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概念：乔姆斯基语言观和社会观联结之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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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概念：乔姆斯基语言观和社会观联结之内核
作者简介
陈文荣，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摘 要
乔姆斯基的自然主义方法论是其语言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共同基础，人性是两者联结的内核。人性的先天性使得语言和知识的习得成为可能，对人性的讨论可以揭示人的认知特征和语言习得规律，为理解一切正常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结构提供生物学基础。在乔姆斯基看来，人性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人性的生物限定性是人能够学会语言的基础，其正常发展保证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任何理想的社会体制都应该能够为此提供良好的土壤。
乔姆斯基（以下简称“乔氏”）之所以会成为现代语言学先驱，成为对美国社会无情的批评家，与他对人性的认识以及他试图建立一个以人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分不开。他采取自然主义研究途径，提出普遍语法概念，并坚信这些普遍语法是人性，即他所谓的语言生物性的反映，从而使他在建立人性数学与部分回答柏拉图问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他相信人性问题与奥威尔问题息息相关，因为奥威尔问题涉及统治者如何以各种手段压制人性，使民众无法获得真知和社会真相，这也阻碍了柏拉图问题的解决。乔氏语言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都是以人性(human nature)概念为基础的，要理解乔氏的语言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就必须了解他所说的人性概念，及其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对社会道德及体制建构的影响。
乔氏观点与以往哲学讨论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从自然主义视角对人性进行解释的。他指出：“任何严肃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变革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人性概念之上。”可人性又是抽象的，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性问题的很多看法大多是尝试性的，比如它的意义、人类行为的原因等。因为人性问题是一个谜，所以以人性为借口来为自己所宣扬的社会结构提供合法性辩解的行为是令人生疑的。在乔氏看来，从语言研究着手可以为“人性”讨论提供一种自然主义研究基础，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什么是人性”。
乔氏认为，语言机能是人的一个特定认知领域，而并非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论认为，语言学习完全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孩童主要靠模仿和强化逐步获得用以交流的语句，语言被归结为外在于人的一种因素。乔氏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应从生理和认知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与解释。实际上，人类属于同一特殊物种，除去外表的差异，人类拥有基本相同的生理机制，人类的初始状态决定了人类不是别的其他物种；人的不同认知领域也有各自的初始状态，并在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步入稳定状态；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的发展，部分地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整个发展形式和重要阶段是由基因决定的。语言机能是人的一个特定认知领域，语言稳定状态的获得时间在每个人身上大体一致。乔氏的目标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组织和使用来认识人的认知结构，从而认识人性。他说：“我想简单勾画一下可能会使语言研究具有更一般意义的合理轮廓，并考虑在此轮廓的基础上创立某种人性理论的可能性。”
语言研究的角度和出发点并非乔氏独创，而是源于他对笛卡尔心智研究的进一步追问。但是，与笛卡尔否定心智现象不同，乔氏把语言与心智结合起来，形成了方法论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笛卡尔发现，机械论原理不能解释人类的心智和语言问题，于是提出了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并存的二元论主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把身心完全分开，把与心智有关的概念和超感觉、超自然以及经验之外的形而上学实体联系起来，无疑犯了形而上学二元论（metaphysical dualism）和方法论二元论（methodological dualism）的错误。因为这两者主张研究人类“脖子以上”部分时必须放弃科学的理性，实际上否定了心智现象的存在。可是，人们所说的“心智的”或是“电子的”“光学的”“化学的”，都只是描述世界的不同方面，只能说明研究的目的和焦点，不能在本质上彼此区分，而语言研究为心智研究提供了一面绝好的镜子。乔氏指出，在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尚不发达的阶段，可以通过语言研究最大化地窥视人类心智的本质属性。语言/心智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运用研究物理机制的方式，采取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同时，必须把心智研究扩展到人性研究，因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一部分，如果采用同样的方式探究语言和心智，那么人的行为特性和潜质也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得到说明。换句话说，诸如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等社会学问题的答案也蕴含在人性概念中，而人性是人的生物性和物种属性的展现，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的部分问题亦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
英国哲学家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主义也持这一观点，他主张从假象、表象中寻找深层的“实在”，即事件发生的启动性、生成性机制。社会科学在物质条件上与自然科学相似，不过前者的对象加入了人类观念因素。“这个多余部分从自然条件中转化并涌现，但却不能被还原为后者，这就是‘社会’。”“人类行为依赖于原有的物质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转型而来。”既然如此，“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巴斯卡并非贬低社会科学，而是希望在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基础上对社会进行解释性批判，“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才得以可能，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独特性质以及自然主义的界限”。
可以说，巴斯卡和乔氏都倾向于为社会提供某种价值判断，并据此提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他们都把解放与自由作为哲学的核心精神，相信人的内心有一种朝向完美、创造的基本状态，人类通过追求自由和解放不断完善自己，推动社会进步。乔氏说：“当我们转向人和社会研究时，没有理由放弃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这与批判实在主义思想毫无二致。此外，巴斯卡和乔氏的思想内核都强调某种内在的、深层的存在。在巴斯卡那里，它是“生成性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世界由机制而非事件组成”。机制是导致事件的动因，不管它是否启动事件，都在那儿存在着。正如查理·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的，自然界中司空见惯的机制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而巴斯卡的自然主义则把机制置于社会科学探索的核心，认为人类通过发现机制、利用机制和调整机制获得解放，其过程是建立在实在基础上的科学探究。
乔氏思想体系的线路是：利用自然科学方法了解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的生成机制和启动机制，进而说明人性的存在；了解人性的本质，为社会建制提供良好模式，进而实现人性中对自由和自决的向往。乔氏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是他一切思想的源头，他对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科学、真理的看法，社会政治思想上关于正义、人性、社会建制、理想社会模式的观点，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等，都与其自然主义进路连为一体。这样，他的语言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都有着共同的人性基础。
可是，乔氏的人性观来源于何处，其人性概念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它发展出了怎样的语言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对于这些问题，乔氏与福柯的辩论提供了部分解释。
1971年，荷兰电视台邀请乔氏与福柯做了一场主题为“人性：公正与权力之辩”的辩论。在两人的辩论中，乔氏从语言学入手，强调人脑内在的结构，突显了个体的创造性；而福柯从科学史入手，强调社会的、经济的和其他条件的特殊结构，排除了创造主体的可能。
在语言问题上，乔氏倾向于柏拉图的理型和康德的先验逻辑，并将其归结为某种更深层次的先天规则或者说深植于人性的天然能力。为了赋予人类语言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他承认存在人性或者固有的心智图式，主张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心智的一个独立部分，不依赖于文化、历史等外在因素，认为语言不是表达工具，而是思维的直接体现：“这种来自本能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而获得复杂的知识，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品质……因为语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交流中，而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各种思想表达和行为互动中。我认为，在人类智性的其他领域，在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其他领域里，一定也存在着同样的品质……这种图式的、天赋组合原则的聚合。这庞大的体系指导着我们的社会行为、智力行为和个体行为，这就是我说的人性的概念。”而福柯认为，语言的运用与各种权力交织，进而成为知识的话语，这个过程仅仅与那些影响特定语境中的话语因素有关，而与任何更为崇高的“起源”无关。“‘话语’这个术语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话语。”语言决定思想，并受到文化历史的约束和引导。在众多创造性所允许的语句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被说出或被写出，这些被表达出来的话语落入明显的时空模式中。某人某时某地说的某句话，都是由一定规则引导的。规则无所不在，其管控的不仅仅是被谈论的对象，还包括谈论者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在历史中形成的规则无法用任何先天的理由来解释，它们并非天生固有，也不能由后天习得，而是一系列行为控制和约束的结果。
在人的问题上，乔氏与福柯分别坚持启蒙观念和后现代思想观念。乔氏强调人的共性和本质特征实际上体现了启蒙思想的主要观点。他从更普遍的现象入手，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批判，说明社会上的大集团掌握了经济命脉并控制上层建筑，培育了一系列附属机构，通过媒体、学校、知识分子等制造共识、压抑人性，像修剪灌木一样引导人们朝着某一既定方向发展。由于从认知角度看待“人”这一物种，乔氏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人性，对未来的公正社会充满信心。而福柯更加关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权利，从考古学、谱系学角度分析现代性如何把身份界限强加在人的身上，并通过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物权力（bio-power）衡量其所带来的实际的影响。他用治理术描述“伴随着主权国产生的现代政治和社会体制对人口进行的分类、划分和控制，并把他们归于清晰定义的群体”，用生物权力指“这些机构通过把人归置于特殊的社会范畴来塑造社会躯体”。社会通过一系列规训手段达到规训人类身体和控制人口的目的，一旦人口被分类，就会有相应的医院、军队、工厂等规训场所训化人的身体，人就被贴上标签并被区别对待。福柯的目标是寻找某种突破和超越身份界限的可能性，包括超越理性和疯癫的界限、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界限等。
可以说，乔氏从宏观和普遍的角度来揭露社会不公，向世人暴露种种制造共识的手段；福柯则从微观和具体的角度唤醒人们对边缘群体的权利意识，揭开隐藏在中性机构如军队、医院等背后的支配形式和统治动机。因此，关于权力在政治结构的内部运行机制，乔氏和福柯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西方的教育体制和信息传播体制存在着一种全方位的隐性意识形态灌输，其目的在于剥夺接收者获得多项选择以进行判断的权利。
但是两人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乔氏从人的固有性、普遍性这一原点出发研究知识的习得如何可能。如果忽略其他因素，这个原点辐射的就是一条直线，世界知识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只不过是该直线上的连续点，它没有终点，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的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和社会都将逐渐完善。福柯则把人类历史分成几大块，每一块代表一种知识型，并规定其既定时刻能或不能做什么、该或不该做什么，它有自己的确定性原则，并赋予某些特殊的科学知识以确定性。这样，纵观整个历史，语言学、生命科学、经济学等都不是一种逐渐完善的历史。一种知识型一旦完结，另一种知识型就会取而代之。“人”的诞生是知识型的产物，一旦特定的知识型发生变化，人也有可能消失，于是“人已死”。人文科学被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结构人类学所代替，人就不再是所有知识的根源。总有一天知识构成规则会改变，“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就人性概念而言，乔氏认为它是一个科学概念而不是形而上学概念。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恰好相反，认为人性话题不能逃脱形而上学的窠臼。“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究竟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自然科学命题是可说的，因为这些命题以经验事实为对象，可以通过事实验证其真伪；诸如伦理、价值、上帝等超验问题则是不可说之神秘东西，落在可说的世界之外，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它们没有地位，因为你永远讲不清它们的对与错。
可是不可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沉默不是不说，而是显示（showing）。“显示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种表达情感、表达思想的方式，显示所体现的也恰恰是人类智能的一种独具的特征。”道不可说，但它在万物的运行中展现自身。道是在受到破坏时展现自身存在的，正如我们虽然说不清语言的规则，但在它受到破坏时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人性虽然不可说，却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如人的宗教、理性、经济、语言、道德等显现出来，文学或艺术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只能表达偶然的东西即事实。“‘说’与表征事实，与断定对象可能配置的存在相关。所‘说’之物可以与世界相比较，并且必须依赖于发生之事而为真或为假。”
人性作为一种概念，在它没有显现也即没有成为事实之前，是无法被言说的。正如我无法描述什么是“疼痛”一样，但是当我切切实实地皱着眉头、捂着肚子时，疼痛的事实就显现出来了。人性也是如此，当人受到压迫、感到不满时开始反抗，采取了一系列过激的行为或言语，这些既定的事实表明人性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存在的，但你却看不见它，无法言说它，因而“只能付诸沉默”。历史上，因人性受抑制而引发革命的事件数不胜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里的“爆发”和“死亡”都代表着人性的某种诉说和显示。就像句子的语法或逻辑形式一样，它在句子中显现自身，在被突破界限时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可以这样论述人性：它是人的“本质”，和其他“本质”一样；它不可说，又确实可以在人的行动、表情等可说的东西中显示出来。
既然人性不可说，那么是否意味着关于人性我们无话可说？这涉及人性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可说的神秘之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属于更高层次，维特根斯坦对它“无比崇敬”，“一生绝不会嘲弄它”。也就是说，他并非否定这类形而上学问题的意义，只是认为人们在打算对它们有所说时才产生没有意义的东西。苏格拉底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在面对“什么是人”这一问题时，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也没有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说明和规定它，而是从人的灵魂、道德、价值等方面去阐述和显明它。
同样地，乔氏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语言——对人性进行描绘。他把语言及规定语言的人性明确限定在生物体框架中，使人和人性的相关讨论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其重要贡献在于：他把一直被认为是形而上学概念的人性，发展成为某种科学的或准科学的概念。他假设语言存在普遍语法以及普遍语法由人的生物性决定，声称人的生物性是人性的基础；普遍语法不是泛泛之谈，而是被形式化和数学化的东西，是可以被证伪的。由此，普遍语法的假设成为科学的假设，关于人性的假设也就成为科学的假设。为简化起见，语言可以通俗表达为函数y=kx，其中，y是语言；k是常量，代表乔氏所刻画的普遍语法；而x是变量，代表影响语言的地理、心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从这个表达式可以看出，所有语言的集合构成了坐标上的一条直线，即使各种语言的差异再大，也不可能偏离这条直线。这就是为什么乔氏反复强调，由于普遍语法的限制，语言的差异是有限的。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个k值，若k值得到确定，那么确定语言范围的直线也就随之确定下来了。乔氏认为，普遍语法规则不能用文化、历史、教育等因素来解释，所以假设它是内在的、是人脑物质结构的限制才是最合理的。我们可以犯各种语言错误，但不可能犯违背普遍语法的错误。富有意义的是，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来检验，看它们是否具有这样的规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它是一个科学假说。
乔氏认为，人的生物性限制本身就说明了人类的局限性。人类碰巧有了这样的生物性，所以才碰巧有了现在这样的语言和认知结构。乔氏设想，可能存在着构建科学理论的普遍语法，它不但限定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轻易碰出”那个正确的科学理论，而且也使得某些领域永远成为一个谜，成为人们永远无法认识的领域；同时，在艺术科学领域，艺术的“普遍语法”使人们得以区分音乐与非音乐、创造性与破坏性。总而言之，关于语言普遍语法的思想，使人们有可能把自己的认识扩展到其他认知领域，从而深化对人性的认识。
通过人性概念，乔氏将其语言观和社会观联系在一起，强调人具有生物限定性，但同时人又具有创造性，不能以其生物限定性为借口，破坏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任何理想的社会体制都应该能够为此提供良好的土壤。
乔氏的人性观是以生物机体的认知能力为根基的。物种共有的生物机制划定并确保了物种的能力范围（即能力的有限性）及物种所能获得的知识范围，而有限性确保了有序性。在语言学习中，普遍语法划定了所有可能语言的范围，把不符合普遍语法的可能语言都排除在外。正是由于这种限定性，人们才能学会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乔氏强调，从来就没有一个严肃的语言学家会认为儿童所处的正常语言环境是不重要或不存在的。恰恰相反，他们都强调“正常的语言环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他又反复指出，外部环境只是儿童最终获得语言知识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其决定性因素是由遗传决定的语言的“初始状态”，也即他不时强调的“语言先天知识”“普遍语法”“内在指导原则”等。初始状态决定了语言模型，限制了语言的差异性范围，使得个体有可能习得各种语言。
认知结构内在的指导原则，使得人们能够在有限而零星的经验材料基础上建构丰富的知识体系。它们构成了人性的主要部分，决定了哪些系统更容易进入心智视野，为所能获得的知识范围设定限制。如果心智一开始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状态，其认识不会朝向某一特定方向发展。这就像人们在灌木丛中毫无目标地击打，它并非意味着人类更自由、更富创造性，而是使人的行为处于更加盲目混沌的状态。失去了原则限制，创造行为将无法实现。如果所有假设一开始便处于同等地位，那么人类就无法达成科学理解，因为人将无法在浩瀚的理论世界里寻找到真正正确的那个理论或者在人理解能力之内的那个理论。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行为并不是无所顾忌地抛却一切条件和范围，就像诗歌在它时而张扬时而含蓄的表达中，总有些韵律或规则牵引着它。
乔氏强调，生物限定性并不意味着人类要丢弃人性中的自由和创造。恰好相反，他把自由和创造提升到无比崇高的地位，“在人性这个核心概念的深层和抽象层面上，人类拥有争取自由和摆脱外部压迫与控制的需求”。没有这种对自由的内在需求和驱动，人们就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在科学领域进行真理的探索和质疑，也不可能解决和回答柏拉图问题。同样地，人们也就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意识、探究和质疑社会领域的奥威尔问题。反过来，如果不澄清、不解决奥威尔问题，找出柏拉图问题答案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因为奥威尔问题涉及人类的一些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如何抑制人性的发展、压制人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等。
据此，乔氏对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这两种社会都存在没有理性的愚忠，必须粉碎这一缺乏理性的形式，帮助民众分析产生愚忠的机制。在极权体制下，民众的知性和兴趣被扼杀，常识得不到正常发挥，参与政治的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民主社会”国家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采取的机制更加隐蔽。极刑、恐吓等野蛮行径被“知识精英”的粉饰、权威和压迫等微妙而高明的形式所代替，并以“安全、生存或经济发展需要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不是减轻，而是导致了物质和文化的贫乏”。不管面对何种形式，只有把限制人的发展的机制展示出来，像“18世纪古老的政治体制承受批判分析和持续攻击”一样，才能引导社会的良性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构造和个人主体性之间的矛盾。
乔氏强调，必须建立一个以人性概念为基础的社会。“人性的基本元素是对创造性工作、创造性探求和自由创造的需求，它摆脱了强力机构的限制”，人们完全有理由构想一个“体面的社会，它能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基本特征”，任何体面的社会经济体系都将建立在人的天然求知和创造的假设之上——这是人的本性。人们会“为正义而战”，“人的某些基本价值会得到实现”，一个较为成熟美好的社会一定会实现。理想的社会体制应该能够为自由和创造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土壤，为人的充分发展提供自由保障。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
毫无疑问，有关人性问题的观点包括如何以人性为基础建立理想社会，注定是充满争议的。乔氏“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揭示了语言的普遍性和生物限定性，给人性概念添加了厚重感。他将普遍语法概念形式化、数学化，使之具有否证性，人性由此变成一个科学的或准科学的概念。它将柏拉图问题与奥威尔问题用人性概念串联起来，使其语言学思想与社会学、政治学网络沟通起来，引导人们从语言角度思考理想的社会模式以及宣传、教育模式等问题，进而探索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
不仅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乔氏也被视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时刻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批评责任，认为知识分子拥有知识特权，有能力对世界现实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从而使民众保持清晰的头脑。当下的世界需要批评者，但是当批评者容易，当一个合格的批评者却不简单。学会乔氏犀利的言语和幽默风趣的风格，并成为无处不在的批评者并非难事，但是像乔氏那样让自己成为真诚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且具有逻辑力量的批评者，从而使对手也不得不对其加以重视，却非易事。就这一点而言，乔氏的批评思想及其批评的逻辑和力量，值得社会各界的重视。
当然，乔氏为解决“世界应该怎样”的棘手问题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构想是不切实际的。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社会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并试图割裂这些因素，建立自己的乌托邦，而美国的社会实践距离这个理想则越来越远。另外，乔氏过分强调人的自由天性，忽略了社会文化特别是社会结构和体制对人的影响与约束，他设想的高度自治的工团组织势必走向混乱，最终演化成无政府主义。而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有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