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应用人类学之二】周大鸣|应用人类学与社会评估

2017-10-07 周大鸣 应用人类学之夏


应用人类学与社会评估

                                            

周大鸣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一、经世致用:人类学的应用传统

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是一门通过人类学研究来解决发展、公共卫生、管理、工业等当中的实际问题的学科。也有人认为,人类学本身就是应用性的,因为它强调到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反映当地人的看法。而在理论层面上,即使没有直接从事发展工作的人类学家也给实践的人们很多启发。

在英法美人类学发展早期,一些人类学家就对知识和实践的结合有浓厚的兴趣,并形成和发展了“应用人类学”这一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20世纪30年代以来,很多学院派人类学家走出象牙塔,与从事公共管理、社会工作以及农业的专业人员进行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还有一些学者在学术圈以外的其他领域谋求职位,以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长期应用,这些领域涉及工业、农业、传统文化保护与法律辩护等。

发展领域是应用人类学家一直比较活跃的领域之一,他们最早开展的应用性工作是在非洲为英国的殖民管理服务。在非洲,人类学家研究管理者所感兴趣的一些课题,在管理者的要求或支持下为其提供信息或建议;此外,人类学家还参与到殖民地工作人员的培训当中。在美国,将人类学知识和专业技术运用于当地土著社会管理的是印第安事务局,这个机构发起了很多研究地方习俗、政治制度、土地占有模式及土地权利方面的人类学研究来为社会管理和发展服务。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学家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社区内部的卫生保健、私营企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题与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人类学家被看成是为管理人员或商业人员提供认识其工作对象行为的工具。二战以后,发展(Development),尤其是在新兴民族国家,日益成为其前进方向的指导思想。这为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扮演着发展顾问或发展机构工作人员的决实行活跃在发展领域。[1]

二、中国人类学家的应用研究与中国经验

作为一门西方舶来学科,自传入中国以来,“应用性”就是中国人类学的题中之义。发端于20世纪初期中国人类学伴随了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个历史进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境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学在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那就是和其他西方“科学”一起为中国的强盛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人类学在中国的肇始和当时新兴知识分子对国家强盛的殷切期望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第一批人类学者对学科应用意义的发掘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古典政治传统“经世”(Political Devotion)理想,又作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新传统传承至今,使当代中国人类学在继承学科应用传统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转型与变迁的时代背景,重新焕发了学科的光彩。人类学家们正凭借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去帮助人们适应变迁和推动社会合理发展。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也伴随着应用人类学的社会实践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人类学家参与到应用研究的方式也正在走向多元。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国际组织开始介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政府对于合理的介入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正是这种介入给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为许多发展计划和项目都明确提出需要人类学家的参与,在此基础之上得到中国应用人类学进入了它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人类学家主要通过与国际组织或政府组织的合作达成应用研究,以项目为导向,其应用研究领域涉及到农业、林业、环保、移民、社区发展、公共卫生、妇女、教育等主题。在发展类型上包括了增长型发展项目的发展计划(如扶贫项目),也包括了非增长型的发展计划(如移民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

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总结,现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有如下特点:

1、  应用研究的项目主要以境外资金为支持;

2、  现阶段应用实践的主要形式为评估和咨询;

3、 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的工作方法;

以上特点反映出应用研究与合作者的意图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一直试图规避流于形式化(Routine),注重对研究个案的反思,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得到提升。中国的应用人类学在积极反思“应用研究与政府国家关系”以及“中国实践本身的地方性”等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样一片拥有多元文化与族群以及漫长历史积淀的从事应用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富有吸引力的挑战。作为本土人类学者,如何避免挪用西方既有应用研究模式,需要我们对实践经验进行反思。笔者在对自己在中国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实践的经验进行反思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国进行应用人类学的实践有五大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即中国政府、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城乡差异、中国的区域差异以及中国的社会性别。这些问题不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未来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不可回避的因素。只有建立在中国人类学应用实践的多样化基础之上,反思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三、方法实践:田野调查与社会评估:

二战后,“项目”的概念成为发展活动的中心。所谓项目周期一般如下图所示:

图一:项目流程图

来源: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前面提到,社会评估和咨询(Project Social Assessment)是现阶段中国应用人类学家在应用项目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这往往需要人类学家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前往项目实施地进行实地工作并提出调查报告和意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追踪项目全过程,并为项目执行者和管理方提供意见和咨询。

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参与式发展。这一发展理念要求接受发展帮助的目标群体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之中并发挥作用。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培养他们对本社区发展的责任感,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的决策和选择,把发展当作自己的承诺,将外部信息、资金和技术等支持变成自己的发展动力从而最大程度地达到发展的目标。这一理念背后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基础上的赋权(empower)概念。

参与式发展项目的效果评估称之为参与式社会评估,就是从项目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分析其利弊得失,使项目整体优化,保证其顺利实施并实现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其运用的重要工作方法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Appraisal,简称PRA)就建立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之上,这种来自田野实践的方法强调对社区居民的逆向学习,同时不局限于固定的调查程序和问卷,调查者可以根据获取信息的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调查程序或内容;寻求多样化的答案,力求信息的丰富和全面;同时注意考察调查中信息体现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等。“PRA工具包”包括了访谈类、分析类、排序类、展示类、记录类、图示类、会议类和角色扮演与直接观察八大类工具,[2]通过各种评估工具,最终目的在于将当地人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让他们对项目发生兴趣和感想并谈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促进当地人自我分析、作出计划和采取相应行动。

PRA快速灵活,但在调查的深度以及与调查对象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存在欠缺。这就需要人类学传统调查方法的介入,如参与观察法等。人类学家与调查对象建构融洽关系的专业能力也在此得到充分运用。人类学传统调查方法与PRA工具,是应用人类学家进行发展项目社会评估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两架马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理念与参与式发展及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补,二者的互相借用和综合运用是实现人类学学科发展和人类学应用项目开展“双赢”的必经途径。

四、问题和讨论

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学者做了很多发展项目的“参与式发展”的社会评估工作,在田野中贯彻了人类学的传统和参与式原则,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不但如此,人类学者还通过参加社会评估,不断丰富人类学的知识,完善人类学的理论,积累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向社会展现了人类学的学科价值和独特魅力。

但是,关于应用人类学与社会评估,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并有待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

比如,在应用实践的参与方面,人类学家一般是应邀就项目对地方社区的影响展开调查研究,以评价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这类研究有时是在人类学家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一次性研究,为了开展相关问题的调查并在一定期限内为项目提供咨询,人类学家往往通过参与到项目临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中的方式进行应用实践。

这一参与方式带来两个后果需要我们警惕,首先,项目赞助方会倾向于把人类学家看成地方社区的代表,他们出现的目的是要证明“社区接受该项目”;更大的困难是,人类学家往往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参与项目,而是在项目出现问题后或规划制定后才加入进来。正如罗宾逊所言,人类学家经常被看作是“检查项目尸体的病理学家”,较少参与项目规划(Robertson1984294),这必然降低人类学的“应用”效果。

另外,在“应用什么”来改变社会、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二者如何通过“参与式发展”来实现统一,共同为地方社区的进步服务是走进田野走向应用的人类学者面临的问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时代潮流面前,人类学要做的就是怎样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更好些,更合理些。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要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应用价值,还要不断在社会评估等应用实践中进行反思,从而在理念和方法等方面作出更多的探讨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李小云主编:参与式发展概论,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周大鸣(1958—),湖南湘潭人,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多次到香港、澳门、台湾及加拿大、日本、荷兰、意大利等地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活动。研究方向为移民与都市化、族群与区域文化、人类学应用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建设等方面。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相关文章链接:

【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一】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

【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一】英美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之历史、争论与发展

【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一】关于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一】重建族群生态系统:技术支持与文化自救 ——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个案

【应用人类学之一】周大鸣:《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

【学术动态】2017 SfAA美国应用人类学年会直击

【学术动态】2017 SfAA美国应用人类学年会现场报道:路,传统和新方向


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特此说明

整理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欢迎读者指正。

本平台转发文章只供学习阅读之用,如需学术引用请查阅原文发表期刊或著作。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特此感谢陈刚老师推荐贵著全部文章在应用人类学之夏发布!


【应用人类学之夏】约稿事宜:知识的传播与分享是实现知识价值的有效途径,也是知识时代的一种有效的社会行为。小夏努力使应用人类学知识和成果得以传播,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仅作为束之高阁的学术成果。推广知识性社会公益行为是本平台的努力方向之一。小夏需要各位人类学学者、学生和广大人类学爱好者的支持和关心,我们期待着您的来稿,将您的成果分享给大家。投稿请寄745950123@qq.com,投稿请用word版本,若已发表,请注明发表期刊和年份期数。若是原创,敬请注明,我们将在平台上标注原创!再次感谢大家对小夏的关心和支持!


应用人类学之夏


期数:2017年第15期

总期数:第44期

主  编:王平

本期编辑:王平

校    阅:王平




应用人类学之夏微信订阅号:appyyrlxzx   

投稿邮箱:745950123@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