用趋近化理论 (Proximization Theory) 探讨了美国政府如何使用话语建构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
第四，除了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话语分析，政治语言学研究者还进行了宏观层面上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究。语言政策研究通常关注语言政策文本的语篇分析以及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监控、反馈、调整等 (Cooper 1989)。政治语言学视阈下，语言政策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Mirvahedi 2019: 309)，是政府处理种族冲突的重要方法(Esman 1992: 381)，也是转化、再生产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s) 的重要渠道 (Mirvahedi 2019: 309)。相关研究成果深深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Laitin & Ramachandran 2016: 457)。传统外语教育研究关注外语教学、测试、课程、教师发展等。政治语言学框架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强调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并关注这一目标下的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育目标等 (常俊跃、冯光武 2017；常俊跃、李莉莉 2020)。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语言学以上两个层面研究的关注非常不均衡。大多数政治语言学研究者关注了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话语分析，对宏观层面上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究关注不足。20多年来，政治话语分析研究者出版了诸多专著，包括Chilton (2004)、Wodak (2011)、Charteris⁃Black (2011)、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Baker et al. (2013)等。Journal of Languageand Politics (《语言与政治期刊》)、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政治语言学》)两个知名政治语言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也主要关注政治话语分析研究。目前，宏观政治语言学研究文献的发表和出版还相对较少。
4. 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公共领域实则是一个意识形态生产系统，其中的种种“社会政治现实”反复被语言(话语)建构与重构 (Blommaert 1997: 2)。因此，各层次的语言实践，无论微观还是宏观、日常还是机构、个人还是集体等，往往都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影响以及政治特征 (ibid.: 7)。20 多年来，政治语言学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总结为：从聚焦微观走向微观与宏观共同发展；从借鉴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共同参与；学科内涵不断丰富，学科外延持续拓展。
第一，从聚焦微观到微观与宏观共同发展。Wodak (2012: 527) 指出，政治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衷是研究政治话语。在政治语言学建设的最初十几年里，政治话语分析研究蓬勃发展 (van Dijk 1997; Chilton 2004; Fairclough 2005)，至今仍然备受关注 (Cap 2015；Wodak & Forchtner 2018; Schubert 2019; Kwon 2019)。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宏观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探索 (如 Krzyżanowski & Wodak 2011; Mirvahedi 2019; 常俊跃、冯光武 2017)。宏观政治语言学体现了宏观（或应用）语言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同样强调服务国家政治事业 (van Dijk 1997: 11⁃12)。政治语言学研究从聚焦微观转向微观与宏观共同发展，既有助于政治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增强其学科张力，也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彰显政治语言学研究对于国家政治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这一转向使得政治语言学研究对于政治科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它能够展现话语中“简化”的政治、揭示话语如何建构政治“事实”(Fairclough 2005: 56⁃57)，还体现在它有助于服务国家政治战略、解决种族冲突、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等 (Esman 1992; Rajagopalan 2008; Hult & Johnson 2015；沈骑 2019；常俊跃、李莉莉 2020)。
第二，从借鉴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共同参与。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开展一开始主要借鉴了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内的理论与方法 (van Dijk 1997; Chilton 2004; Fairclough 2005)。后来，语言学其它分支领域内 (如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批评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用学、语言政策研究、外语教育学) 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关注 (Charteris⁃Black 2011; Baker et al. 2013；Murphy 2015)。微观政治语言学研究(即政治话语分析) 往往是通过分析话语结构特征来探讨政治问题，话语结构层次多，包括主题、词汇、句法、修辞、言语行为等 (Gastil 1992: 473⁃493; van Dijk 1997: 25⁃36)。从借鉴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共同参与表明，微观政治语言学研究可分析的话语结构特征更加多样，不单单是话语的主题结构、及物性和语气结构特征 (批评话语分析) (Wodak 2011；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也可以是话语的词频特征、关键词特征、搭配结构特征等(语料库语言学) (Baker et al. 2013)，同样可以是话语在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范畴化等方面的特征 (认知语言学) (Charteris⁃Black 2011；Kwon 2019)以及在言语行为、指示语、话轮等方面的特征(语用学) (Albalat⁃Mascarell & Carrió⁃ Pastor 2019；Schubert 2019)。同时也表明，政治语言学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从话语结构切入，而且可以从其它与语言相关的层面切入，如外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 (Krzyżanowski & Wodak 2011；Mirvahedi 2019；常俊跃、冯光武 2017)。
第三，政治语言学学科内涵不断丰富，学科外延持续拓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语言学研究者所探讨的主题不断拓展、所使用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近年来，不少语言学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现实问题愈加关注，也尝试结合语言学本身所具有的学科优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国内外不少研究者通过话语研究了国家身份的建构、国家形象的构建 (Wodak 2011; Wodak & Forchtner 2018)，通过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探讨如何维护民族团结、增强国家认同 (Hult & Johnson 2015)，通过外语教育探讨如何服务国家对外战略、维护国家安全(Rajagopalan 2008; 沈骑 2019) 。以上研究表明，政治语言学的学科内涵不再局限于话语研究，正逐渐涵盖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究；其学科外延也在不断拓展，不仅包括政治话语分析，也包括服务国家政治事业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究。
5.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20多年来，政治语言学在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一些问题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例如，现有研究对政治语言学学科层面上的一些基础问题还未探讨充分，对宏观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关注还不够，政治语言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仍有待完善等。
首先，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政治语言学的学科研究。虽然，Burkhardt (1996)、 Klein (1998) 等较早地强调了政治语言学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政治语言学学科层面上的一些基础问题在这 20 多年里仍未得到充分探讨。例如，政治语言学的形成过程究竟是语言学的“政治学转向”还是政治学的“语言学转向”，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政治学 (Language Politics)”在形成过程、学科定位、研究方向上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国内外研究者大都认可政治语言学形成于语言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 (Burkhardt 1996; Маслова 2008; 孙玉华等2015；孙吉胜、袁莎 2019)，但是语言学与政治学为何能够以及如何交叉融合还需要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另外，用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话语(语篇)究竟属于政治语言学研究，还是依然属于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将这些研究都统一划为政治语言学研究有何意义也需要进一步论证。
其次，有必要不断拓展政治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完善其学科知识体系。政治语言学与语言学各分支学科有着紧密联系 (Маслова 2008: 43)。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共同探索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是政治语言学发展的特点，也是促进其发展的要求。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者未来有必要注重从具体的政治现实问题中透视语言的作用，通过各层次的语言实践研究观照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20 多年来，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通过语言(话语)研究了多种政治现实问题，相关研究结果与结论颇具社会现实意义(Wodak 2011; Krzyżanowski & Wodak 2011; Baker et al. 2013)，同时也促进了政治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希望政治语言学未来能够得到语言学更多分支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实现更大的发展。
再次，有必要关注宏观层面上的政治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政治语言学框架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对此，Blommaert (1997: 1) 曾强调过，然而这一方向的政治语言学研究至今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已经开展的研究表明，外语教育不仅能够有力地支撑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外语能力的建设，而且能够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利益的维护、国家在不同领域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提高、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及国内各类人才全球素养的提升等 (沈骑 2019)。可见，外语教育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确实有必要从外语教育切入探讨政治问题。国内部分外语教育研究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常俊跃、冯光武 (2017) 和常俊跃、李莉莉(2020) 就从外语教育切入探讨了外语教育如何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开展了政治语言学框架下的外语教育研究，即外语学科国别区域学教育教学研究。政治语言学框架下的外语教育研究远不止于此，我们希望广大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关注政治语言学，不断探索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6. 结语
有学者指出“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已逐步成为学科发展趋势”(戴炜栋2020: 3)，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必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王初明 2020:4)。综观已有的研究和讨论，政治语言学不仅已经成为语言学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其研究成果能够有效服务于国家政治事业的发展。因此，作为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政治语言学值得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新时代、新文科大背景下，随着国内语言学界大力推进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语言学研究也必定会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