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先生：语言之思

邢福义，1935年5月生，海南省乐东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家，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课题的首席专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汉语学报》的主编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方言、文化语言学、国学和其他问题。

主张“研究植根于泥土，理论生发于事实”，坚持走自我创新的道路，追求研究中显现学派意识。其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可以概括为“小句中枢”理论和“两个三角”学说两大方面。

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光明日报记者为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拍照留念，一见他有些惊讶：“没想到邢先生看上去这么年轻！都快七十了，还以为您五十几呢！”

邢先生立即笑答：“那你小看我啰！”一句话回味无穷，引得一堂笑语。

这正是恩师邢福义教授的生动写照，机敏睿智又风趣幽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从师是缘，从良师是福，人逢良师，如遇经典。我从外语跨界过来，师从邢先生，仿佛品读一部耐读的经典。读师如试镜，可以正学术衣冠；读师如秉烛，可以明人生方向。

    “读博，就是给你一次机会”

与先生的师生缘，始于考博。

1997年秋，我调回母校华中师大，次年便积极申报国家社科项目。有一天听闻，“邢老师说外语学院有个黄忠廉，上了项目”。可惜，当时我只知其名、读其书，却无缘结识。

1999年，我应邀加入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因主攻翻译学，就萌生了报考汉语博士的念头。曾想报考时任华中师大副校长的李宇明教授，可是他不久调至教育部任职。

郁闷之中，忽生一念：考邢师！犹豫许久后终于拨通了电话：“邢老师，我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黄忠廉，您可能不认识……”

话音未落，只听听筒那边传来：“哦哦，黄忠廉呐，认识，认识！”

闻此语，我也就不怯生了：“邢老师，我想跨专业考语言所的博士，不知考哪位老师好。”

“哦……那就考我的吧！”

那一夜，我久久未能入睡。先生的欣然同意，可谓“久旱遇甘霖”。

就这样，2002年我幸入师门。一入师门，我就问先生：“我从外语进入汉语，汉语本体研究不是强项，想做应用研究，把汉语成熟的理论用于翻译研究，行不？”不曾想，先生满口答应。

而当被我问及：“您当时连面都没见过，为什么会欣然同意收我为徒？”先生得意一笑：“你都教授了，文章会写，专著3部，国家和部级项目3项。读博，就是给你一次机会。”

2003年，华中师大百年校庆征文，我写就《幽幽桂北路》一文，给先生发去一阅。他很快回复，只改了一个字，境界却大变，并鼓励我：“你文笔不错，做语言研究要有文采。”

博士入学半年后，我交上博士论文《小句中枢全译说》提纲，第二章题目与论文题目重合，先生为第二章加了“概说”二字。我既羞愧自己粗心，全局意识不够，又得意于整体思路得到先生认可，于是放开写作。

两年后，论文初稿呈上，没多久，先生反馈八字：“相当不错，我很满意。”

    “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

师从先生，“鱼”儿多多，“渔”法更是独特。

先生问学从教，有许多经典名言。比如，阐明理想与行动关系的“抬头是山，路在脚下”，已成华中师大语言学系的系训和语言研究所的所训；又如，明己长短的“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强调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等等。

而最有趣和难忘的则是“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从教几十年，先生一直告诫自己：为师要做良师，先得是优秀的学者，再是得法的长者。

早就听同门讲，先生特别赏识善悟的学生。他本人即如此起家。年轻时，遇到《中国语文》刊发重要的语法论文，他都会拿来潜心“悟”读：作者如何抓题？如何展开？论述用何方法？用例有何特点？一一琢磨，一眼看文表，一眼看文里，学得形式，吸得思想，悟出为文之道。

训练学生的悟性，就是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先生把结论比作“句号”，把疑问比作“问号”，又把“问号”当作起点，引导学生走向“问号”。

1987年9月，先生第一次给汪国胜等三位硕士生上课，随机挑了《收获》上的一篇小说，要求他们反复阅读，发现问题。两个月后，三人各带来10个问题讨论，最后聚集“刚刚”一词，发现值得研究。

发现“刚刚”可究之后，先生又安排学生们找材料。时过两月，三人拿着大叠卡片来讨论。他又连连抛出问题，指导他们系统整理例句，最后分工，要求两个月后各自写出初稿再来讨论。

期末定稿为万字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先生再要求学生比较几次改稿，明白何处增删，何处修改。1990年，《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刊于《中国语文》，反响不俗。

华中师大语言所培养博士不强调上课，强调读与悟。先生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导师就是要导，既然是导师，就应该有能力独立指导。”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有助于传承，也利于学术独立。留任于语言所的沈威深有感触：“邢老师带博士生从来不统一上大课，而是坚持一对一交流指导。路上、办公室、家里是邢老师跟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

而“磨”，则是磨砺思维与写作的过程。发现可研究的问题，继续追问和写作，逼迫学生站在问题的起跑线上后，再需一问再问，步步追问，循循善诱，促其苦思、敏思、慎思，不断向新的“问号”逼近。

学生苦中寻乐，急中生智，一个个被逼出思路，逼出智慧。“自己研究自己生”，既“悟”又“磨”，先生训练出来的学生越来越会“生”，如李宇明、萧国政、徐杰、蒋平、汪国胜、李向农、吴振国、吴继光、储泽祥、屈哨兵、石锓等等。

    “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美丽的桂子山，幽幽的桂北路，每至黄昏，总会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此缓缓踱步。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邢福义先生准点户外活动了。他的作息有四个“准时”：准时起床，准时用餐，准时散步，准时就寝。

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省里，先生各种兼职不少，他为自己规定每年外出尽量不超过12次，怕挤占学术时间。1995年，东北师范大学约先生写《汉语语法学》，为了按期交稿，他规定每天写一千字，如果实在无时间，第二天得补上来。

数十年来，先生无寒暑假，不虚度节日，有媒体赞他是“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

自从我调离母校后，有时回汉开会或路过，想念先生，想去拜见，可遇上他疲倦或正忙时，也会吃闭门羹。而与先生见面，常常是先约好谈半小时，可聊起先生的兴致后，不知不觉就超时了。

听先生评点时事，分析业界，指点迷津，我们当然得意。可是离开后，一想到他又要“恢复”疲劳，心中有些愧疚。

一般节日，我们都只发邮件问候先生，只有重大节日，比如春节或教师节才拿起电话祝福恩师。每次电话总是要劝先生多注意休息，可他却说：“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先生惜时如金，不应酬，不娱乐，不享受，不轻易会客。2005年，语言所十余位博士答辩完毕，大家都有心请先生和其他答辩委员共进午餐，可先生仍然准时回家用餐，准时午休。

即便是散步，在别人是休息，在先生则是思考。沈威说：“每一次陪邢老师散步，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散步中，他跟我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邢老师说的一句话：理论的成立和完善都是需要大量语言事实来支撑的，做学问要‘不唯上’，治学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从先生身上我悟出两点，也曾以此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第一，做学问讲匀速，当持之以恒；第二，人文社科拼的是长寿，当劳逸结合。正是基于二者，先生成为最高产的汉语学者之一，不少学者耄耋之年或搁笔，或作品渐少，先生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在许多人的心中，“大器晚成”似乎是个褒义词，可先生却有“异见”，他认为“大器晚成”是某些懒人的借口。

不是常说“厚积薄发”吗？有鉴于此，先生发话：青年是人生创造的最旺期，切莫被“厚积薄发”所迷惑，“积一点就发一点嘛，大器就应该早成”。

其实，厚、薄、积、发之间，除了“薄积厚发”常常力不从心外，还有三种逻辑关系——薄积薄发、厚积薄发、厚积厚发，反映了由薄而厚、由短而长的过程，蕴含着学术的发展机制，也彰显了学者的成长规律。

“薄积薄发”，常见于问学之初，适于写小论文，先生即是典范。1955年的一天傍晚，才上大二的他在系资料室读到《语文学习》里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思考，便撰文投稿。

文章1957年刊于《中国语文》，邢先生时年22岁，大专毕业才一年。“文革”前，他在《中国语文》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几乎每年一篇。

随着积累由薄而厚，自然会走向“厚积薄发”和“厚积厚发”。“文革”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刊发过先生2万余字的长文，而刊于《中国语文》的文章字数均不过万。

人到中年，又恰逢国之再兴，先生的文章也随之晋级。1979年，《中国语文》第1期刊发了他万余言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此后基本如此，一部部皇皇巨著更是厚积厚发的里程碑。

在先生看来，学习是为了创造。读人书文，旨在写己书文。

先生曾说：“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先生的专业发展始于“偷师”——拜权威期刊要文的作者为师，既习内容，又悟方法，这是文章的起步；而系统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则需研读一部部著作。“文革”期间，他反复阅读、力求读透的书是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

先生边读边联系汉语，以证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斩获颇丰，并将其引入汉语语法研究，“文革”后的1979年著有《逻辑知识及其应用》。

逻辑思维是理论思维的集中表现。在书文成系列之后，创新思想或理论便呼之欲出。1995年，先生撰文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小句中枢说”，1996年将其演绎成《汉语语法学》，二十年间多次获奖，数次印刷，自2014年起开始修订，近期再版。

“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是先生矢志遵循的研究理念。

因此，先生践行吕叔湘的“务实”学风，坚守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文章接地气，力求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形成了“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文章九字诀”。

先生从不端架，不装高深，不玩辞藻，文清理通，句精思密，即使业外人士也不难读懂，也曾闻听有朋友评价恩师：“他好像用元语在写作。”

在先生看来，对事实缺乏发掘，理论创建便成空中楼阁。如何发掘，他有一套：从众多事实中发掘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规律，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理论问题，总结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根基，甚至就是其本身。

    “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

进入新世纪，先生越来越提倡学派意识。

学术成流派，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辟有学术特区；第二，创立标志理论；第三，特点鲜明，方法成套；第四，阵营壮大，稳定传承；第五，阵地高筑，自己发声。这一直是先生的努力方向。他创办《汉语学报》，经营十余年，位跃同类期刊前列。他打造“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外（语）、教（学）、计（算机信息处理）”六只脚，支起研究汉语的平台；而六个方面的研究人才不限于一地发展，而是散播于全国，乃至海外。

为此，先生身先士卒，告诫学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他反复强调要建立学术“据点”，由点出发形成一条学术路线，再扩展为根据地，开辟自己的学术领空。

“文革”以后，先生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以点带面，不断将逻辑方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蹚出语法研究的特色之路，成为汉语复句研究的权威。2001年，他出版《汉语复句研究》，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面对弟子一个个成长起来走向全国，先生虽有不舍，但热情支持。有一天，我提及这一话题，他欣慰地说：“树大要分叉，只要发展得好，我都高兴。”

先生甘为人梯，他在为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作序时写道：作为一个教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会走路和爬山，希望他们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

但是再怎么分，树与叉仍是一个整体。打造语言学研究强队，强调团队精神，一直是先生所致力的。他要求弟子“做蚂蚁，不做螃蟹”，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像一袋螃蟹倒在地上各爬各，一盘散沙。要像蚂蚁善于群体奋战，个体虽小，却能移大山。他要求摆对“品”字：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有才而不傲，不轻言跳槽。

有一年语言学系元旦晚会，先生为全体师生解说“众”字：一个团队，得做好“众”字。上面一人，下面两人，下托上，上带下；下面的人挤扁低身，是为了二人紧密团结，一起顶起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压扁抻宽，是为了关照着下面的人。

2007年盛夏，某天午后，与先生在校内邂逅，我鼓足勇气禀告：“老师，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有意调我去工作。”

“不要当跳蚤！”先生当头棒喝。

我一下子懵了。待我向先生汇报说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急需俄语力量，去后可能任基地主任，于我的翻译学方向发展有利，也有利于我爱人的发展之后，他又欣然同意了。

但是，“不要当跳蚤！”一直回响耳畔，时刻提醒我：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可以流通，但不能为跳而跳；二是在学术方向和选题上要坚守根据地，坚持在翻译本体和汉译语言等方面安营扎寨。

几年后，先生自豪地说：“从北到南，从哈尔滨到广州，你们（指邢门弟子）已贯通成一条线了。”

 2015年8月，我告诉先生，我与黑龙江大学八年工作合同期满，应邀南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时，先生依然支持我：“广外研究氛围不错，会有助你的发展。”

从“小句中枢说”到《汉语语法学》

对汉语语法中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和句子语气全面系统观察几十年之后，邢先生发现：“在汉语语法机制的形成和运转中，居于中枢地位的是小句。它能够控制和约束其他所有语法实体，起到‘联络中心’和‘运转轴心’的作用。”

1995年，先生便提出“小句中枢说”，并以之为基，1996年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汉语语法学》，因其语法体系和研究方法适切于汉语本质而广受业界认可。

2015年，《汉语语法学》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英译本将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走向国际语言学界。仔细研读后发现，《汉语语法学》建构了以小句为中枢的汉语语法学体系，令人耳目一新。

《汉语语法学》把语法描写得通俗易懂，既是学术专著，又可用作教材。综观其语法研究，至少可以学得“四法”：如何观察充分，研究事实；如何描写充分，揭示规律；如何解释充分，理论思考；如何哲学反思，总结方法。先生从事实到规律，从规律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方法论，善于从个性读出特性，又从特性读出共性，最后走向哲学。

得师法 创新说

20年来，我一直努力读透《汉语语法学》。当年深读，心得就多达200余条，后来更催生出自己的博士论文、若干个国家和教育部项目，以及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的选题。

总体来说，读《汉语语法学》心得有三：内容宏大精深，学用不尽；理论建构艺术，沿用不尽；表述浅近精巧，化用不尽。

1998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提出“变译理论”，就是“偷学”了《汉语语法学》的精髓。2000年，更是构建了简明的《变译理论》体系：“变译理论立说”“变译基本理论”和“变译主客体论”三编，受到国内外关注。

2004年，我创建《科学翻译学》“基本策略”“翻译简史”“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的学科框架。2009年，又推出《翻译方法论》，构建“翻译求似律”“全译方法论”“变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体系。

我将《汉语语法学》的核心理论“小句中枢说”植入全译理论研究，将《科学翻译学》某小节之下的一小点扩成博士论文《小句中枢全译说》。这在汉语界属于演绎研究，拓展了小句中枢说的疆域；在翻译界属于本体研究，深化了全译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我深迷其中，每遇困惑总会翻阅《汉语语法学》，每次翻阅都会找到新的灵感。2009年，我推出的《译文观止》有不少感悟均得益于此。

本文来源：光明学人  本文转自：汉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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